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建筑学——“建筑本来就是一门艺术”】
记者：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一个讲究造型的艺术院校，设立建筑学院的意义何在？
戎安：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问题里面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是什么是“美术学院”问题？，第二“建筑学院与美术学院”的关系问题？
首先要从“美术学院”的本源来理解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名为“中央美术学院”，英文翻译为“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从英文来看“Fine Arts”，后面这个“Arts”是艺术的意思，“Fine Arts”就不叫艺术了，而是叫“美术”了。它的内在含义是认为“美术”是艺术类的一个表现形式，是艺术的一个最高层面。艺术好像是一个“金字塔”，而“Fine Arts”——“美术”就是这个金字塔的最顶端的一个部分。其实“美术”的概念不仅仅是指国、油、版、雕等艺术形式，“美术”的核心价值是“美”与“审美”问题，实际上造型艺术仅仅是对“美”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中央美院没有被翻译成“College”，也不是“Institute”，更不是“University”，而是被翻译成“Academy”，这就十分有意思了。那么什么是“Academy”呢？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创建的“雅典学院”就被称之为“Academy”，它以古代七种自由艺术——即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为基础，是探讨和发展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的场所，这就是“Academy”的意思。这个“学院”非常经典，它产生和存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教育、讨论和辩论的方式，让人们的思想在这里产生一个飞跃，在这里创生人类的新思想，发展人类的精神文明。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学校被叫作“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就是要在这片园地和中心论坛里萌发出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美学，研究与创生新的“审美”观念，创造新美术作品。
记者：可能“Fine Arts ”和“Academy”等词汇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很高的追求。
戎安：对，它是对人类文明最高层面的追求。
因为，人类理想的终极追求就是“真、善、美”。“真”更多的是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的追求，求真、务实的“真”追求的是科学真理。而“善”与人类信仰和伦理相关联，是人类社会在道德层面的追求。最后也是最高层面的追求就是“美”。对“美”的崇尚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同时也是人类理想的终极追求。在中央美院这片园地里就是要研究这三个人类理想的终极追求中的最高点——美学问题，要培养中国美术人才，通过对美的研究，发现它、完善它、延续它、拓展它。之所以“中央美术学院”被称之为“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我是这么理解的，它应该是中国艺术教育与研究的伊甸园。
记者：是的，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一所这样的艺术院校。
戎安：一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要进一步问“艺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当今我们所说的“艺术”无非就是两种含义。一般来说，什么事情干好了，通俗的就可以说“这件事做得很艺术”，因为它们都做得很精到。数学家、物理家可以称他们所研究的数学、物理为艺术， 在这里“艺术”的含义被泛化了。但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艺术”，除了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到位、很精湛之外，最主要的艺术属性还是它要有高的审美价值，这才是我们所讨论的艺术范畴。按照这个约定，广义的艺术包括语言艺术的文学；狭义的艺术专指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其中包括“实用艺术”——建筑、园林、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等；“造型艺术”——绘画、雕塑、摄影、书法等；“表情艺术”——音乐、舞蹈等；“综合艺术”——戏剧、影视等；“民间艺术”——杂技、曲艺、民间手工艺等。如果再将“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等包括在内，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并列可统称为“文艺”。我们所讨论的是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审美价值在人类历史中的存在是永恒的。
从上述内容可见，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类型。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来看，建筑艺术的创造涵括了雕塑、绘画和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而美术范围内的很多东西都是浓缩在建筑这个大基础上发展起来，在建筑这个舞台上，多种艺术门类得以存在和实现。故历史上曾经有人把建筑称之为“艺术之母”也就不难理解了。
记者：那么建筑艺术是由什么基本要素构成的呢？
