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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双喜:直面人生 ——刘庆和人物画散论

时间: 2009.9.24

初次看到刘庆和的作品是在1991年,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人物画邀请展》。我在他的画前看了很久,那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感觉,但离我很近,就在身边。

他画了一群都市的青年。我现在依然说不清这种感觉。但我看了刘庆和近年来的一批作品,我明白,刘庆和是一位真正的当代画家,他画的就是他对当代都市的感觉。 这种感觉也许我们都有,许多画家也有,但刘庆和不动声色地抓住了它,由此,切入了一个我们熟视无睹的世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空间。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化之树上的奇特之果,是浓缩了民族历史的人文景观,是生活方式的熔炉,是信息传播和时尚流行的源泉。无数的灵魂与梦想、光荣与卑鄙、豪华与清贫、奋斗与失落、欢乐与悲伤,都在这里聚集、生长、随风而逝。

说到刘庆和生活的北京,除了四合院里寒风中直指天空的枣树、故宫巍峨城楼下泛着月光的幽幽河水、冬日里北海冰面疾驰的冰刀,还有什么?印象里是满街蠕动的黄色“面的”、铃声响成一片的自行车洪流、无处不在的耀眼广告、不断延伸的环城公路、喧闹的市声、入夜灯光辉煌的饭店、大街上的人行色匆匆、私营商店里导购小姐露出商业性的笑容。

 然而在当代中国人物画中,我很少看到和感受到这一切。我不清楚是为什么,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画家喜欢画边疆、画农村(深入生活=去农村)。更有些画家,窗明几净,水清墨香,画不完的听雨赏雪、玩砚书蕉、意笔草草、笔精墨妙、浅酌低吟、相互叫好。

我知道,城市生活对于中国传统笔墨,特别是对于明清以来竞尚疏简的文人画,是个严峻的挑战。五十年代,一些虔诚的画家在传统山水画中嵌入电线杆、拖拉机、水电站、总让人感觉不是那么回事。

问题不在于城市中的直线多,人的衣服皱折少,乡村中的曲线多,茅舍乱树易入画。现代城市的人和景物,无论在色彩和线条上都空前的丰富。如果我们不把城市题材简单理解为城市风貌和时装的展示,那么,今天的城市生活,首先是个种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当代人的复杂心态。城市是现代社会的浓缩,中国画的现代化,从语言上讲,是笔墨传统的现代化,但这是伴随着中国画家对当代社会的思考和题材内容的当代化而发生的。已故的美术史论家令狐彪生前曾以陈师曾、赵望云为例,指出要冲破画的程式,可以从题材上开拓,在探索新题材表现方法的过程中,新的艺术程式就会伴随着诞生。事实上,建国以来新中国画的发展,与前辈画家在革命历史、民族风情、社会主义建设等多方面的题材开拓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特别是现代城市的剧烈变化,前所未有,许多原来的乡镇发展为新的城市。表现这变革时代中的城市,已成为中国人物画家无可回避的历史要求。作为一个青年画家,刘庆和选择了城市题材,知难而上,体现了他的艺术敏感和进取勇气。

刘庆和的作品,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反映当代青年的家庭生活。家庭是现代社会的细胞,家庭生活作为隐秘性的私人空间,在以往的中国人物画中很少见。我们看到的传统中国人物画(肖像画另作别论),由于被赋予了歌功颂德、人伦教化的社会功能,往往展示的是在公共空间活动的人,他们从事的也往往是政治、军事、宗教、礼仪庆典等公共活动。而人们在室内独处的家庭生活与心理状态少有人涉及。刘庆和作品中的人物,或静坐、或伫立,默默无言。但这无言之中,有一种莫名的气氛包围着人物,没有电视广告中那种廉价的温馨和欢笑,倒有一种淡淡的冷漠和木然。

这种相视无言的形象同样出现在刘庆和的一批描绘室外的大场面的人物画中。在《雨•雪》、《烟•云》之中,处于画面中心的青年男女,凝视着我们,所有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受,都在这静静的凝视中了然于心。街上的人匆匆走过,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几十年前那种热烈的、宗教般的情感纽带已不复存在。对于自我的关注超过了对于他人的过分关心,人们在不同的空间里做着不同的事情,就在这一派忙碌碌混杂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城市就在这平静的雨雪烟云中不断地扩展和延伸。

