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附中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而且还充满了戏剧性，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长。

1958年，我在武昌任家路的工人子弟学校上学，当时我的父亲在钢铁厂做机电安装师的工作，因为工作调动，我们一家要搬到南京，我也要办理转学，从武昌工人子弟中学转到南京二十三中。就是在离开武昌这个学校时，当时美术老师的一番话坚定了我考中央美院附中的理想。

我在武昌工人子弟中学的美术老师叫黄乐生，是个湖南人，是个非常热情而且非常有个性的美术教师。黄老师跟我感情非同一般，虽然我去的时候那个学校还是新的，开学三个月以后这个美术老师才来，实际上我跟他接触也就是后面的两个多月再加上一个寒假。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墙报做的很好，问是谁画的，我说是我，他说要成立一个美术组，让我下课以后去他办公室，就这样我成为他这个美术组第一个成员。那时候黄老师很年轻，我就在课余时间和星期天跟着他学习，一块到外面写生，一定意义上讲，他是我真正的美术启蒙老师，而且跟他建立起一种超乎一般师生的情感。我准备离开武昌任家路子弟中学的时候，他很动情，他对我说：“孙景波，你要是学画的话，你能学好的，我建议你初中毕业以后你去考一所学校，这个学校的名字叫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因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预备班，你考了那个学校，你再考中央美院就比别的学校去考好得多，你记住我这句话”。当时离别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真的都哭了。

1959年初中毕业填志愿时，我想起了黄老师的这一句话，就写信报考了，不久就收到了附中的回信：“孙景波同学，中央美院附中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你还可以考虑报考其他学校”。因为美院附中招生比其他学校早一周，我失去了这个机会，心里特别难过，可我对黄乐生老师的那句话念念不忘，我也不知道附中是个什么样的学校，但我特别这个老师给我的推荐。那年我就决定不考了，父母也没办法劝说我，我就回到了马鞍山父母亲身边，在家自学、画画，也帮着家里做点家务。

到了1960年春天的时候，因为上一次我吃了教训，这次开学3月份我就把作品寄到附中去了。过了不久，我收到附中给我的回信，说已经收到我的报名作品，但现在还没有开始筹备招生工作，不过我考试的资格肯定是有的，让我等待他们的通知。我回到南京二十三中跟着毕业班的同学一起温习文化课，当时学校也有一个美术组，我也参加了美术组，还当了半个辅导员，后来发现有些同学出去考试了，比如考浙江美院附中、南艺附中。我怎么还没有得到消息呢，于是我给附中发了一封挂号信，问我什么时候在哪个考点参加考试，得到的回信却是央美附中考试正在进行中，我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消息给我的打击太大了，一夜没睡，那晚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坐在他家里，一夜没合眼。我决定告他们一状，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400多字，一封电报发到了中央美院党委。这次不是我的错，我不能承受附中招生工作失误给我带来的这种伤害。很快我就收到了美院给我的回信，这个电报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孙景波同学，速去上海戏剧学院沈金声老师处补考”。当夜就坐船去上海了，夜里十二点一个钢铁工人把我领到了戏剧学院门口。

当时浙江美院附中和中央美院附中在那里联合招生，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考试结束，沈金声老师让浙江美院附中的两个老师来我监考，素描、色彩考完了以后，这两个老师给了我一张沈金声留下的纸条，是接下来创作的考题。我看了之后问这两个老师，所有考生都是提前一天拿到考题吗？那两个老师很有意思，神秘笑了笑，说沈老师看了你的素描、色彩，让你好好准备一下。我一听就明白了，我的素描和色彩考试应该说成绩挺好的，我一定是被看好的。但我跟监考老师说，我希望明天随便考我什么，我从小画画，我觉得我什么题材都能应付，这样我觉得也更公平一些。第二天考试，给了我一个题名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在东北参加过抗日、剿匪这些革命工作，我就画了两张创作，第一张是肖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挎着枪，一个军人的形象；第二张画的是剿匪年代在大森林里围着一个火堆在烤火。交卷的时候，我记得浙江美院附中的两个老师找我谈话，还给我了一张表，我一看上面写的是浙江美术学院附中，他们跟我说中央美院附中今年在上海的考生特别多，他们只取十名，竞争很厉害，但你考我们学校的话就很有希望。我跟浙江美院附中的两位老师说这怎么好，一个人做事情怎么可以三心二意，实际上我觉得我已经能上央美附中了，既然他们想来挖我说明我在那边也挺有希望的。两个老师笑了笑就把表格收回去了，这两个老师给我的印象也特别好。后来是沈金声老师给我口试，问我考试自我感觉怎样，问我要是考得不好有什么打算之类的，但沈金声老师最后跟我说，你基本上被录取了，回去也可以不考虑其他学校，说看了我的成绩单，文化课也不用补考，因为我当时的成绩单还是1959年的，语文、数学、几何、历史分数都挺高的，他对我的文化课分也很相信。就这样，我被口头录取了。

考完回到家，一直等到8月20号左右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又着急了，我得上北京看看，要是真没录取，我就在附中当模特。我父亲也拗不过我，最后给我30块钱，坐了两天火车，半夜三更到的北京，我还记得下火车的时候鞋还掉了一只，我就光着脚挑着行李，其实也就是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从北京老火车站一路问到隆福寺大街78号，快晚上11点的时候，敲开了附中的大门，当时门房李大爷特别可爱，胖胖的，也没问我要什么证件就接待了我，把我安排在三楼的学生宿舍。我看到楼道里丢了很多附中的作业，画的布鲁特斯这些石膏头像，估计是毕业同学留下的，我一看，傻了，这么好的画都扔了，我画的哪有这么好，我肯定没考上。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教务处上班了，我就去问，一查我还是录取了，他们昨天才把通知书寄出去，说既然你来了就安排入学吧。

我是这样进的附中，我这种故事可能是附中历史上的唯一。为我一个人补考这种事大概没人遇到过；考完以后直接通知考生基本被录取了，这件事可能也是唯一的。附中五十年校庆的时候，我在校友的代表大会上讲过这段故事，当时沈金声老师坐在第一排，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也证明我没有辜负老师当年的信任，我很努力学习到今天，那时候我已经是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

——根据孙景波口述整理/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