戎安：在世界建筑发展史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公元前一世纪）。维特鲁威在他的著作《建筑十书》中论述建筑的起源时说到：“宇宙规则与建筑规则之间明显是相互关联的”。他从理论的角度断言说：“建筑是最早出现的艺术与科学，因而可以认为建筑是所有艺术中居于第一位的艺术”。维特鲁威所描绘的建筑师必须接受长时间的科学与人文方面的教育，并且是一位工艺（fabrica）上和推理（ratiocinatio）上都行的大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讨论了建筑的基本属性有“坚固”性，“实用”性和“美观”性，他强调建筑“美观”的属性应该包括六个基本美学概念（秩序（ordinatio），布局（dispositio），整齐（eurythmia），均衡（symmetria），得体（décor），经营（distributio））。《建筑十书》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我们所熟悉的建筑三原则：坚固、实用、美观。
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9-1472）。他完成了三本艺术巨著:《论绘画，1435》；《论雕塑，1435》；《论建筑，1452》。他在艺术理论中论证了建筑坚实的艺术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建筑艺术的概念就没有什么含糊了，建筑就是艺术，如果艺术没有了建筑就不能称之为艺术，有了建筑艺术，艺术概念才完整。在他的理论里为绘画、雕塑和其他手工艺在自由艺术中挣得了一席位置，书中的艺术观点影响深远。在他之后，以建筑、雕塑和绘画组合而成的设计艺术（Arti di disegno）和艺术家们才被人文主义艺术社群所接纳。正因如此，1928年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办学初始就曾设有建筑系。1945年，中央美院前身的北平艺专设立了建筑营造专业，后来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建筑在中央美院消失多年，直到近些年建筑才又重返中央美院。
记者：那您认为建筑要通过那些艺术形式才能表现出建筑的艺术性？
戎安：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
因为我已经说了，建筑本身就是艺术。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存在主义的概念，这种存在本身已经不是建筑和谁有关系才能表现出艺术性，建筑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主体存在，建筑艺术存在本身就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
上面这个问题可以被转变成为另一个问题，既建筑艺术有哪些最基本的美学属性及审美内涵，也就是说建筑艺术范畴的体系是由什么内容构成的？“建筑”这门艺术存在它自己的本体，而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个本体的特殊性——独特的涵构。建筑是由它的场所-空间性、功能性、科技性和艺术审美性来共同来构成的艺术特性，如果没有这些与其他艺术类型差异化的艺术特性，它的独立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在德国的老师曾经说过，“建筑是艺术之母”。如果这个说法成立，上面的提问本身就成了一个伪命题。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面这样一个伪问题呢？回顾历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他们都将建筑、雕塑、美术、文艺理论、哲学、诗歌、音乐、工程、科学和发明活动汇于一身，正是因为当时社会还没有那么细的领域划分，以至于他们多方面的天才得以施展。但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之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培根的经验主义将科学方法引入各个学科领域，分析方式、实证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将整体宇宙现象机械分解成为可以被分析和验证的具体对象；通过工业细化分工使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有许多本来不可分的事物被分解了，建筑艺术这个综合性很强的艺术门类本体属性被异化，工业美学与机械审美观几乎统治了整个建筑艺术的审美活动。
但是，当人们反观当代国际式的、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森林，自然会困惑的问：如何才能获得美好的建筑环境，建筑要通过那些艺术形式才能表现出建筑的艺术性？言外之意当然是在质问建筑审美的现代缺失。当然，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人们面对我国的城市与建筑环境质量的现实，也会反思我国现代建筑学教育体制是否出现了什么偏颇？实际上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重新设立，也是对我国多年来工业化、现代化后所形成的建筑环境问题的一次反思。
记者：那就是说，我们在回归并重新发掘建筑的本来含义？
戎安：是的，就是希望被异化的建筑学又能重新回归到它自身的艺术本体上去。我觉得中央美院重新开办建筑教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扩招现象，应该从回归建筑学本体含义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问题。
记者：您即将在“直面名师”中演讲的题目是“漫谈艺术类院校与工科院校建筑的异同”，我想问您，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戎安：我认为建筑学研究分两大领域，一是对建筑学“形而下”的研究，它主要研究的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建筑学问题；其二是对建筑学“形而上”的研究，主要是要研究建筑学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问题。古人云“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而“道”与“器”之间的关系好像一个“金字塔”，“形而下”的经济基础是“金字塔”的大底盘，而“形而上”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金字塔”的塔尖，它们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显而易见，既然建筑是支撑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产业，它就要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建设作贡献，同时建筑在创造环境的同时也在建构某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曾有人道：让我们看看您的城市，我们就知道您社会的发展状况。
