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专访

时间： 2009.10.30

采访时间：2009年9月28日
采访地点：佩斯北京画廊
引子
9月26日下午5点，张晓刚2009年新作个展“史记”在位于798艺术区的佩斯北京隆重开幕，现场人潮涌动，非常热闹。张晓刚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家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作品所承载的个人经验与群体性公共经验耐人寻味。

从80年代的“手记”系列到“大家庭”、“绿墙”由关注个人化体验转向关注个人与公共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公共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现实境况。张晓刚的艺术就像当代艺术的影子始终缠绕着我们、跟随着我们，并长时间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这种吸引力源于他的艺术与历史和记忆始终保持着的关系。张晓刚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艺术发展足迹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并行，他的创作从未间断过同历史与记忆的紧密联系。

1992年，张晓刚在他的创作中找到了这种历史和记忆的主体，这个主体并非来自任何外来或虚构的想象，而是艺术家本人与归属于他自身的文化。这个时期以后，在张晓刚创作的《大家庭》、《失忆与记忆》、《绿墙》等系列作品中，这个主体的形象开始不断地在画面中成为历史和记忆的体验者和见证者。

从一开始的血线、光斑、泪痕到后来的遥远的天际线和穿越画面的高架电线，以至室内极易为人们视而不见的灯绳和电线等，艺术家用细枝末节的痕迹传达了抽象历史与具象生活间微妙的联系。他以一种拥抱历史的态度提醒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在这种抽象又具体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

2004年以后，张晓刚开始了摄影作品的创作。这些摄影画面其中有他熟悉的生活场景或环境，也有一代人所熟知的老电影故事的瞬间。在这些随意但又与记忆暗藏着联系的画面上，张晓刚用日记的方式记下自己在拍摄时的感受。

本次展览，他延续在2004年开始的《描述》系列摄影作品中所采用的“记录”手法，将自己创作时产生的大量思想和感受，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在印有草图的钢板上。他用光洁的钢板代替了传统的画布，当观众走到光洁如镜的钢板前，细细端详艺术家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创作时，他们毫无疑问还会看到镜面中反射出来的自己的形象，与画面中带有历史性记忆的形象重叠在一起，借此将当下的主体引入到历史当中。

记者：您本次展览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张晓刚：其实这个展览的想法，基本上是“修正”展览的一个延续。这个想法，也是这几年我一直比较关注的，比如跟“记忆”相关的主题。我好像是在做一个关于记忆的东西，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快，导致我们的记忆不断地流失，很年轻就开始怀旧等等。因为我是一贯比较关注记忆的，所以这个想法也是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人们在快速变化的生活状态下，记忆和失忆与我们现在面临的种种快速变化的状态，产生心理上的一些反应，跟这些相关的等等问题。从前一个系列“记忆与记忆开始”，到后来的“里与外”，发展到“修正”，再到今天算是有一个延续或者是一个深入。我希望把这个主题持续下去，到一个相对比较深的状态，看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

记者：您本次参展作品的创作构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晓刚：我去年在纽约的佩斯画廊做了一个“修正”展。那个展览展出的主要是传统的架上绘画。我从05年开始做了其它的一些材料，比如摄影，摄影和文字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那么这个展览，就想把我的绘画跟文字结合在一起。这个想法有很久了，一直到去年年中的时候确定下来用幻影材料，就是跟镜子有关系的材料。后来由于镜子易碎，运输各方面的问题，就改用镜面的不锈钢板来做作品，通过镜面的材料加上丝网印、加上油画、加上文字的书写，组成成一个新的平面作品。以这个想法作为基础。同时我也一直在尝试做立体的东西，大概已经有三年了。我做得很慢，也没有对外公开。我想通过这次展览把这些想法一起来完成。我也没有把它当成雕塑，只是用不同的材料来表达。从去年开始，这几个作品同时开始进行，这一年下来。

