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涛，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优秀跨媒体艺术家之一，他以跨媒体的艺术方式关注社会巨变与个人心灵史之间的悖论。时逢2015年第四届国际新媒体论坛“图像的命运”于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召开，作为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系主任和“国际新媒体论坛”的发起人，张小涛教授接受了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的专访。
采访时间：2014年11月25日
采访地点：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中心
采访/编辑：余娅
中央美术学院艺讯网（以下简称“艺”）：老师您好，今年新媒体论坛的主题是“图像的命运”，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化时代也是图像爆炸的时代。而图像本身往往由于解读的不同又包含着多种的“可读性”。那么，什么才是新媒体艺术内涵下的“图像”的概念？
张小涛（以下简称“张”）：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可以被完全区分的“图像”概念，比如说传统的艺术史的图像，或者是互联网的图像等等实则是混杂和融合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手机的使用能代表一种全球的症候，就是碎片化。互联网上存在着无穷浩瀚的信息，而图像是文本也是信息，同时也是媒介的浓缩。讨论“图像的命运”就是讨论人的命运，讨论今天全球的未来。尤其是在当下变革的时代，每一个图像的选择和生产都面临着未来的一种变革角度。
艺：国际新媒体论坛开启了一个国内外对话的契机，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国际文化交流可能是有时差的”，也请您简单谈一下目前国内外新媒体艺术发展的现状和异同。
张：目前国内外新媒体艺术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今天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新媒体论坛的举办也正基于此，我们希望能够和国际国内有一个无障碍的沟通，像国际机场般能够直飞不要转机。当然，中国有自己的文脉，或者当代艺术的历史和脉络，而新媒体论坛也旨在打破这个边界，把西方的语言实验带进来，包括媒介、信息、技术等。可能在过去的当代艺术系统当中社会学比较占主线，现在则可能在语言本体和媒介的差异性融合上会有更多的延展。我认为个体差异很重要，但也在努力去缩小这之间的裂痕和代沟。尤其是从技术的角度，其实国内外已经有更多的同步性，但在表达区域自身的文化特征的还必须把握自身特有的文化体系。
除了媒介和技术，可能我更看重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当中如何去融合、化解和沟通。所以我们把论坛、展览、讨论，画册出版、工作坊、讲座组合成一个系统，形成新媒体理论和实践的工作方法。这不是一个简单向西方学习，或者是“拿出去和引进来”的问题，其实是同步和平等的观察和对话。就好像今天上午的论坛发言，其实中国的发言人有的也很国际化，而西方的又显得很个人。那么通过这个视野我觉得又要具体到每一个人来分析，但总的来说在新媒体领域，中国做的人还是偏少，但其中的可能性也更大。
艺：相较于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脉络：从早期受杜尚影响甚巨的六十年代观念艺术,以及由早期未来主义宣言和达达式行为、以及稍后出现的偶发艺术、表演艺术等。中国的新媒体艺术仿佛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现代艺术史的承袭脉络，而是在九十年代以张培力为代表的“录像艺术”为发端，可能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媒介手段”。而发展至今，我们对新媒体艺术的认识与评析, 是否需要一套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标准?