如上所述，由于建筑的基本属性所决定，我认为对建筑学的研究，除了要研究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功能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还必然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文化和美学问题——要研究建成环境的形而上问题。无论工科类院校还是艺术类院校，所有建筑院系都要研究。而工科院校的建筑院系以及他们所培养的人才，主要会面向社会经济发展和基本建设所需，这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有大量需求的。而艺术类院校的建筑院系除了关心基本建设问题，还会更加关注对建筑学形而上意识形态的研究。这可能就是两种类型院校的建筑学教研的差异性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观点未必被所有人认同。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说，工科类院校的建筑系主要侧重于实用的考虑，因而在美感的追求上就显得弱一点？
戎安：我不这么认为。在建筑学金字塔中，经济建设是基础，越往下越大，越往下为大众的服务性就越强，底盘越大金字塔就越高。但基础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点，虽然建筑金字塔越往上就越小，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才是统和社会发展的。所以我认为在建筑学的发展里头，它既要研究“形而下”的部分，也要研究“形而上”的部分。一般的、大量的工科类院校的建筑教育，更多的是面对社会基本需求和经济基础建设的发展，而要建设美好的国家，美与审美当然是不可或缺的。而为数不多的艺术类院校，会更多的关注“形而上”的建筑或更多的关注建筑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美学问题，但“形而上”是不能脱离“形而下”而存在的，“形而下”的东西也离不开“形而上”，上下之间并没有绝然分界线，只是分工上的不同。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由于职能和社会需求的不同，大多数的建筑教育还会是在工科类院校，艺术类院校的建筑教育还会是少数，但艺术类院校的建筑不能或缺。虽说我们艺类院校会更加关注“形而上”的研究，但我们绝对不能脱离“形而下”而单独存在，特别是在专业基础教育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学阶段，不能脱离对建筑“形而下”研究。到了硕士以及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才会光顾金字塔的顶部，更多的考虑建筑的“形而上”问题。
记者：工科类学校的“土木工程”专业是不是也可以泛化的理解为“建筑学”？
戎安：不可以，“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与“建筑学（Architecture）”专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概念，不能混淆。
记者：建筑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很浩大的工程，它的特点不像一般的纯艺术，可以一挥而就。建筑作为一门艺术而言，只有在十分强调其设计理念，还必须充分考虑使用性能，同时又能十分讲究美感时，才有可能出现一件成功的作品。
戎安：完全正确，在这里面你其实是提出了三个讨论命题，首先是建筑艺术与设计的关系问题，二是建筑艺术的复杂性问题，三是建筑艺术作品的艺术标准问题，这三个问题都十分重要。
为什么当今在艺术类院校中除了造型以外还会涌现出这么多的设计类院系？实际作为一个学科，相对于建筑“Architecture”这个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学科，设计“Design”出现的比较晚。 “设计Design”作为学科主要是指工业设计，在启蒙运动之后它才成为一个专业。我认为，在美术领域，历史上除了建筑学这个学科始终和社会的发展联系得比较紧密外，过去的美术大多是在一个小宝塔中发展的，它主要服务于有一定文化层次和文化地位的少数上层社会，在西方只有教会和贵族阶层才有机会接触到高尚的纯粹艺术，在中国就是“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文化现象”。文艺复兴以后“人”被赋予“人权”，开始强调“人性”的重要性，对美的追求成为每一个人的权利，在历史过程中伴随着社会整体的逐渐开化，美术的小宝塔形态被渐渐打破，那种经典艺术的社会需求土壤没有了，而在现代社会土壤下也没人再能达到历史上经典艺术成就上的登峰造极。随着社会开放、市场化经济和工业化过程，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的“美”的需求被大众化了——所谓艺术“通俗化”进程。人们发现，除了对那种仅为视觉服务的美术传统需求以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对“美的生活”的需求，为满足这种对时代“审美”的价值追求，“设计（Design）”就登堂入室了，这是美术的根本变化，“设计Design”成了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美术形式，这个“现代大众化的美术”正在逐渐替代过去主导美术类型的传统经典的位置，而过去很多所谓的主要“美术”类型已经变成了“经典”或“遗产”，它们作为人类文明的见证必须被保留下来，但已经失去了潜在的发展活力，而“设计”这种“大众化的美术”正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飞速发展。当代“建筑学Architecture”概念出现了微妙的、很有意思的变化，它虽然是“设计Design”之母，但在学科划分上又被隶属于“设计学”。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为之服务的建筑的复杂性，当代建筑艺术作品的艺术标准也随之呈现多元化倾向，所以对于我们现代建筑教育来说，只有把握这些观念并转变过来才有可能办好建筑学。
记者：建筑师是最接近公共社会和公共事务的职业，相比较其他诸多工程师来说，建筑师们的工作不只是靠惯性和经验来维系，还必须时刻伴随着“广义”和“狭义”的思考，前者可指为社会，后者可指为具体的被服务的人；也可分别指为更远、更大和更近、更细两个方向的问题，这些因素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压力？
