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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李纲谈《废墟》展及其水墨情怀

时间: 2014.4.30

2014年4月13日-5月11日,由王璜生任艺术总监、杭春晓策划的“废墟——李纲水墨方式再解组”展览在广州时代国际单位艺术中心举行。此次展览是李纲继2012年个展《传模移写》后的又一次大动作,表达了艺术家对当代水墨艺术的新思考和新的理解。

与我们熟悉的形式感极强的抽象水墨实验画不同,李纲此次借由《废墟》展带来全新的展览面貌,涵盖影像、装置、水墨画、行为、观念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示了李纲继“丢掉毛笔进行水墨实验”之后,又一次大胆的创作实验——“放弃单纯的宣纸画”,用“提、取、转、换”的概念,再次解组了自己的水墨创作方式。

采访时间:2014年4月18日
采访形式:电话采访
采访人:朱莉
整理:叶圆凤
编辑:朱莉

问:广州国际单位艺术中心可能以前比较少在我们的视野中,我是第一次去,这次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渊源和契机,过去那边办展览?

答:广州国际单位艺术中心已经开馆一两年了,“CAFAM未来展”在那边巡展过,也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展览,其定位比较当代。我个人与广州时代地产集团有很深的渊源,也曾经协助他们建立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国际单位艺术中心的成立我也有所参与。而我这次之所以选在这里举办个展,我是看重了场馆的可塑性,可以让我肆无忌惮地按自己的要求来布置作品。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与我展览的主题十分吻合的地方,场馆旁边就是农民工博物馆,场馆还保留农民工在广州生活工作原貌,与我展览主题“废墟”中的社会性有某种契合。

问:去年7月份“废墟”展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首次举办,这是第二站,和那次相比,展览的内容有没有变化或者调整?

答:主题内容基本没有变化。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是第一次展出,没有太大的把握,因此可以看做是尝试吧,但是最后反响很好,获得了西安人民的好评,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而这次展览在主体上增加了一些细节,如影像的体量,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和观众的互动环节,就是号召广州人们给我捐赠一百块砖头,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收录到一些信息:砖头的来源、捐赠人的心态以及当地人对艺术的看法。同时,我还会在广州开展四场公共教育活动,让他们走进美术馆通过互动直接感受当代艺术。

问: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次展览的题目“废墟”呢?这个词语有很多双关的意义。有社会的、文化的多重含义,同时也影射了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很多问题。

答:我是借“废墟”这个概念来剖析我在水墨创作中语言转化的路径。这个词有几层的含义,第一是社会性,这是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在城市化进程中,废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物;第二是文化性,面对“废墟”,我们的心态是彷徨、焦躁,但是社会在前进,废墟的产生也无法避免,那么如何面对过去和未来,因此“废墟”实际上也是文化的一种载体;第三是艺术性,因为我一直从事水墨创作,我的情结是在水墨上的。在艺术性上,我如何运用图式与构成和语言的转换表达我的心理变化?第一个展厅用废墟现场表达我们的焦虑、烦躁,第二个展厅用程序化、博物馆式的陈列方式表达一种庄严的仪式感,第三个展厅通过具体实物转换的联系,抽象的画面出现,第四个展厅还原砖头本来的形状,但材料和展示及观看方式改变了以后,又产生一种诗化的舞台感觉。所以,我用这些方法来表达自己艺术产生与升华的过程,思考着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的转换问题。

问:您以前的创作是大花鸟写意,2000年左右开始变法,扔掉毛笔进行水墨实验探索。当时这个转变源于一个什么契机?为什么是扔掉笔而不是其他改变?譬如使用综合材料,或是转变水墨绘画语言?

答:这与我面临的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我的艺术创作经过了从极度自信到极度不自信的过程,也就是从怀疑、否定、重新认识到开始新的创作过程。我5岁就开始学习画画,爷爷是当地著名画家,因此我从小就励志做画家,我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教育,但是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国外各种思潮涌进中国的特殊时期,开始对原有的知识有所怀疑。1989年到回到美院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画,我近距离临摹了很多中国的经典名作,再一次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也深知自己根本无法在古人经典上超越,于是有一种无助的心态。之后我尝试用新的媒材和形式进行水墨探索,可以说是实验水墨吧,我最后采用了比较笨的方法,把中国最有表现力的笔扔掉之后进行创作。我把最有表现力的工具扔掉以后,我还能干嘛?我还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因此一路走来,我一直在思考语言转换和艺术创作方法论的问题,包括如何用媒材和技法呈现我所想要表达的思想等等。

问:从您最新的“废墟”展览来看,无论是创作形式、创作方法较之以前都更加宽泛了,跳到水墨之外来看水墨,这样的思维转变也很跳跃,您又是怎么得到启发的?

