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波，196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4年毕业后到云南美术家协会工作，文革结束后考回中央美术学院并毕业留校，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孙景波对附中有着极深的情感，考学之路亦是非常执着，上世纪90年代讨论附中存留之时，他据理力争，保证了附中教学的继续。现在身为美院教授的他，仍关心着附中教学的发展与改革。

采访时间：2014年4月2日
采访地点：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办公室
采访：张文志
责任编辑：朱莉

问：听您讲了当年您考中央美院附中的经过和故事，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估计没也没几个人像您这么执着吧？

答：有的，有的连续考几年的都有，很多考的次数比我多，但是像我如此戏剧性的可能就我一个。第一次报名晚了，延长一年待家里，这个有好多，但我把学校给告了，告了以后还让我考试了，这个可能真不多。我想现在我们一些教学机构能不能容忍这样的学生，对这种事，他们首先会打一个问号，这个学生是不是被别人撺掇着来告的吧，既然把我们告到美院去，我们就不理他，可以说他当时报名成绩我们认为不太好，我们是为了爱护他，少花路费，一句话就可以过去。但我当时那么激烈的反应，美院立刻把这个事告知了附中，附中也觉得确实是工作中的失误，没有采取任何推衍塞责的手法，而是抱着公平招生的态度，给了我一次特别特殊的机会，这让我对附中当年的机制充满了感激。我的这种经历也揭示当时办学仅有五年的中央美院附中在国人心中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一所美术中学，在当年那帮年轻孩子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可能你们这代人没有办法理解。

问：您那个时代，美院附中在教学上是个什么情况呢？比如教学模式、课程设置这些方面。

答：这就要解释一下附中当年的情况了，附中是在徐悲鸿创导下建立的，而且为附中挑选一位优秀的校长——丁井文，丁校长接任以后就决心把它办成最好的学校，为此他到苏联去考察列宾美院附中。一个初建的学校在教学、课程结构设计、师资准备等方面都没有经验，必须去摸索。万事开头难，他到了当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美术学院附中考察。而且丁井文校长在那次出访期间还带回来一批苏联列宾美院赠送给他的学生素描作业，这些素描作业影响范围不仅是中央美院附中，甚至影响到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甚至影响到全国的素描教学。在师资筹备方面，丁校长引进了一批有才华朝气的教师，比如当时业务组组长孙滋溪先生，主力教研有赵友萍、王德娟、高潮、卢沉、马常利、谭权书等。六十年代来自美院而在附中任教的教师，在创作上跟美术学院的中青代不相上下，他们被分到附中感觉有一种落差感，因此在创作和专业研究上憋着一股劲，是一种比留在美院的老师要做得更好的劲头。

我在附中的那个年代也是附中最具活力的年代，那时的附中创作了一大批经典作品。我当时到附中，孙滋溪先生正带着一批附中的老师在创作《当代英雄》，这件作品表现出新中国建设的自豪感，接下来孙滋溪先生还画了《天安门前》、《两个小八路》等作品。赵友萍的《百万农奴站起来》、马常利的《大庆人》、卢沉的《机车大夫》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附中期间创作出来的。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里成长的，而且当时丁井文先生还不满足于此，他聘请社会上的名流到附中来给我们做客座，不是讲座，是给我们上课。而且附中当时课程设置的内容很丰富，几乎美院所有的课程对应在附中也会有，附中除了把素描当做造型基本功最重要的一个课程之外，它色彩教学当中有水彩、油画、水粉，中国画教学当中有人物有白描、写意、工笔的训练，山水也包括工笔山水和写意山水，此外还有书籍设计。

问：您刚才讲到附中在课程设置上基本上是跟美院对接的，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重复，一个石膏可能在附中就画得很好了，到了美院又得画一遍，觉得这是一种浪费，附中应该在教学上跟美院这边拉开一点距离，对这一方面您怎么看？