戎安：建筑师从来都要面对压力生存，有人就说过“建筑师是带着镣铐的舞者”，带着镣铐实际上就意味着各种制约和压力，包括社会经济的制约、社会文化的制约以及社会科技能力的制约等等。古代的建筑学以宗教、皇权为服务主体，比如故宫、凡尔赛宫以及克里姆林宫、哥特大教堂等，这些代表性的建筑其“形而下”与“形而上”相结合，体现那个时代的文明特征，这些经典作品的创造过程都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形成的。在民间则更多的是一种实用建筑，建筑本身很少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所有现代建筑的创造过程就更加明显的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
建筑师历来都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职业。在国际上培养一个建筑师也需要比一个较长的培养周期，本科生教育一般还达不到建筑师职业的要求，还需要通过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培养，建筑师执业教育统共需要7至8年才能较好的完成。建筑学教育具体内容的教学对于师生都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因为它既是在培养人类生活的工程师也是在培养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建筑学学生在学生时代就常常是通宵达旦的在学习和实践。一般一个建筑师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坚持努力，磨砺到40多岁，在这个磨砺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是说简单的“端饭碗”，而是要处处思考建筑的方方面面，才会出现一个好建筑师。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建筑师，就要一直不停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的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雕塑家，而很少有建筑家的原因。虽然当代中国或世界建筑领域也有一些“建筑大师”或“明星建筑师”，但我认为“大师”或“明星”是培养不出来的，他们是在“大浪淘沙”后涌现出来的。实际上，建筑没有所谓的“大师”与“小师”，所谓“大师”或“明星”就是通过实践考验淘汰后涌现出来的建筑艺术家。从一个“建筑学生”变成“建筑师”再变成“建筑艺术家”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和磨练，需要一辈子的锲而不舍，对建筑艺术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追求。
【谈中国建筑的现状——“中国建筑的发展还需要时间”】
记者：我们发现北京市一些地标性的建筑都是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比如说鸟巢、国家大剧院以及中央电视台大楼等，那中国目前的建筑水平和国际上的差距体现在哪里？
戎安：在这里我得纠正一下，北京市的地标性建筑体现在两个方面，那些传统的经典建筑都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当代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有一部分是外国人设计的。传统的经典建筑包括长城、故宫、天坛等，它们都是无可替代的国际建筑顶尖作品，中国在传统建筑文明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面对工业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小年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只有30多年的时间，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社会发展已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他们能够成熟的设计出代表现代精神的杰出作品一点也不奇怪，毕竟工业文明是由西方社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虽然用短短的几十年一跃走过了他们几百年走的路，但实力上确实还有不少差距。尽管在当代的工业和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进步非常快，毕竟只有30多年时间，西方用300多年工业文明所积累的经验所完成的创造能力放在我们这里，确实比我们高。但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这些先进的东西可以进来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这些建筑创造作品的立意和方案来源于他们，但整个作品的实施和完成过程全是由我们自己完成的，包括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与施工管理、施工验收、企划运营过程等，实际上我们是用他们的“先进”来带跑，在这个过程中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下一阶段我们可能就会超越代跑者。
记者：这就是先带跑、然后齐头并进，最后实现超越的一个过程。
戎安：对，毕竟我们的时间很短，应该这样来看待问题，并不是说外国人的建筑就比我们强，你得考虑别人已经积累了300多年，你不得不承认别人在工业文明以后确实比我们发展的要快。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时间，肯定是有一个学习、适应和发展的过程，最后才会有一个自我能力迸发出的飞跃。