张：新媒体领域包含很多方面比如说录像、数字艺术、互动性装置，以及纪录片、摄影、游戏类的等等。中国早期的video艺术可以说是一个发端，但今天video早已完全涵盖不了新媒体的全部领域。新媒体它其实处在一个延展、变化中的运动状态。所以我觉得评价它的标准可能就是 “实验室”的概念，是面对未来的实验，是对不同学科和领域、文化之间的融合。
又如今天全球化和资源化的市场，在很多领域当中其实产生了一种对抗性和冲突性，这种冲突性所带来了新的可能是无法界定。新媒体的边界是开放的，而其自身在这一领域中不断变异和延展，它同时也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整合。我们往往容易去给新媒体下一些定义，但这些定义特别容易使人落入陷阱。我觉得如果是高明的艺术家和有智慧的人，应该去摆脱这种陷阱。应该像炼丹一样，提炼出全新的结构和文化内涵。
艺：您自己的作品像《萨迦》关注宗教、《迷雾》关注了重庆的城市变迁和工业现代性，您将艺术创作的脉络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状，您的思考是什么？
张：今天上午费俊老师讲的《混合空间的艺术介入》其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费俊老师在国外学习过互动媒体，他做的作品很多和城市的记忆有关。包括我自己做的《萨迦》以及下午要谈到的正在创作中的动画纪录片《黄桷坪的春天》都是在关注人的问题。实际上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和媒介的艺术，都一定要回到人，回到人的情感和经验。艺术要归根于所处的土地，它要有温度而不能空洞。所以我希望在自己的艺术世界当中能够和现场、历史及个人有关联，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同时这一点可能比媒介更重要。另外，在艺术事件当中怎么去寻找出发点和建立系统又是需要关注的另一方面。而这个系统的建立要与自己的生命场域和所处城市发生一种深度的融合，这可能是一位艺术家应该去寻找的道路。
艺：另外我们讨论新媒体艺术时，都会多少涉及“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如果说“技术可以看作一种媒介”，那么决定艺术水平高低的可能还是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核和表现方式，而作为中国的艺术家，这种东方哲学和新媒体艺术的结合，是否能更好的受到国内和国际认可？
张：我其实有时候不太考虑东方意识，包括社会主义的命题。我觉得还是从个人出发，可能你有宗教感或者和社会主义某个时期的经验重叠，这是一种可能的契合点而不是刻意为之。早期的中国艺术家可能因为不同的政治符号而被国际认可，但今天再局限于东方哲学或社会主义的标签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自己所看到和思考的，要把它提炼和转换出来。
在国际的舞台当中，中国艺术家怎么去定位自己身份，在于要有自身的文化区域特点和根基，艺术家其实还是需要找到自己最初的原点，不忘初心。如果是假想根据西方的套路出牌是走不远的。我认为好的艺术一定是从生命、历史、现实当中衍生，这是一个根本点。要将之无穷的放大，把这个做出系统来很重要。要淡化媒介，要看到艺术家的立场和他背后的工作方法、语言系统。
艺：您刚才也谈到市场问题，相较于西方新媒体艺术家与赞助制度之间的关系比较良性,在中国,政府或企业尚未同新媒体艺术家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基金会、艺术家、收藏家、策展人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机制。请您谈谈目前，国内新媒体艺术的收藏状况？有哪些机构和个人在收藏新媒体艺术？
张：新媒体艺术作品主要还是在画廊、基金会和美术馆的系统中传播。收藏家也有，比如台湾、韩国、西班牙、德国、美国都有很多收藏新媒体的藏家。虽然这个流通的范围目前还是比较小，但一定是未来的收藏趋势。因为新媒体的收藏它代表一种大众化的，可能也更民主和易于流通。目前，包括新媒体的展览、电影节、双年展都很多，这也为新媒体在大众间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这几年因为艺术品市场的萎缩，新媒体显得要更被动一些，但我相信这个艺术市场会有更多的人加入。从摄影、电影的截图、绘画、录像拷贝、动画的拷贝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空间。现在包括许多专业的美术馆和数字博物馆也在收藏新媒体作品。但总的来中国在这一方面肯定还是要落后一些，因为中国还是对传统的媒介比如绘画更为熟悉，而对虚拟性的艺术品收藏抱有怀疑和抵触。就像摄影一样，在早期大家同样会觉得摄影怎么可能收藏，但是摄影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西方收藏的主流。所以我觉得新媒体艺术的收藏要着眼于未来，新媒体作品的收藏也会在未来成为更加普及的收藏门类。
艺：最后是关于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您觉得四川美院的新媒体艺术系的自身优势在哪里？在具体的教学中又有哪些侧重点？
张：首先四川美院有自己的传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新媒体专业还必须加大国际化的力度，还要加强我们自身学科的系统性。我们的优势在于依靠展览、讲座、论坛等具体实践来带动教学。可以说，我们把实践看得跟教学一样重要，我们新媒体中心每年要做五六个展览，通过这种方式以“工作坊”的形式和国际进行交流融合。目前，我觉得比较被动的方面可能就是师资、教学设备、地域限制等问题。因为相较于北京、上海而言，重庆的国际化程度还是不够，这些也是往后需要克服的问题。另外，在科研当中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人才，无论采取何种教育方式都应该力图找到一种办法来让学生们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