 刘庆和在家庭这一私人性的生存空间中揭示了社会性的内涵,在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中,呈现了个体之间的冷漠和理解交流的困难。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心理分析的意味,越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自传性肖像和说教性的群体活动,成为对当代城市文化的冷静研究,给我们一个视觉性的想象空间。

和刘庆和交谈,他似乎不太愿意多谈笔墨和材料,相对于城市精神和心态,他认为笔墨材料是从属性的技术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他忽视具体的艺术语言问题,事实上,他的作品中已经显露出一些相当个性化的方法与样式。他的大画,在经营与制作上,是下了功夫的。他认为过于简率的小品,笔墨无论如何精妙,对于表现复杂的城市生活,毕竟难以胜任。

在造型方面,刘庆和的人物在大的比例结构上是切合写生的,但具体的五官手脚刻画,却相当自由,并不是细节的精确,人物的轮廓有时和衣服、环境融为一体。这显示出他对人物造型的看法,他不喜欢过分古怪、扭曲、暴露、夸张的变形,这种畸形化的变形,往往形成漫画化的格式,失去生命的质感。但他也不想过分拘泥于写实(虽然学院式的素描造型对这一代青年画家来说并非难事),他的人物画不是一般意义的肖像,而是具有某种共性的类型化的人物塑造,通过人物与环境的组合,着重传达出明晰的时代气息。

因此他的人物表现相当自由,有工笔式的多层描绘,也有影像式的写意渍染。色彩也采用了一些粉质颜料,使之在中性的平和中,达到宁静的成熟,从而有别于传统中国画颜料的单薄和西洋绘画的强烈刺激。

我注意到刘庆和作品中的两个特点。一是空间的处理方式,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画面上都有界画一般精确的直线,如墙壁、阳台、电话亭、桌面等。但这种直线所表达的只是虚拟的空间,并不等于西方绘画中的三维透视。他的空间处理相当自由,不同的空间交错层叠,但其基本的思路,是将人物平面化。虽然中国古代人物就不同于西洋画,对体积的描绘,除了工笔渲染,主要是靠线条的组织达到前后遮掩的虚拟空间。但刘庆和的人物特别是渍染人物,已经衍化为一个平面化的影像而具有了某种符号性,从而使人产生超现实的幻觉,难以确认人物在空间中的位置,那种在空间中飘浮的形象,更强化了人在城市中的无根状态。

另一方面,在画面物体和人物的关系中,他不惜工力,深入刻化物体(如沙发、座椅、三轮车、金属栏杆),而人物却没有体量感,轮廓朦胧,似乎是空中凝成的一团烟云,这是否暗寓着画家对于城市物质与人的心灵的关系的独特理解?我从他的大面积渍染中,感受到城市所给予我们的无常与粘稠,那是用水化不开、推不走的,如同团团的烟云涌入室内,将我们无声地包裹起来。

可以这样说,近年来,描绘城市生活及城市人心态的人物画作品虽然不多,但并非鲜见。何家英对青春少女那种无言的惆怅与淡淡的愁绪,表达的细腻入微,富有人生变幻的永恒意味。王彦萍对个人心路历程的自我剖析,折射出现代都市人的焦虑。李孝萱的城市梦幻,具有梦魇般的荒诞,其中有着常人难以意会的狂怪率真。而卢沉先生很早就与蒋兆和先生一样,注意到北京市井小民的生活,他近期的《风雨近重阳》以多重的空间叠构、飘动的雨伞、匆匆的人影,揭示了市民生活的艰难、平凡与无奈。

 刘庆和的创作,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物画拓宽题材、深化思考、贴近生活的自然转变。这种静悄悄的转变也许不如慷慨陈词引人注目,但却扎扎实实地显示了中国人物画的深厚潜力。新一代的中国人物画家有可能走出“中西文化之争”的栅栏,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展开21世纪的中国画探索。

(原载1994年第2期《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