记者：我就感觉到，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内涵越来越少了，中国自己的建筑就像受到西方建筑思潮的侵蚀一样，民族传统和形式几乎丧失殆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戎安：很多人看现象都是从形式视角来看，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建筑形式是从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中萌发出来的，它生成的土壤是农耕文化和封建制度，它代表了一种农耕时代的文明——农业文明。但当今社会已进入到现代工业文明阶段，过去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或不占主导地位了，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更加国际化的和活跃的国际经济市场，而经济发展是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基础条件，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很难设想会存在一个经济与科技全球化，而文化艺术与生活模式又保留传统的局面。
记者：但是也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
戎安：是的，这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讲的，但我们现代生活还在趋向国际化，因为无论你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是一样的，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几乎是一样的，这种趋同不可回避。而自然差异造成了地域差异性和文化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和人们减少差异的追求才形成了新文明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从高势位向低势为的流动产生运动动力，而这种动力方向和从高到低的流动过程就是一种趋同过程，在这种趋同化过程中，物质、产品以及生活方式的交流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所谓国际化现象。
记者：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我们会有一个担忧，就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地域特色影响会不会越来越小，甚至失色。
戎安：我觉得这是只一种杞人忧天的悲观观念，但实际上在国际化的同时，人类所生活的地球是圆的，西半球的白天是东半球的夜晚，地球表面有高有低，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气候差异巨大，在各地自然环境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中演化出不同的人种、语言、风俗习惯和地域性文化，也决定了各地文化的差异性。我们是不是要把这种差异也消灭掉？不！我认为，在世纪全球化的同时，各种文化的独立性将仍然存在，而且将持续发展。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社会趋同性和文化艺术地域差异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就是说，在我们强调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要强调地域文化特色的发展。特别是建筑艺术的一个最显著特性就是它与“大地”的关系，工业产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自由存在，但建筑它如果脱离了“大地”就不存在了。而这个大地是有个性的。我们刚才也说到，全球各地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它时，首先要现代化，然后就是地域化，现代化和地域化结合以后就能萌生一个地方的现代特色。在我们建设大同世界之时，还要培育地域化、个性化的文化艺术。当然，艺术创造永远不是轻松的，它需要通过艺术家艰苦的努力和不断的挖掘提升。我们希望中国文艺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紫千红、永保青春。
记者：既然这样，一些比较传统的经典建筑的审美观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还能否继续发挥影响作用？
戎安：当然能。《易》有“持经达变”之说，也就是说要坚持真理、灵活应变，以“不变”来应“万变”。因为经典、精华部分地反映了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把握住这些事物发展基本的本质属性，就可以面对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现象发挥其应变的影响力。
记者：问题是在传统中哪些是精华或糟粕？又如何批判的传承它们？
戎安：在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当年针对文艺问题说过的一段十分精辟的话：“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文化的审美观有其独特性，这种美学观念是从中国大地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传统艺术的形式就不一定会原样照搬了，它将会发展变化、将会是一个体现新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传统建筑中的经典审美观还是会被继续传承下去的，目前在一些项目中，已经有这方面的苗头，就是用现代技术手段和现代建筑材料来表现中国审美和文化。
记者：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试验性的建筑”，它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反对固有的建筑思维模式，创造和引领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欧美国家的设计师率先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在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戎安：这里面有艺术的一个最基本属性——“求新”，如果没有“求新”，艺术活动就停滞了。那什么又是“新”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了。你刚才提到的是对传统“否定”的方法，这仅仅只是“求新”的一种方式，“求新”的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是“复兴”，就象文艺复兴一样，它是借复习之前的传统来创新。这里涉及到方法学的命题范畴——更新、革命、复兴、启蒙等都是要“求新”，但其求新的路径则大相径庭。从方法学的角度来讲，虽然“求新”是发展的必然，但“求新”的道路多种多样。