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4年2月25日
采访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采访/编辑:张文志
2014年2月25日,第二届CAFAM双年展正在紧锣密鼓地布展中,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策展人马楠也正在布展现场跟工作团队紧张工作着。工作休息之余,CAFA艺讯网对马楠进行了专访,介绍了此次策划《博物馆地下室》的大致情况,并分享了她对于“策展”的一些理解。
问:马楠,你好。此次CAFAM双年展是围绕“策展”这个概念展开的,从你策展人的角度谈谈你对“策展”这个职业的理解,对于一个展览来说,您觉得策展人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答:其实我对“策展”的理解在我这次策划的展览中有所体现,这次展览我这部分的题目是“博物馆地下室”。其实开始我有两个意向,一个是地下室,另外一个是关于海岛。如果我们把地下室里面这些物,这种庞大的物的海洋当作是海床的话,那么每一次物的聚合,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屿,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乌托邦。在我看来,策展就是处在岛屿和海床中间海洋的这个介质,策展是一直在边界工作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工作之所以有一定的“危险”,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平常可以看到的,或者说在概念和言词上面我们能够去叙说的这些界限,它其实是不存在的。策展一直在推演,在寻找,就像我们举着火把,在黑暗中行走一样,每次出来的光圈,它的形态是一直在变化的。
另外,我对策展还有这样一个感觉,之前有一些策展活动,真正策划部分的活动很早就已经结束了,之后大量的就是布展、联络这些行政工作,我一直是希望能够把策展的时间拉长,也就是说,我希望在概念推演,作品的创作时长能够拉长。此外,我不觉得策展人是艺术家、收藏者,也不觉得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一定有那么强烈的雇佣关系或者甲乙方关系,我觉得我跟艺术家的工作方式比较像是在共同创作。
问:这一届双年展大的主题是“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你是怎么解读这一主题的?你策划的“博物馆地下室”这一部分又该怎样解读?跟这个总主题有什么互动关系?
答:“无形的手”本身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说法,谈这个就会牵扯到艺术背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作为无形的手这样一个隐含的意思出现在大家的话语和讨论里面,我和其他五位策展人都分别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某一个主题。我的这个板块,题目叫“博物馆地下室”,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无形的手”整个概念的提出,其实是暗含了我们对于体制批判,对于艺术市场,对于艺术生产、知识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些东西一个批判性回顾的一个态度。那如何去回应这样一个批判态度呢?我觉得,美术馆、博物馆、地下室,它其实就是博物馆自身境遇和现实的一个镜像,它是一个反转,也就是说,在博物馆展示区域里面,人跟物的关系,包括我们看待物的这种观察方法,其实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面,都有一个反转,一个戏剧性的反转。因为在展示区域里面,物其实是被分类的,它被定格在那儿,这个物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排列,但是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面,物呈现出一种更自然、更散漫,甚至更混乱的一个状态,在这里,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没有办法用一个固定标签去把它给钉牢。也就是说,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面,物是呈现一种更自由的状态。如果说在展览区域里面,物是作为名词出现的话,那在地下室的区域里面,物是作为一个动词的状态,还没有被定型。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策展理念去讨论关于艺术、艺术品、艺术生产,重新把这些物跟物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包括在地下室的状态,人跟人的关系进行一个戏剧性的呈现。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这个部分,用了很多“先在文本”这样一个概念,就是pretext,pretext既可以被理解成先在的一个文本,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借口或者说是一个由起吧,就是我选中的这些先在文本,其实它都多多少少跟我要传达的概念会有关系。
问:这次双年展由六位策展人策划了六个主题展览,这是一个尝试,您策划的这一部分跟其他板块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互动呢?包括在展览理念、场地运用、展览呈现等方面。
答:首先从展场上看,我跟安吉拉(AngelaJeradi)的展区是在一起的,我们都在三楼的B区,其实这是馆里面很有特色的一个区域,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它层高很高,上面又有一个外形像蚌壳的自然光区域。当时我选到这个区域之后,我很兴奋,因为我感觉,每一次展览,其实它应该跟空间是要发生关系的。我跟安吉拉是在这个区域里面一起来工作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跟她之间也有过比较多的沟通,包括第一次在央美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总的题目,我们也都分别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这个场域的划分,我们是抓阄的,这个也不是特别安排的。从展厅现场来看,我跟安吉拉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安吉拉可能自己经营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可能她喜欢比较安静的、比较干净的这种方式。而我本来就做博物馆地下室,所以里面会有堆放的、丢弃的、未成型的非艺术品状态的这些作品。
问:您这个展览板块的参展艺术家大致情况是怎样呢?现在展览也即将开幕,在展览推进过程中,您是怎样与艺术家们合作来展现这个板块主题的?
