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喜玛拉雅美术馆的认识，我们仅仅是局限于它是由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发展而来。一方面由于地缘位置的原因，它是我们选取的唯一一家上海美术馆；另一方面从“现代艺术馆”到“美术馆”的转变更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在一个稍显优雅的午后，我们开始了对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沈其斌的电话专访。

记者：2009年9月的时候，原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 正式更名为“喜玛拉雅美术馆”，除了表面名称上的变更以外，是不是也隐含了在内部更多的变革因素，具体方向又是什么？

沈其斌：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是从2005年开始进行建设的，经过4年多的时间，可以说证大现代艺术馆在学术上也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和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未来美术馆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里。我们在定名“证大现代艺术馆”的时候，我们把“现代艺术”作为一个特定的位置，所以我们主要是从事现当代艺术的研究、陈列、展示与交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想，在未来怎样才能真正创造出具有我们自身原创价值的博物馆模式。随着我们即将搬迁到“喜玛拉雅美术馆”，我们在定位、模式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深刻的变革。首先就是名称方面，原来“现代艺术馆”的这样一个定位就局限了我们只能做现当代艺术，而对于传统经典艺术，就跟这个名称不太相符。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美术馆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扩张，包括对整个艺术内容、流派、范围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就把“现代艺术”这样一个概念取消，进而更名为“喜玛拉雅美术馆”。另外，原“证大现代艺术馆”给人一种企业美术馆的误解，就会让别人觉得是我们私人的事情，这对于美术馆公共性的建立是一种伤害。我们现在建设的“喜玛拉雅艺术中心”就是一个综合的大型公共建筑，既然我们的整个建筑叫“喜玛拉雅艺术中心”，那我们就把美术馆改名为“喜玛拉雅美术馆”。“喜玛拉雅”一方面它代表建筑的高度，因为它是世界最高峰，同时我们也希望它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精神高度，这是我们在艺术方面始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同时“喜玛拉雅”在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全世界共有的一个名称，它具有公共性，所以我们从多重角度来使一个美术馆的内涵发生一个更加丰富的转变。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基本情况，它的机构设置和行政设置是否还和原来一样？

沈其斌：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原来的“证大现代艺术馆”只做现当代艺术，而“喜玛拉雅美术馆”它包含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展示现当代艺术的白盒子空间，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包括几千平米的公共空间，我们将努力把它打造成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博物馆，这一部分主要是展示我们中华文化的经典艺术品、文物等等。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博物馆，另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起一种从传统到当代的文化脉络，从传承到创新。

记者：作为更名后的第一个展览，目前我们是怎样筹划的？

沈其斌：关于更名后的第一个展览，目前我还不方便透露很多细节，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这次展览会是一个国际性大展，它是我们向社会大众标榜我们全新高度的一个开始。

记者：在艺术作品的形式方面，还会不会出现装置艺术以及新媒体艺术，以此与证大现代艺术馆的开馆展览“电子园林”形成呼应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传承与继承的展示？

沈其斌：我们肯定会有相应的结合，这次的开馆展览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刚才之前提到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展示、梳理、传承，第二个部分就是对现当代艺术前沿进行的相关探索、实践和研究。

记者：在这四年中，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定位从关注新媒体、新绘画到关注中国本土年轻艺术家的成长和发展，对中国本土当代艺术史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进行梳理和延续，以及关注当代艺术介入社会的公共话题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沈其斌：这种变化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形成的相应调整。证大现代艺术馆一开始关注的是新媒体和新绘画，这是对艺术本体的研究，可以说还是学术内部的事情。对于美术馆来说，我们有必要对新媒体这样的艺术形式做一个推动，另外，我们也是从美术馆系统本身对“绘画已经死亡”论调进行评判，进而找到新绘画的方向和活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逐渐对艺术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进行梳理和研究，其实文化和艺术还是表象，真正隐藏在背后的是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精神和价值观，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在当今的艺术史中，整个艺术将会越拉越多的从亚洲艺术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当中来吸取营养，补充世界艺术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美术馆也从原先仅仅是关注新媒体、新绘画这样的一个角度，逐渐转变为开始社会转型，从整个社会的触角更宏观的来观察和展示现当代的文化和思想，所以我们美术馆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记者：那么您认为一次好的展览对于美术馆来说意味着什么？