建筑创造需要研究创新方法，实际上“实验性的建筑”就是一种探索方式，“实验”符合艺术求新的本性。中国目前也存在着许多“求新”方式，但我觉得有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我们回望和比较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我们的变化已经非常大了，但是跟整个国际大家庭发展状况比较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还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热谈“中国”，但是很少有人认真深入的研究它，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研究，而研究“中国”就需要做更多的“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工作。在北京街头，我们会发现涌现出了许多不关注传统思维模式的建筑现象，比如ＣＣＴＶ现象。因为当代强大的现代技术能力和资本能力，中央电视大楼被建造成违反力学原理的一个建筑，它的出现会引起我们的许多思考，但不管“仁者”还是“智者”建筑合理性问题和安全性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记者：中国传统建筑和外国现代建筑有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中国的传统建筑可能更多的和一些传统哲学观念相结合，比如古人在建筑时讲究“天人合一”，那些正统性的庙堂或帝王建筑要“考察地理”、“穴位”、“龙脉”，讲究“风水”。但是西方现代建筑其进步性更多的是体现在科技层面上。
戎安：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传统，他们也有他们的文化传统，我们要研究我们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考虑和研究西方现代的发展，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中央美院建筑学院成立后需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基于这个思考，我就在教学中把原来的一个“古建测绘”课程加以延伸，转变成了对中国古典建筑遗产的一个小城镇的“古镇建筑文化解读与测绘”课程。我们利用中央美院特色的优秀教学传统——下乡田野写生课程时段，组织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参加对云南省大理市喜州古镇的整体环境调研和测绘，取得了一石数鸟的教学研究成果。学生们在课程中，既考察了千姿百态的云南风土人情，开阔了眼界，欣赏了大自然之美，陶冶了身心，又完成了对经典古镇的社会调查和古镇解读作业，描绘了大量建筑风景和民俗风情画，并把美学意义极强的喜州古镇建筑精品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测绘并记录了下来。这就发挥了中央美院建筑学院的文化艺术性办学特长，工科类院校的本科建筑院系是没有太多时间来做这样一个教学研究课题的。
记者：当代中国建筑发展有一个趋势，就是许多高科技、新建材和绿色工艺与建筑的结合越来越多，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戎安：建筑本身就会反映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力”先进的水平，首先要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也就是劳动者的创造水平。另外要体现在建筑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先进建材、先进工程结构、先进设备以及先进生产工艺流程和工具的运用方面，一个先进的建筑只有通过这些基本因素的参与才能够实现。但是，我们在设计建筑时，一方面是希望越来越快的运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因为这符合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但同时，我们在实施一个具体的建筑项目时，希望使用的却是成熟的技术和材料，被使用的科技成果应该是技术成熟的、性能稳定的、安全的。只有它的们性能都是成熟的时候，我们才敢运用，质量第一是建筑的基本要求。一个新技术或新材料的成熟需要时间来考验，并不是说越新越好，但我们鼓励新的发现。
记者：这就是说那些概念性的建筑需要时间的积累和考验，并不能一蹴而就。
戎安：可能我们在实验型设计的时候有上百个方案，最后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淘汰、精选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成熟的最后结果，新理念与新建筑的关系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吧！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建筑界出现了一些混乱而矛盾的现象，我国建国之初 “实用、经济、美观”的建设方针，在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建筑”面前开始受到质疑。多元化的建筑设计观念和我国建设方针如何统一，这关系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也是建筑事业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原则问题，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建筑判断标准？
戎安：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提出的问题，我们也特别关注，也是我们很困惑的一个问题。维特鲁威针对他的时代提出了建筑“三原则”，这个原则在中国被解释为“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兼顾美观”，是我国建国初期的建设部部长刘秀峰提出来的。这个原则一直沿用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很少有人再去提这个建设原则了。我们要问当代适应我国健康发展的建设方针到底应该是什么？现在建设部在干什么？这么重要的建筑方针问题为什么没人来光顾？新的时代可以提出新的想法，但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建筑方针？我认为这是建设部应该做的工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有明确的建筑方针和政策定位，不然就会给发展建设带来混乱。出现这些混乱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环境中摸着石头过河，尚没有建立起新的原则，不破不立吗！但到了现阶段，发展出现了问题，是该研究新时代的建设原则了。说到要探索和形成这些建设政策和原则，也许会和我们美院有关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建筑艺术最基本的审美价值核心将如何体现？应该怎样来制定中国的建设原则，是需要我们来共同研究的新课题。