答：我是这样看的，有这种感觉的学生多少有点幼稚，孔子有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没有一个画家画了一次像，这辈子人物问题就解决了，绘画基本功需要大量的反复训练。比如说附中也教解剖课，到大学不用再教了吗？听起来它的内容会相似，但在初级和高级阶段的理解是不同的，附中的训练相当于一次浏览，引发你今后到那个学科进一步地深入，因此大量的课程是需要重复的，熟能生巧，米开朗基罗还研究了一辈子人体呢。

问：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感触，我在美院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很多课程都是本科、研究生一块上，不同学习阶段获得的知识也是不一样，包括老师对作业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答：对，比如说一部小说，少年时代读不了《红楼梦》，读了又能读懂什么呢；到了青年时代，开始谈恋爱了，你再读会被它的一些男女之情感动得流泪，这是青年的理解；到了中年你再读，发现不仅是男女之情，这里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内容；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再读，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人际关系、年轻人感情问题，甚至从里面发现了一个时代、一个制度、一个社会面貌的构架，甚至会提供很多人生的哲理。知识都是很经典的东西，好的作品是经典作品，这些东西每一次接触都会让你从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是从更高的层次吸取新的东西。

问：我们现在讲美院附中在1978年复学，也就是从六十年代文革开始就一直处于一个停止办学的状态，您知道当时附中是个什么情形吗？

答：我是1964年从附中毕业的，其实在1964年，文化大革命潜在地快来了，当时我正准备考中央美院油画系，传出来一个消息，因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思想不正确，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求关停整改，关门、停止招学、整顿、做教学改革，我们这一批人在1964年就失去了进中央美术学院的可能性，这批学生百分之八九十都把附中的学习经历弄成了最终学历，谁都没想到这次关停整改会延续到14年以后。那段时间也是附中很灰暗的时期，文革期间年轻人被激发的盲目革命热情对学校有很大的冲击，批判老师，批判校长，我的一些小学友们在那样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做了很多让人心酸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附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师生关系也被整坏了。

有一个小故事，附中毕业后我分到云南工作，1968年我到北京搞外调，因为我是外地的，无所芥蒂，我就回到母校看我的老师，回到附中发现有的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心里非常难过。我去拜访了丁校长，当时他被关在美院附中的学生宿舍里，一个学生偷偷告诉我，“老丁”想见你一面，说你当年在附中挺调皮的。我就到关禁闭的学生宿舍见他了，旁边还有两个学生看着他，开始我觉得氛围有点尴尬，还是丁校长替我解了围，说我虽然被隔离了，实际上是同学们在保护我，不这样的话谁都可以拉着我去斗，现在倒是挺安全的。这事给我印象很深，在文革那样严峻的情况下，可能极少数学生冲击过丁校长，但随后就被那些深爱他的学生保护起来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还可以以隔离的形式来保护老校长。

问：附中这种中等美术教育，以前毕业可以直接进入社会工作，现在似乎只剩下升学这一条路，您觉得附中在以后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答：我们国家靠文凭来检验人才这个标准，对我们社会来讲是一个悲剧，在人才方面不看质量只看程序，我觉得是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整体失误。很多人不读到博士就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父母对他们的供养，现在本科毕业大约二十四，读完博士最早也是三十，这时还不能完全独立。现在的大学，如果没有硕士文凭就不能当老师，解放初那个时代，李桦、叶浅予，都是近代艺术泰斗级人物，什么文凭都没有，齐白石是个木匠，徐悲鸿就能一锤子把他定为教授。那时候不是看文凭，而是看他们在创作中，在学界当中的实际影响。当然，现在这个环境和整个教育背景也跟建国初有很大的不一样。

现在看中央美院附中，还是处在一个别的学校无法比拟的优秀时空环境中，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它的生源可以来自全国各地而非一个省份，其生源很多都是从小喜欢绘画，也都是比较自信的。此外，在文化艺术中心，学生受到的熏陶也远强于其他地域的中学。再一个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老师，仍然是全国最好的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附中还是要保证自己教学向前推的状态，附中的学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最重要的生源，他们入学以后也应该起到一个引领性的作用。当然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像，心态上也比过去浮躁，甚至现在一些后现代的靠观念的创作也会影响到学校的一些课程设计，这个问题不仅是附中的，也是当代美术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问：现在，艺考是一个热点，有不少学生、家长，在高中阶段发现通过普通高考很难考上大学，临时学习美术，以此作为一个进入大学的捷径，这种情况可能附中不常见，但社会上确有此现象。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答：这要看孩子的天赋和兴趣，有的孩子确实从小沉迷于绘画的创作兴趣当中，可能在整个青少年的学习阶段对其他课程不感兴趣，这不能说明他没有成为成功艺术家的可能性。历史上很多艺术人才可能从小就偏执某一方面的爱好，使他们在其他课程上显得不那么优秀，这种现象在专科学校还不是一个个别现象。