记者：谈一下您本次展览作品的创作感受。
张晓刚：现在看到这个展览就是分两组：一组是平面的，一组是立体的。但是我做作品跟一些艺术家不太一样，我不是一个观念艺术家，我不会先想好一个观念，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铺好了，做出一个装置就成了，我的想法从开始就是一种感觉的状态，中间要反复地推敲，还要反复地实验，所以浪费了很多材料。我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寻找感觉。从找到感觉以后，一直到进展场之前还在变。就像一种生命流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会生发出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这些角度对“记忆”进行创作的过程。

记者：在本次展览的作品中，您将自己创作时产生的大量思想和感受，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在印有草图的钢板上。并用光洁的钢板代替了传统的画布，您在创作中，将文字加入到画面的过程有哪些困难？　　　　
张晓刚：这次的作品和过去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文字的东西加强了。我试一试换一种材料说同样的故事是什么感觉。我想达到一种书写的感觉，留下一些个人的痕迹。但这样也把自己弄得很辛苦，画完了画还要写，等于还要留一半的时间写作。我等于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因为是《史记》，我不能去抄书，我想我得真实地记录我心里边的感想和我的一些体会等等。比如我画十五张画我要写十五篇日记，在绘画上。我回到了一个真正写日记的状态，而不是我先有一个稿子抄上去，这样就相对简单了。我想尝试一下，写日记也能像我画画一样，是一种创作的状态，就是完全换一个思维去创作。我想试一下，因为写日记不可能有草稿。那么就在上面写，每一件作品下来都是一篇日记，那一篇日记写的就是那一天的真实想法。很痛苦，比我画画还痛苦。毕竟画画还是轻松得多，写东西不是我的长项。原来想得很简单，就是我可以写一些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后来发现不行，可能人就是这样的，你写着、写着就抽象了，越来越抽象，写到最后两天，基本上我自己开玩笑说：像摇滚乐歌词一样的。就是写到那种抽象性的感觉，感受性的文字。我就开始把一些我读过的，或者是我喜欢的歌词写在了上边。就是有什么想法，画的画之类的，增加了书写的感觉。我想把这个展览弄得都是回忆的，书写性很强的一个展览。不像原来在《大家庭》那个时候，很经典的作品。我就想把它弄成一个在路上的感觉，你看到了什么就把它描绘下来的状态。它不是一个结果式的展览，它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要尽量做到位，也是一种反省的状态。

记者：您从去年11月到现在一年办两个展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两个大型展览您觉得有压力吗？
张晓刚：是的，我觉得“佩斯北京”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同时这个展览也是所见过的最大的画廊。这次展览也是我有史以来布置展览最累的一次。

记者：您本次展览使用“史记”这个词有没有想过会遭来别人的质疑，毕竟《史记》在中国人心中已经处于那样一个位置？
张晓刚：我觉得倒是无所谓，它英文的名字就是记录，史记可以记大事也可以记小事，我可以记些小事。

记者：您的展览为什么会以“史记”做主题呢？
张晓刚：因为我画的都是和记忆有关的一些主题。但实际上这种记忆并不是完全要恢复一个真实的历史，只是一种个人的记录，仅此而已。

记者：在09年胡润百富榜中，您在中国艺术家中排名第一名，您怎么看待当下艺术家与价码挂钩这样的情况？
张晓刚：这肯定与市场经济有关系，现在也是一个数字时代，人们更愿意相信数字，而不愿意相信相关的传说什么的。数字可以让人把握某种东西，但我并不这么看，我绝得排行并不是一个标准，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标准，它只是一个数据的统计，它和人的社会学方面和学术界方面的意义是不能划等号的。

记者：在当下这个大环境里，您觉得艺术家所坚持的东西和原来有没有改变？
张晓刚：希望在方向上不要改变，可能在方式上会做调整。毕竟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市场经济时代，不是80年代。所以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时代的方式、方法。

记者：外部的变化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张晓刚：影响我觉得不是一个突然的影响。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比较慢的人，我觉得我总在跟着生活跑，但却永远都赶不上生活的步伐。一直生活在一个错位的状态里。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生活已经往前走了一截了，而我又去反思。就这样反反复复。追求当下的东西肯定不能成为我的目的。