记者：一旦把这个最基本的建筑标准确定下来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个标准而导致建筑创作产生僵硬？
戎安：不应该这样理解的，建设方针只是一个政策、纲领和战略方针，它是一个原则，并不会限制我们的创作活动，或直接干预建筑创作该怎样不该怎样，创作和政策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合理经济的适用建筑也可以被创造成优美的建筑。文化的原则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但建设需要有一个指导方针。当年毛泽东就总结说“艺术要为国家服务，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现在很多艺术以及建筑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吗？它是为某些人的利益或是某个人的沽名钓誉在服务，这在一些地方表现的特别突出。要控制这些恶性膨胀，我国总的建设方针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一个国家大政策略的考量。过去的建筑方针只有六个字——“坚固、实用、美观”，但这六个字是大政方针，决定了一个时代的建筑走向。我们现今缺的就是一个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大政方针，过去的原则是不是还能沿用？如果不能用了，那新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能继续沿用，这个原则能不能引导当代的建筑发展？这些重要问题没有人讨论过，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急需讨论的大问题。
记者：可以说，到了现阶段这个话题的讨论也越来越急迫和严峻了。
戎安：很严峻了，现在由于没有明确的国家建设原则，在建设中已经带来了巨大的非理性浪费，如果还不解决的话，后续的问题和麻烦只会越来越多。
【谈教学——“坚持基本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
记者：我们美院建筑系的教学特色在哪里？
戎安：我对美院的建筑教学体系做过一个深入的思考，我希望形成一个核心、两条主线、三个平台，厚基础、宽出口的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特色建筑教学体系。学生入校时，在一级学科平台上展开教学，不要将学科方向分得很清楚，先打一个宽厚的基础。在教学模式上首先是在基础平台上传授知识与训练基本技能，大学一到三年级的学习任务主要是“课程式”教学模式，可以被形象的描述为老师“示范”、学生“模仿”的“跟着做”阶段。在四、五年级时是中层教研平台，运用“课程式”与“课题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这不仅是一个讲课、听课，然后做训练的过程，同时要结合一些实际研究课题来进行教学，通过这种“课程”加“课题”式的综合性教学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专业实操能力和综合贯彻能力，这个阶段可以被形象的描述为“在做中学”阶段。总的说来，一到三年级是培养建筑基础能力的学习阶段，四、五年级则是培养建筑专业能力的学习阶段，中层阶段可以通过自由选题方式和选择不同的专业工作室方式让学生进入所喜爱的专业方向，开始有一定专业方向倾向的学习。
记者：这也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广普的专业基础能力学习的基础上，再有一些专业方向细分的选择性。
戎安：是的，在三年专业基础之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社会的需求在建筑学内选择不同的学科方向性。到了五年级及研究生阶段，我们的建筑教学就可形成几个二级专业学科，包括城乡规划设计及其理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景观规划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及其理论，建筑科学技术及其理论等，建筑设计方向又可包括室内建筑设计和室外环境艺术设计等。这样一来，虽然都是建筑学毕业生，但学生可有多种专业方向的出口，可以更大范围的满足社会对建筑人才的需求，这也就是“宽出口”的意思。
记者：您的整个教研设想可以从这个结构图上一目了然了。（见图）
戎安：对，我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核心”——培养有创造能力的创新型建筑学人才，“两条主线”——培养科学技术能力和艺术审美能力两个基本能力，这两个能力培养的教学主线将会在整个建筑学的教研活动中贯穿始终。
记者：就以您来说，作为一名老师，您觉得建筑学教育的难点和要点在哪里？
戎安：现代建筑学教育有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建筑学科发展的太快，知识量越来越大，可教的知识越来越多，而我们的教学年限和授课课时又非常有限，尽管说培养一个基本合格的建筑师人才需要用五、六年时间才能完成，但是相比要掌握的庞大内容，专业课授课学时也还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的社会发展这么快，信息量这么大，有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知识信息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针对这个难题，通过交流，我也向中央美院造型学院的老师讨教过，面对来势迅猛的各种新潮，现在的教学到底应该怎样来做，后来我们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要注重对学生的“三基”教学——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能力”的培养。这些基本的东西可能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以不变来应万变，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课题我们都可以随机应变。另外，我们也要为学生尽可能多提供一些了解经典和精华的机会，有言道“曾经沧海难为水”，毫无疑问让学生多了解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东西，对于培养他们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都是十分有益的。学校只能让学生建立起一个坚实的专业基础和信念，而他们今后的发展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记者：这就是所谓的“以少胜多、以不变应万变”。