现在一些家长看孩子文化成绩不好，觉得美术还能发展成为一技之长，就从高中一二年级开始放弃文化课，做一些美术类的考前训练，这确实很不幸，是美术教育当前面临的灾难性东西。现在一些考前训练能把一个头像、静物训练得滚瓜烂熟，实际对美术并没有兴趣。我在考试当中问过学生，问你怎么会考美院呢，说是他爸让考的，文化成绩不好，只有考美院了。我记得美院在80年代后期讨论过这种现象，当时美院招生把文化课压低到低于二类大学，一些学生分数不高也进入美院，这种情况大约到1987、1988年以后美院就解决了。有老师认为别的功课不好，理解能力也变得差，同时也听不进去意见，应该说中央美院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开始逐渐地把文化课的分数线放高，这件事情随后也逐渐影响到全国。

问：有一种传闻说是附中在以后可能会撤销，您觉得这会是真的吗？

答：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就讨论过，1994年前后，中央美术学院决定中转办学迁校，这个时候就讨论要不要把附中也带过去，于是在美院领导层里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还要办吗？有没有必要继续办下去？当时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提出来两个问题，第一，学画不一定要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第二，1953年建附中是为了保证美院的生源质量，当时是全国唯一的，但后来各个重点学校都办附中，当年只有央美附中一所，现在数以百计，因此中央美院不再缺乏具备美术基础能力的学生。从这两个角度讲，中央美院附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因此建议取消，赞成这个建议的包括当时的院长、党委书记。很多附中毕业的老师也倾向于迁校后附中不再继续办，而是统和师资回到美院来。

当时我在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说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现在确实能得到百倍于以前具备中等美术教育素质的生源，中央美院附中是面临一个被淘汰的大前提，那淘汰规律是什么？应该是末位淘汰，如果这个学校办得很差，不能承担它的使命，那它应该被淘汰。那次开会我带去一本书《中国美术五十年》，是文化部检阅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中国美术创作成就的一本书。我查阅其中的一些作品和作者出身，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美术创作，选取的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和在那任教的老师，这种例子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也说明中央美院附中办学是很成功的，要淘汰也不能淘汰这个发展最成功的。

有人说美术学习不必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反问在座的人哪个不是从小就对美术有爱好，而是高中要毕业了才懵懵懂懂想起要考美院。我们都是五六岁就喜欢美术，那时候都渴望有这样一所学校能让我们进去接受专业训练，走一条比较顺畅的道路。我在那个会上还提到另外一点，我说丁书记把这样一个问题交给我们讨论，可能忘了会在我们心中引起多大的纠葛。我说丁书记你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雕塑系的曹春生、孙家钵也是附中毕业的，我是壁画系主任，也是附中毕业，版画系主任广军也是附中毕业的。附中对美院是有功的，参加会议三分二的人都是附中毕业，而且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现在的教学骨干甚至是领导。后来有人说是你孙景波一席发言把附中给保留下来了。

附中对美院来说，它培养的学生保证了中央美术学院基本的生源质量，另一方面在那里锻炼了一批有教学经验的青年教师骨干，有的转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结构中来。比如文革后，附中的老师十之七八被美院吸纳，因为十四年美院没有招生，美院的师资力量空缺，当年的附中教师几乎全部回到了中央美院，如孙滋溪、赵友萍、卫祖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到附中的教员随着时代变迁也从附中调回美院来，充实各系的专业教学，比如刘小东。所以我说附中对中央美术学院是非常重要的，今后的办学肯定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