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11月26日 上午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会议室

记者： 徐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接受我们的访谈，我很好奇，作为一位画家的您，喜欢音乐吗？

徐老师： 喜欢啊。

记者： 那么您是怎么来理解音乐的呢？

徐老师： 首先，我们要知道音乐是什么？在我看来，音乐是一种从表面上看有着高度自由性的艺术，每个音符的流动会让你感到时而平缓舒畅，时而波澜起伏，时而激昂亢奋，时而黯然忧伤。但是在每个音符流动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的，演奏家们都是严格按照乐谱，不差分毫地进行演绎，这样才有了完美的乐曲。我曾经这样说过：“伟大的创造力来自于高度的自律！”我觉得在艺术的深处隐藏着一个约定，一个艺术与艺术家之间的约定，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个约定，艺术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音乐与绘画都是这样的，都要求有高度的自律性作为基础，只有这样，真正的艺术才能被创造出来，艺术家们并不是在自由中成长的，而是在这种约定中不断地成长起来的。你知道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记者： 人有精神，有灵魂。

徐老师： 对！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魂，而且人的灵魂是不会死去的，一个人的精神是永存的。作为音乐家，画家，这些从事人类精神活动的人，精神指标的高低决定他未来的艺术发展之路。所以，作为一名艺术家，首先就要确定好自己的精神高度。没有这个精神高度，而只是一味地，盲目地去和普通人的想法保持一致，他是很难做到引领的。艺术家应该要走在时代的前沿，为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而思考，并且要不断地去亲身体验，在这种不断地体验与思考中，寻找到自己心灵最深处的一种东西：大爱无疆。

记者：是啊，大爱无疆。我知道您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您捐出了您最为宝贵的东西：您的作品，来进行义卖。这是您的大爱无疆吧。

徐老师： 我是一个四川人，四川生我，养我，汶川地震使我非常非常悲痛，很多同胞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很多同胞失去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他们是不幸的，我为他们感到深深的悲痛。同时，我也在为全人类感到担忧。地震是一场天灾，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它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要进行反思。在当今社会，我们要看清楚物质这把双刃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千万不要伤害了自然的感情，自然确确实实是有感情的！我们在纪念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同胞的时候，也应该反思这个问题。我捐出我的作品，既是为了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帮助他们重建自己的家园，同时，也是我自己的一种反思。

记者： 说到您的作品，您的画作一直都是以表达中国的传统元素为主的。

徐老师： 我觉得，在中国近一百年的历程当中，中国人失格了，各个方面都存在这种情况，失格是什么？看不清中国。认识西方没问题，学习西方也没问题，我也非常主动地去学习西方，但是我认为西方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我举个例子，中国有句话这样说：“合情合理”，而并不是：“合理合情”，情在先，理在后。这是中国人的特点，在外国则是理在前，情在后，什么事都拿出条例文本来说。这两个哪个好，哪个不好呢？结合！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中西方文化的出发点和他们的形成的历史渊源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去对中国根本性的东西进行研究，就去拿西方的东西改变中国，这就会使我们失格。我再举个例子，中国人很少用“批判”这个词，所以中国这个民族是非常有容量的，他可以去体谅很多，中国文化是一种圆融文化，好的和坏的都不要紧，进来后，我们可以把你给消化掉。比如砒霜，我们都知道是剧毒，但在中国中医里，这个毒用到合理的地方，就可以治疗癌症。中国是拿艺术来滋养社会的，西方是拿艺术来批判社会的。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总是要你去批判的社会，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其实没有这么多对于错，一个问题在局部可能是对的，但是放到大处，它又变成了错的，只有天是正确的。物极必反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指责太多了。人人都想当英雄，人人都说自己正确。哪有这么多正确的呢？在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愤怒了，别人想割我们的土地，我们当然会愤怒。于是便开始了向西方近现代化的学习，抛掉了儒学，打倒了孔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好有坏，这就需要我们去梳理。我们对历史的东西有当代的需求，但并不是全盘需求。所以我们的传统是一个活的传统，也是一个流动的传统，那么在这中活的流动的传统当中，我们怎样去建立我们的的认知呢？中国的传统需要花精力去整理。我们得研究这个，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再来研究，他们就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前30年前完全的束缚，到现在完全的解放的过程。这是两个极端。自然就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是可以理解的。错位了不要紧，这是必然的情况，关键是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中国人失格了。所以我的艺术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的艺术就是要从中国出发。