记者：看您的作品总有一种怀旧与伤感的感觉，您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是怎样的心情呢？
张晓刚：我在画画的时候是很平静的心情。画家在画画的时候考虑最多的是技术，怎么把造型反映出来。其实很多想法是在动手之前与完成以后的事，在画的过程中，如果你流着眼泪画是画不好的。

记者：看您现在的作品与之前相比有些变化？
张晓刚：我没有刻意改变，我想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感受，当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走过一段路了。我觉得这样自然一些。

记者：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当您的画卖到100美元一张的时候，您的心里有些不踏实，当卖到100万的时候又觉得有点虚幻，您现在还会这么想吗？
张晓刚：现在没有这么想，那是前两年市场刚刚起来的时候，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把创作做完。原来对市场不懂，现在依然不动，但是也不想去想它了。

记者：您觉得生活在当下的艺术家最该关注的是什么？
张晓刚：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最好也不要有一个的标准，当下的艺术家应该自由的创作。

记者：我看过您的一幅作品，金色的光芒照耀着天安门，您能谈一下那幅作品的创作感受吗？
张晓刚：那是93年的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有些迷茫，看到天安门也感觉很亲切。最想画得就是天安门，于是画了三个天安门。你说的那幅黄色的是其中的一幅。

记者：您参加这几天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60年”这个展览没有？
张晓刚：我自己不知道，听别人说有我的作品，估计是他们从其他地方借的作品吧。

记者：您与“记忆”还有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晓刚：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能直接地去面对现实的人。我比较习惯反省，在反省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是一个在逃避的人，包括我的艺术都是这样，我永远在选择一条逃避的道路，比如说大家要面对时尚的、现实的东西的时候，我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我本能地想要采取逃避的方式，至于逃到哪儿呢?我选择逃回“过去”。但是，我又不是别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历史主义艺术家，因为我要从历史里逃回来，我在不断逃跑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始终都游离在回忆和现实之间。我在现实中生活，但是我在享受我的记忆。我在表达我的记忆，但同时我在看生活、体验生活，我处在这么一种状态中。

记者：您似乎总是喜欢关注事物背面的东西?
张晓刚：我不是观念的艺术家，我不靠知识来创作，我靠体验来创作。体验现实造成的一种心理上的感应。包括文化体验和现实体验，我是这样来创作的。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跟体验有关。

我总要关注事物的背面，我长期以来习惯于有距离感的事情，去观察或者是去体验现实、物质等等。所以我关心事物的背面到底是什么?有一个人过来的时候，我可能也同时看他的投影是什么样子，我属于比较阴静的艺术家，相信梦幻、直觉这些东西。所以我做不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做不了时尚型的艺术家，就是这个意思。

背后的东西也是双重含义的。一个是它对事物表面之下本质的东西，一般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最本质的东西不是我追寻的，我要追寻的是它后面所代表的东西，或者是由什么东西影响的。我不会去关注公共价值的东西，我也不会过分地迷恋个人价值的东西。我关心的是公共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产生的影响，这其实也是我《大家庭》系列基本的一个主线，《大家庭》不是简单地去怀旧，也不像西方人说的反叛、意识形态、独生子什么的，跟这些都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我一直要关心的是：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生活在这个现实里边，你和这个社会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你和这个公共标准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事物的背面，其实也就意味着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人、孤立的群体，或者是一种现象，它总是与周围生物事物有联系，有原因的。当各种各样的原因影响到这个人、这件事，或者是这个群体时，它会形成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这个感兴趣，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

其实我一直要关心的特定前提是中国人，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里边，个人与这个社会之间是种怎样的关系，个人和公共标准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这是我所关心的?在于事物的背面，其实也就意味着，个体、团体、或者是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跟周围有发生关系，因此而导致的境况。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创作《绿墙》系列的呢?
张晓刚：我为什么要画《绿墙》这个系列呢?从《大家庭》之后，我开始回到个人生活空间、私人房间等这些在过去那个年代大家认为比较美好的风景，其实都是有种个人的幻觉在里面。我画那些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风景，翻开那些画报你看，当时中国人认为最好的风景不是原来认为的名山大川，而是红旗、拖拉机、工厂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跟人的理想有关系。所以，实际上，中国人对风景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意识形态化的。