答:这次我邀请了六位艺术家,展出的都是他们的新作,而且这次合作方式有点不太一样,通常的方式是策展人提出理念之后,艺术家提供作品,而这次展览,是大家在一起交流碰撞,一起来推演一些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会得出一些意向,这些意向就变成我们的一些灵感,我们从这些灵感和问题意识里面找到一些先在的文本,然后我跟艺术家一起针对这些先在文本进行再创作。在这次合作中,我们也不是策展人和艺术家这样的称法,我们列了一个演职人员表,我们这群人,有点像是闯入者,所有人都带着各自比较松散的身份进入到地下室这个空间。比方说我就是构作,我是编剧;艺术家石可,他就是道具,因为他作品的状态比较像地下室的一个情境,那个情境里面观众怎么样去看,大家如何去理解,是一个非常有生产性的一个过程;王家浩本身是建筑批评家,他会针对目前都市营造的一些方案以及历史上一些经典的建筑案例进行一次重新批判式的思考和历史的追诉,最后会给出自己一个非常有煽动性、一个世界构架的新想法,他把地球作为他的一个工作目标,他如何去重新分配地球上的资源和人,他像这个邪恶小星球的一个推销员,所以他的职位是公关;另外有一个声音艺术家,他本身也是文字工作者,叫打油,他长期以来的工作内容就是文字书写和声音艺术创作,所以这次他也会作为声音编辑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在我们的剧组里面。
问:这次展览策划,从确定展览主题到实施布置,这个过程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呢?比如说经费的安排,与艺术家之间的协调,布展进度的控制等。
答:这种大型策划项目,其实会有很多锻炼人的地方,比方说经费的运用,比方说大量艺术家中间的协调等。我觉得这次展览,可能是因为整个策展的理念,我觉得我的自由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而且压力也没有前几个展览那么大。可能是因为这次是以策展作为这次展览的主题,立场和态度就变成这次策展活动中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是有很大自由度的。然后,我这次选的艺术家,其实都是我长期以来有合作,而且一直有在沟通和聊天的艺术家,所以我们大家的关注点、问题意识相当于有一个铺垫。我们之前的这些交往让我们这次的合作比较顺畅,再加上我这边的艺术家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的学术能力,都带着很强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来的,所以就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有困难。但是现在,就这个展场、布展、工期等等这些方面,感觉是有点赶,有点紧张,一个是由于中间隔了个春节,然后大家都不上班,真正我们可以开始工作的时间其实就非常有限,所以现在你也看到,我们大家每个人员很急在赶工,能够希望在开幕之前,给出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状态。
问:在策展的学习道路上,您是科班出身,然后这个展览又与国内外这么多优秀同行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感悟?
答:我觉得这次是挺新鲜的一种经验,因为一般展览的话,都是一个策展人,然后这次是六个策展人一起,又分别策划自己的这一部分,但是在展览的场地、资源共享方面,甚至有一些策展人在艺术家的挑选方面,都有重叠的地方,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协调,如何去沟通,然后如何去分享自己的策展理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然后,国内策展人和国外策展人,我觉得大家的工作方式和面对的情境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国内做展览的方式也挺不一样,比方说这次,我来央美做展览,我很早就做好准备,我有自己的工作团队,从制作到运输,到现场的布展设计等等,我都有自己的一个团队,那他们国外的策展人可能就不太适应这种方式,因为通常在国外做展览,他们是有一个美术馆,美术馆里已经匹配好了各种行政、技术人员,所以他们来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吃力,但是国内的策展人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国内策展人和国外策展人,我们后来大家在一起聊天,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外策展人他们可能会在策展理念提出之后,策展文章和论述出来了之后,他们的工作就基本上结束了,我是比较享受策展人一直在工作现场,和布展方、工人、艺术家一直在现场持续工作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国内和国外策展人不一样的地方吧。
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展览现在已经策划得差不多了,现在进入到布展调节的阶段,在整个活动当中,您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答: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煽情,我是真的很感谢馆方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信任。这个展览过程中,其实跟主办方需要协调很多方面的工作,在协调的过程中,肯定就要有一些概念要流失,然后有一些不可实现的部分,但是这次展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馆方都非常信任我们,能够尽量地配合我们的想法,而且也都没有干预,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没有干预我们的策展理念方面的东西以及展览结构上面的一些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