答:因为我长期在美术馆工作,接触了许多经典艺术和最先锋的艺术表达方式、媒材,所以美术馆的工作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认为艺术是开放的,所有的艺术语言都是思想的载体,技法和手段不可能独立存在。展览“废墟”上的作品,我创作了三年的时间,我希望用最好的方法来呈现我的艺术创作之路,我对文化的思考以及我介入社会的方式。所以我采用行为、影像、平面和装置,比较综合的方式来表达。

问:这次的展览,同样涵盖了一部分抽象元素的水墨作品,但因为有了很多的铺垫,行为、影像、装置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之前人们习惯性的形式主义审视,这正是您努力希望实现的结果。那么仅仅在形式主义的范畴内,为什么让您觉得还是有局限性的?

答:其实我到现在还在继续画花鸟、做抽象水墨、做影像。我们这代人很难改变的宿命是,在潜意识里表达东方传统美学和精神,所以无论是画花鸟还是抽象水墨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花鸟画得非常好,品格非常高,也是能代表东方精神的。我觉得艺术家可以采用所有形式,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或者有感觉的媒材,对于我来说,我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水墨。

问:您展览的四个部分“提取转换”,前三个比较好理解,有内在的逻辑性在内。最后一个部分“换”,用纸浆复制一模一样的100块砖头悬挂,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

答:主要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采用不同材料来复制原物,材料和观看角度改变了,那么性质也随着改变。另外,就像平时讲故事,如果把其写成小说,那么就成为一种文化,我希望通过这种记录方式,变成文本流传下去,同时表达程序也能够前后呼应。

问:杭春晓老师认为您的这一系列创作行为,表面上是水墨形式的视觉改变,实质却是水墨历史的认知改变。您是怎么理解他所说的这个“认知改变”的?这是当代水墨艺术的一种出路吗?

答:艺术家和策展人的性质不同,我是艺术家,自然是通过水墨的方式和对社会的介入来表达我的思想;而策展人可能从美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艺术家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创作,可能通过批评家的解读恰恰能解决某些问题。

问:当水墨不再成为一种古典审美的寄托材料,也不再去延续西方语境下的形式主义表达,那么,当我们对水墨艺术的关注转向其发生过程本身,水墨就到达一种没有边界的行为了。您认为这种消解水墨既定概念的尝试,其意义何在?

答:我的创作受到潜意识的影响,所以我认为理论方面的东西不是艺术家所思考的问题,应该是评论家的事。如果我们把水墨狭隘化,那么无法做出好作品。艺术家要有开放的心态,通过各种介入社会的方式,表达我们对时代的思考,表达我们的情怀,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和水墨艺术,这才是艺术家所要考虑的问题。

问:现场的研讨会上,有的评论家认为杭春晓老师作为一个策展人和批评家,过多地介入到艺术家的创作中,使展览的形态有所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事实上,您认为他影响到您的创作思维和创作方法了吗?

答:我是美术馆的从业者,我对美术馆的运作了如指掌,对于一个好展览的呈现也是有把握的。当然,今天这个展览如果策展人不是(杭)春晓,可能展览效果不会是这样。艺术家和策展人的方向不同,在呈现上我会尊重策展人的意见,对我的展览进行更好的调整。一个好的展览一定不是孤立的,是艺术家、策展人和美术馆共同营造出来的。

问:当代水墨现在是艺术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包括在国际上重要的博物馆也在陆续推出很多水墨展览,例如大英博物馆的《现代上中国水墨画展》,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水墨艺术:中国当代水墨画的前世今生》,您认为产生这样的热潮是源于什么原因?您是怎么看目前的当代水墨艺术以及它在国际上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讨论、关注当代水墨,最应该关注它的那些方面的发展?

答:我不是特别关注这方面的信息,我从事水墨创作已经二十年,而不是说因为环境因素突然有所转变。水墨热可能是水墨发展的必然趋势,或者说是资本介入的需要,这些和艺术家的创作没有关系。

现在大家对当代水墨的讨论存在很多误区,我觉得不应该把其孤立,它只是一种媒材。当代水墨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没有当代语境做什么都不能称作当代,我有水墨情怀,因此在当前背景下自然而然成为了当代水墨的探索者。总之我认为媒材不应该是大众考虑的方向,对艺术的理解,艺术家的责任感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好,那我们回到这次展览。这个展览大厅展出了您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建筑、废旧砖块,这个艺术方案还会持续下去吗?

答:我会把征集来的一百块砖,重新编号存档,再转化为平面,并用纸浆复制,以此来增加我作品的社会参与度。如果展览巡回到其他地方展出,我还会持续这个计划,因为社会的参与也是我进行公共教育和艺术推广的方法。

问: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或者展览计划可否提前与我们分享一下?

答:创作想法很多但都不是很成熟,因为作品需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和形成的过程。展览计划目前还没有确定,但下一个展览一定会进一步延伸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