反过来讲，人也能感觉到意识形态对其私人空间与家庭环境的影响。从我父母的房间就可以看到，他们一直保留着绿墙的习惯，那个沙发怎么摆，每一样东西，每一个沙发旁边的茶几上面放什么东西都非常讲究。原来我不懂，后来慢慢的理解了，它变成了一种生活美学，这种美学由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公共的、传统的、个人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生活空间和美学环境。我从前年开始表达这个概念。于是有了“修正”这个概念。

记者：您的《绿墙》、《大家庭》与之前的《手记》三个系列作品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张晓刚：我创作《手记》的时候非常个人化。后来画到一定的时候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它太个人了。后来又到《大家庭》变得相对公共化一些，这个阶段过了以后，我就想把这两个东西重新调整一下，所以有了《失忆与记忆》这个想法，好像个人的东西又增加了，但是通过个人的生活去感受，它会影响以后的个人生活。后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有时候，可能公共的东西多一些，有的时候，可能个人的东西又多一些，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永远是在这里边寻找平衡。包括所使用的很多生活物品，你都能感觉到社会和它发生了一种很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个人和公共之间永远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展览里边，另外一些立体的都是和个人相关的，我把它陈列起来。《史记》展览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记录，而是对过去的生活或者是什么记忆残片的记录。实际上，我现在又回到了过去《手记》的那个时期，重新寻找一些与个人相关的，或是公共相关的线索，然后加上我今天对文化和现实的一种体验，从而形成了一个作品，一种状态。

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两张画对我来讲很重要，对我个人来讲，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在我决定要转变的时候，我会有一两张画要把它画死掉，画到我自己都很恶心，觉得找到那个感觉了，第二张画就不一样了，轻松了很多。后来成熟了，这种感觉就弱了。最早从《梦幻》到《手记》之间也有一段，现在在我手上有一幅作品，那幅作品我从表现主义最后画成了超现实主义，那个画画得那么厚，就是为了寻找感觉，画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最后转到了《手记》。之后又从《手记》转到《大家庭》，中间有一年的过度。在1992年的时候又完全停笔一年，让自己处于一个休克的状态，把内心腾空，然后开始往里面装东西。在1993年的时候画了一批比较有实验性的，也就是后来挺有市场的那一批，毛主席与叶帅的肖像这一批，包括《天安门》，其实那是一些孤独的东西。在《大家庭》系列中也有画得非常艰难的，直到后来，把感觉找到了，才有了后来圣保罗展览的作品。

记者：圣保罗那次展览对您有哪些影响?
张晓刚：那次展览对我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的运气太好了，我刚刚找到感觉，机会就来了，我刚刚找到感觉，画了两张就受到圣保罗的邀请。后来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开始慢慢地发展了。我有一个习惯，在画画的同时会有很多的奇思怪想，有一些想法我会把它记录下来，但是不一定去画它。包括本次展览的作品，大概在97年、98年草图就已经出来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怎么表达，就先放在那儿了。十多年后才开始有感觉，于是把它重新弄出来画，画到现在。

记者：您觉得80年代的“乡土绘画”对您有哪些影响?
张晓刚：我跟乡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画乡土。其实“乡土”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只是因为教育的原因，有一点乡土的感觉。后来更多受影响的还是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到现在都有。

记者：谈一下您与“佩斯北京”合作的感受?
张晓刚：刚开始。因为像这种超级画廊怎么合作，我也不知道，没有经验，也没有人告诉我。他们主动来找到我，肯定有他们的理由和想法。我关心的问题，不是说跟他们合作价格可以卖得更高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更国际化或者是更尖端化的，因为他们代理的艺术家都是大师型的艺术家，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挑战，通过跟他们合作可以体会到很多东西，也能体会到很多过去体会不到的。到现在我们合作不到两年的时间。我能跟佩斯走到一起，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北京要开画廊，所以我跟冷林开玩笑讲，我是跟“佩斯·北京”合作，不是跟佩斯合作。因为“佩斯·北京”和“纽约·佩斯”是不一样的，“纽约·佩斯”代表着过去，代表着过去的美国和历史的关系，“佩斯·北京”则代表着未来，还代表着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当他们决定要到北京来开“佩斯·北京”，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这是真正的中国的艺术和世界格局之间形成一种很紧密的关系。它是一个平台。当然这个平台的基础是由佩斯来做的，但是表演的时候是四九年以来的中国。我觉得这样才有意义。如果只是说佩斯在北京开一个中转站，搜集作品或者是搜集什么东西，那还是纽约·佩斯的想法，所以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冷林呢?因为对中国来讲，他们毕竟还是不了解。跟他们接触多了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比较简单。有冷林和中国艺术家积极参与佩斯，而且在北京798这个地方做展览会很不一样。