记者： 您的诸多作品中，哪幅作品您的印象最深呢？

徐老师： 那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出去写生，创作了一幅名为《乡情》的作品。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想，我的这幅作品一定要带有中国的特点，于是，我就很主动地去探索中国的东西，在想到底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我当时就有一种信念，我的画一定不能成为西方人的画，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直到现在，我所有的艺术作品，都会注重中国的东西在哪里。注重的意味在于让中国人回过头来关注民族文化的发展。

记者： 说到这种责任心，我听说去年你的眼睛动了手术，手术过后，您并没有休息疗养，而是马上又走上了讲台，坚持为同学们上课。

徐老师： 我教书的历史很长了，我十七岁的时候就走上了讲台，到今年已经是整整四十年的时光了，教书育人是我一生的事业。我的眼睛是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出毛病的，那天上午我正在给同学们上课，我觉得有只眼睛有点不舒服，也没太在意，下午再继续给同学们上课，这只眼睛已经慢慢的有近三分之二的地方看不见了。但是下午下课后医院已经关门了，而且晚上我还有个讲座，在晚上讲座完后，我那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记者：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徐老师： 我当时抱着一种很平和的心态，非常非常地平和。我记得毛主席曾今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觉得我的这一生都为了我的学生，我值了，我并不畏惧什么了。我有一个很好玩的长寿方法，我是这样算的，作为一名老师，如果我教好了一个学生，我这一生就值了，教好两个的话，我就赚了一个……我四十年来交过的学生连我自己都数不清了，我现在已经是长寿了！哈哈。

记者：您为什么不休息疗养一会儿呢？

徐老师： 眼睛出问题后，学校领导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一直都要我休息一下，潘公凯院长每次与我通话的时候都会说：“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位的……”，我们的党委杨书记也是一见到我就跟我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领导们的关心使我非常地感动，但是眼下有更重要的事，那就是我的学生们，我得去给他们上课。所以我谢绝了休假疗养，继续站在讲台上。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30年。在这个历史时刻，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的艺术发展的？

徐老师：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现在正走向繁荣，但是，也在走向混乱。这种繁荣与混乱是交织在一起的。

记者：比如说呢。

徐老师： 比如说我们的年青一代艺术家和我们的学生吧。他们现在就很混乱。我替他们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特点：精力过剩，但是方向不明。我们常常听到他们在说：“很空虚，很迷茫”。中国的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人手里的钱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怎么去花却成了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就说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飞速地提高，这也影响到了我们的艺术，所以中国的艺术现在也是繁荣与混乱交织在一起。

记者：徐老师，您刚才谈到了中国艺术的年青一代。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的副院长，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徐老师： 对于这些年青一代我想说：不管自己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也不管以后生活得怎么样，都要坚守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己最高的理想，千万不要把理想给丢了！一个人如果丢掉了理想，人就会走向狭隘，自私。我把现在的大学学习分成了四个方面：人文基础，理想态度，历史坐标，丰富的理论知识与精进的专业技能。学东西之前要学会做人，学会了做人，才会对社会，对生命有一种态度。再就是要有理想，有了理想这个人才能做到坚守。还要看清历史坐标，明白自己的人生阶段，这样才不会迷茫。最后就是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精进的专业技能，只有具备了高、精、尖的专业技能，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我希望我们的年青一代，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不怕挫折，不怕困难，坚定地走下去！

记者：非常感谢徐老师能接受我们的访谈。

徐老师：不用客气。

记者：姚函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