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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波:错考、上告、补考——我的跌宕考学路

时间: 2014.4.11

我考附中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而且还充满了戏剧性,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长。

1958年,我在武昌任家路的工人子弟学校上学,当时我的父亲在钢铁厂做机电安装师的工作,因为工作调动,我们一家要搬到南京,我也要办理转学,从武昌工人子弟中学转到南京二十三中。就是在离开武昌这个学校时,当时美术老师的一番话坚定了我考中央美院附中的理想。

我在武昌工人子弟中学的美术老师叫黄乐生,是个湖南人,是个非常热情而且非常有个性的美术教师。黄老师跟我感情非同一般,虽然我去的时候那个学校还是新的,开学三个月以后这个美术老师才来,实际上我跟他接触也就是后面的两个多月再加上一个寒假。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墙报做的很好,问是谁画的,我说是我,他说要成立一个美术组,让我下课以后去他办公室,就这样我成为他这个美术组第一个成员。那时候黄老师很年轻,我就在课余时间和星期天跟着他学习,一块到外面写生,一定意义上讲,他是我真正的美术启蒙老师,而且跟他建立起一种超乎一般师生的情感。我准备离开武昌任家路子弟中学的时候,他很动情,他对我说:“孙景波,你要是学画的话,你能学好的,我建议你初中毕业以后你去考一所学校,这个学校的名字叫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因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预备班,你考了那个学校,你再考中央美院就比别的学校去考好得多,你记住我这句话”。当时离别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真的都哭了。

1959年初中毕业填志愿时,我想起了黄老师的这一句话,就写信报考了,不久就收到了附中的回信:“孙景波同学,中央美院附中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你还可以考虑报考其他学校”。因为美院附中招生比其他学校早一周,我失去了这个机会,心里特别难过,可我对黄乐生老师的那句话念念不忘,我也不知道附中是个什么样的学校,但我特别这个老师给我的推荐。那年我就决定不考了,父母也没办法劝说我,我就回到了马鞍山父母亲身边,在家自学、画画,也帮着家里做点家务。

到了1960年春天的时候,因为上一次我吃了教训,这次开学3月份我就把作品寄到附中去了。过了不久,我收到附中给我的回信,说已经收到我的报名作品,但现在还没有开始筹备招生工作,不过我考试的资格肯定是有的,让我等待他们的通知。我回到南京二十三中跟着毕业班的同学一起温习文化课,当时学校也有一个美术组,我也参加了美术组,还当了半个辅导员,后来发现有些同学出去考试了,比如考浙江美院附中、南艺附中。我怎么还没有得到消息呢,于是我给附中发了一封挂号信,问我什么时候在哪个考点参加考试,得到的回信却是央美附中考试正在进行中,我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消息给我的打击太大了,一夜没睡,那晚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坐在他家里,一夜没合眼。我决定告他们一状,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400多字,一封电报发到了中央美院党委。这次不是我的错,我不能承受附中招生工作失误给我带来的这种伤害。很快我就收到了美院给我的回信,这个电报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孙景波同学,速去上海戏剧学院沈金声老师处补考”。当夜就坐船去上海了,夜里十二点一个钢铁工人把我领到了戏剧学院门口。

当时浙江美院附中和中央美院附中在那里联合招生,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考试结束,沈金声老师让浙江美院附中的两个老师来我监考,素描、色彩考完了以后,这两个老师给了我一张沈金声留下的纸条,是接下来创作的考题。我看了之后问这两个老师,所有考生都是提前一天拿到考题吗?那两个老师很有意思,神秘笑了笑,说沈老师看了你的素描、色彩,让你好好准备一下。我一听就明白了,我的素描和色彩考试应该说成绩挺好的,我一定是被看好的。但我跟监考老师说,我希望明天随便考我什么,我从小画画,我觉得我什么题材都能应付,这样我觉得也更公平一些。第二天考试,给了我一个题名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在东北参加过抗日、剿匪这些革命工作,我就画了两张创作,第一张是肖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挎着枪,一个军人的形象;第二张画的是剿匪年代在大森林里围着一个火堆在烤火。交卷的时候,我记得浙江美院附中的两个老师找我谈话,还给我了一张表,我一看上面写的是浙江美术学院附中,他们跟我说中央美院附中今年在上海的考生特别多,他们只取十名,竞争很厉害,但你考我们学校的话就很有希望。我跟浙江美院附中的两位老师说这怎么好,一个人做事情怎么可以三心二意,实际上我觉得我已经能上央美附中了,既然他们想来挖我说明我在那边也挺有希望的。两个老师笑了笑就把表格收回去了,这两个老师给我的印象也特别好。后来是沈金声老师给我口试,问我考试自我感觉怎样,问我要是考得不好有什么打算之类的,但沈金声老师最后跟我说,你基本上被录取了,回去也可以不考虑其他学校,说看了我的成绩单,文化课也不用补考,因为我当时的成绩单还是1959年的,语文、数学、几何、历史分数都挺高的,他对我的文化课分也很相信。就这样,我被口头录取了。

考完回到家,一直等到8月20号左右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又着急了,我得上北京看看,要是真没录取,我就在附中当模特。我父亲也拗不过我,最后给我30块钱,坐了两天火车,半夜三更到的北京,我还记得下火车的时候鞋还掉了一只,我就光着脚挑着行李,其实也就是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从北京老火车站一路问到隆福寺大街78号,快晚上11点的时候,敲开了附中的大门,当时门房李大爷特别可爱,胖胖的,也没问我要什么证件就接待了我,把我安排在三楼的学生宿舍。我看到楼道里丢了很多附中的作业,画的布鲁特斯这些石膏头像,估计是毕业同学留下的,我一看,傻了,这么好的画都扔了,我画的哪有这么好,我肯定没考上。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教务处上班了,我就去问,一查我还是录取了,他们昨天才把通知书寄出去,说既然你来了就安排入学吧。

我是这样进的附中,我这种故事可能是附中历史上的唯一。为我一个人补考这种事大概没人遇到过;考完以后直接通知考生基本被录取了,这件事可能也是唯一的。附中五十年校庆的时候,我在校友的代表大会上讲过这段故事,当时沈金声老师坐在第一排,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也证明我没有辜负老师当年的信任,我很努力学习到今天,那时候我已经是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

——根据孙景波口述整理/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