记者：您怎样看待艺术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张晓刚：市场不用我去操心，市场由画廊去做，他们是专家，我一直跟画廊关系是很近的艺术家，我很少自己去经营，去弄，我也不会。所以我觉得我的运气很好，我总能碰到好的画廊，他们帮我运作。我觉得艺术家还是专心搞创作比较好，尤其是像我这样做作品又慢，你再去分心做其它的事情，就更慢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分工，一百块钱，大家一分，分了以后，你也轻松，他也轻松，你也可以活得很专业，他也可以活得很专业。你要想把另外五十块钱也拿到手，就得做他的工作。

张晓刚，1958年出生于昆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现生活工作在北京。多次参加国内外的艺术展览，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馆、画廊、以及私人收藏。他的作品是当代艺术所蕴世故的中国情境的最佳体现。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的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这种对社会、集体以及家庭、血缘的典型呈现和模拟是一种再演绎，是从艺术、情感以及人生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

重要展览

1985年参加在中国上海及南京举办的“新现实主义油画”展览。

1989年作品《遗梦集》在四川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参加在中国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1991年参加在美国加州亚太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不与塞尚玩牌——中国前卫艺术展”。

1992年参加在中国广州中央大酒店展览中心举办的“广州 • 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作品分别在北京、广州、重庆、沈阳、上海、南京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中展出。

1993年参加国际巡回展“后89中国新艺术大展”；参加在澳大利亚悉尼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毛’走向波普”展；参加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美术馆举办的“首届亚太地区当代美术3年展”；参加在中国成都四川美术馆举办的“九十年代中国美术——中国经验”展。

1994年四幅《大家庭》组画作品，取名《血缘——大家庭》参加巴西《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获铜质奖。

1995年参加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参加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圣莫尼卡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新艺术”展；参加在德国汉堡国际千万艺术中心举办的“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中国新艺术”展。

1996年作品在德国、奥地利、波兰、丹麦等地巡展，展览名为“中国！”；参加在英国爱丁堡果菜市场画廊举办的“追昔——中国当代绘画”展；参加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亚太地区当代美术三年展”；参加在法国巴黎法兰西画廊举办的“四点交会：中国1996”；参加在中国北京国际艺苑举办的“现实：今天与明天——96中国当代艺术”展；参加在中国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

1997年3月应邀赴香港领取由英国Couut’s国际当代艺术基金颁发的“当代亚洲艺术新人奖”；参加瑞士巴塞尔举办的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参加在捷克布拉格美术馆举办的“来自中国的面孔和身体——中国新艺术”展；参加在新加坡美术馆举办的“引号——中国当代艺术”展；参加在中国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参加在新加坡斯民艺苑举办的“红与灰——来自中国的八位前卫艺术家”展览；参加在葡萄牙里斯本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新艺术”展览；参加在中国香港Schoeni画廊举办的“8+8-1-15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展；参加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作品《血缘：大家庭1997》在中国北京中央美院画廊展出。

1998年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中国新艺术”展；参加在比利时多斯登德当代美术馆举办的“马格利特与当代艺术”展；参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国际当代艺术收藏展”；参加在中国成都上河美术馆举办的“首届上河美术馆收藏展”；参加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作品《血缘：大家庭1998》在中国台北汉雅轩画廊展出。