沈其斌：一个好的展览对于美术馆来说，它的作用体现在多方面。首先它显示的是美术馆对于社会影响力和公性力的建立，第二就是，一个好的展览要能在文化当中起到一种推动作用，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传播。所以一个好的展览应该是多方面的，当然一个好的展览也不可能包含一切，所谓的好也是相对的。

记者：之前美术馆方面也是策划了一系列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占据不可磨灭地位的重要展览，如《拾贰：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 获奖作品展》、《软力量——亚洲态度》全球巡回展，《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中的档案馆》等等，同时我们在物质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包括更大的空间，更好的生存能力，但对于一个美术馆来说，最根本的立足点还是学术上要有所建设。

沈其斌：我们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在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探索，我们要建构一种新的模式，博物馆一方面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构，同时它还要能够引导社区，在文化层面对社会大众有所引领和推动。在当下社会，博物馆它不再是单纯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当然关于学术的研究、收藏、陈列、展示和教育等等，是一个博物馆最基本的功能。同时，博物馆还要发展它的功能，对于大众来说，它应当成为社区里具有公共教育作用的一个平台。同时它还要探索未来文化、艺术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道路，并有所建设。所以我们探讨的是一个博物馆发展模式的改变和艺术生态的改变，未来的喜玛拉雅美术馆在这两点上，我们都将会有大的实践。

记者：要使一个美术馆中的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可以说艺术家、作品、策展人、展馆都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因素，那美术馆作为参与方之一，怎样来协调这之间的关系？

沈其斌：其实一个展览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工程，一个美术馆平台的建构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做成一个好的展览，这几方面的因素都是缺一不可的，它要有好的策展理念，好的工作团队，好的艺术家，当然艺术家还要有一些高质量的作品，同时他们要具备传播、推广、教育的潜质意义，所有这些结果综合起来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好展览。

记者：从您的个人履历上，我们了解到在之前2003年至2006年的时候，您担任了同样是国内大型综合美术馆代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执行馆长，从多伦转移到证大，又到现在的“喜玛拉雅美术馆”，虽同样都是在美术馆系统工作，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具体变化的？

沈其斌：我个人觉得，我始终是在一个文化的领域工作。差不多在6年以前，我就告诉我身边的朋友，在文化领域，我就相当于一个建设工人。从大的范围来讲，不论是在多伦还是在证大，我都是在艺术文化领域工作，我们希望有所建构，对整个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是不断的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在多伦美术馆的时候，那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我到了证大现代艺术馆所遇到的问题是有差异的，虽然做的都是文化艺术，在不同的阶段当然是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是总的方向是不变的，都是在一个文化艺术领域内有所建构。对于我个人来讲，从证大到喜玛拉雅，我是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仅仅是说我要建设一个好的美术馆，同时我要为美术馆在以后怎样才能形成持续发展的机制提供自己的能量。

记者：由于地缘位置的原因，上海可能和国际方面的交流更多一些，商业气氛浓一点，而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地缘位置，与北京方面的交流情况，我们喜玛拉雅美术馆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沈其斌：北京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是无可争议的。作为我们美术馆自身的建构来讲，我们虽然身在上海，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眼光就局限在上海，虽然上海是一个商业中心，但不能说我们的美术馆就是一个商业化的美术馆，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要站在一种国际视野的高度来思考美术馆的建设，在未来的国际格局当中，我们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该担负怎样的作用和历史任务，这是我们应当首先考虑的。我们并不把自己局限在北京与上海的关系角度上来考虑问题，如果是这样一种角度，那视野就会比较单一。我们也肯定会在适当的时候考虑进军北京，这只是时间的事情。

策划、文字整理：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