1999年作品《同志》在法国巴黎法兰西画廊展出。参加在美国旧金山LIMN画廊举办的“1999中国新艺术”展；参加在比利时Namur艺术中心举办的“面孔——国际当代艺术展”；参加在中国沈阳东宇美术馆举办的“99开启通道：东宇美术馆首届收藏展”；参加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香港等地巡展的“蜕变与突破——中国新艺术”展；参加在美国旧金山LIMN画廊举办的“新千年的新现代主义：当代亚洲艺术洛根收藏展”。

2000年参加在美国纽约MaxProtetch画廊举办的“张晓刚2000”展；参加在中国成都成都现代艺术馆举办的“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参加在韩国光州；举办的“人+间：第三届光州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参加在法国鲁耶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参加在美国蒙克莱大学美术馆举办的“超越束缚”；参加在法国班里哥弗郎索瓦•密特郎国际文化中心举办的“当代中国肖像”；参加在法国阿密庇加底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参加在中国上海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首届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举办的“20世纪中国油画展”参加在日本宇都宫美术馆，新汤县民会馆举办的“亚洲当代艺术邀请展”。

2001年作品分别在上海美术馆，四川省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展出；参加在法国巴黎法兰西画廊举办的“是我,是我们”展；参加在中国上海艺博画廊举办的“学院与非学院”展；参加在中国上海艺博画廊举办的“最初的形象——当代纸上作品展”；参加在挪威奥斯陆艺术家中心举办的“煲——中国当代艺术展”；参加在巴西举办的“第三届Mercosul双年展”；参加在英国伦敦红楼轩画廊举办的“梦：2001中国当代艺术”；参加在中国成都成都现代艺术馆举办的“成都双年展”。

2002年参加在法国巴黎EnricoNavarra画廊举办的“14位中国艺术家/中国制造”展；参加在韩国汉城汉城国家现代艺术馆举办的“Babel 2002”展；参加在湖南长沙美仑美术馆举办的“时间的一个点：在长沙”；参加在中国昆明上河创库车间举办的“长征”；参加在法国北京卡丹艺术中心举办的“巴黎——北京”；参加在中国深圳深圳美术馆举办的“观念的图像：2002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参加在中国广州广州博物馆举办的“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参加在中国广州广东美术馆举办的“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参加在中国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图像就是力量”；参加在美国纽约SidneyMishkin画廊举办的“回忆：战后的艺术”；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家之家举办的“东+西：中国当代艺术展”。

2003年参加在法国巴黎法兰西画廊举办的“失忆与记忆”。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来自中国的艺术”；参加在韩国汉城Artside画廊举办的“中国：3个面孔3种颜色”；参加在中国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举办的“打开天空：当代艺术展”。

2004年参加在中国香港香港艺术中心举办的“时代的脐带——张晓刚绘画”。参加在泰国曼谷唐画廊举办的“中国，现在”；参加在中国上海沪申画廊举办的“超越界线”；参加在中国上海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上海双年展”；参加在台湾台南第雅画廊举办的“面对面”；参加在法国马赛马赛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身体中国”；参加在湖北武汉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武汉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参加在中国上海沪申画廊举办的“世界三艺术展”。

2005年参加在中国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起飞——OCAT当代艺术典藏展”。

获奖情况

2004年获得在武汉、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由美术文献杂志策划的《武汉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文献奖

1997年3月应邀赴香港领取由英国Couut’s国际当代艺术基金颁发的“当代亚洲艺术新人奖”

1994年四幅《大家庭》组画作品，取名《血缘——大家庭》参加巴西《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获铜质奖。

重要收藏

2005年《大家庭2005》被英国伦敦新泰特美术馆收藏。《大家庭No12005》被管义当代美术馆收藏。

2004年《大家庭----地铁》参加中国、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办，黄专主持的《起飞----OCAT当代艺术典藏展》，被OCAT当代艺术收藏。

2004年《女孩》参加中国、武汉、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被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

2003年《大家庭》被法国巴黎圣得尼美术馆收藏。同年，澳洲国家美术馆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而士美术馆。

2002年2001年创作的《兄妹》参加中国、何香凝美术馆由黄专策展的《图象的力量》展览，被何香凝美术收藏。

2001年《吐舌头的男孩》参加成都现代艺术馆举办的《第一届成都双年展》，被澳洲悉尼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