戎安：对，没错，好多人都感觉跟着不断涌现的新形式赛跑时间和精力总是不够用，其实这是不懂教育。什么叫不变，就是“持经”——掌握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我就是希望要给学生这样一个能力，他有了这个能力以后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了，他们应该能够自信用自己的能力去“达变”，去应对变化万千的新鲜事物，学生比我们能干，他收集信息的能力比我们强。
记者：但是，建筑专业在校期间很少有实际工程的实践机会，现在我们美院的实践教学，最主要的方式还是在做建筑模型，毕竟很少有人会把一个实体项目交给一个学生，那会不会对我们的教学质量产生影响？
戎安：这又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教学体系。虽然我院的教师队伍学术起点很高，都是一些国内外著名院校的博、硕士高才毕业生，教师们专业素质都很高，在教学和科研上都非常努力。但是每个专业院系的成长都需要一个成长周期，一般要十年以上才能建立和形成比较完善的教学科研体系和特色。如何形成特色？形成什么样的特色？这跟我们的环境、政策、人员构成以及学院文化背景都是有关系的，目前我们学院还是处在摸索阶段。第二就是模型教学的话题，这是建筑学教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环节，并且这种教学手段即使是在西方先进国家也十分重视。因为建筑在现代工业化以后有一个问题，特别是数字化以后，它更多的是一个模拟性的操作过程，数字模拟过程很容易把建筑师应该具备的一个重要能力丢失——手工艺操作能力。但是艺术的产生和动手又是直接关联的，制作建筑模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同时也在培养学生的审美和技术理解力。所以我非常支持制作模型的教学方法，当然这个教学过程还需要不断摸索，要更多的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同时又不能给学生增加太大压力。
我觉得咱们美院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把学生所有的外围时间、空间都塞满，如果都填满的话，学生的思想就被填死了，没有了创造性思维的空间和精力。所以我们还是给学生留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校园里面，建筑院系的学生可以广泛接触到别的艺术门类，这种相互交流对学生其实是很有好处的，在这个艺术殿堂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受着美的熏陶。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也发现有许多毕业生在毕业设计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他们对于一些建筑师本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应具备的基本能力还有不足或还有所欠缺，表现出作为即将成为的建筑师所必备的基本持业所学的专业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强化教学体系研究和体系建设，这是我们办学的根本。另一方面，目前我们还没有彻底完成学院建设，还在不断的健全和完善，而这个建设过程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空间，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毕竟在我国的现实状况中，中央美院建筑学院之前还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成功办学案例，同学们也应该有一个理解的心态。
记者：当前，除了动手制作一些建筑模型以外，数字技术也在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着建筑学教育。第一种方式是数字技术本身在建筑及建筑设计中的直接应用。第二种方式是数字技术通过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渗透，间接或更深刻地在影响着建筑学事业。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行为方式改变的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空间生存方式，人类的空间需求和对空间审美的改变向传统的建筑空间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进而全面影响了建筑、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
戎安：数字技术本质上还是一个“工具”。早期人类使用的工具是石器，故当时被称为“石器时代”；接着使用的是青铜器、铁器，形成“冷兵器时代”；后来又变为火炮时代、机械时代、蒸汽机时代……。技术在发展，它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时代特征。数字技术呢，又是一个新的工具类型，这个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工具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来说还是比较短的。对于这个新的工具，我给学生的态度就是你要掌握它，掌握这个新的工具可以很快地提高你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但谁来运用这个工具，说到底还是人本身，首先你是一个现代人，你要具备现代人的基本能力，所以我不反对数字化等新兴事物。只是反对他们用大量的宝贵时间在计算机上来玩一些电子游戏，通宵达旦、浪费很多青春时光，我就是对这个很反感。
记者：其次是关于“功能”和“形式”的问题，在当前的教学和设计实践中，关于形式问题的纠缠变得越来越无原则，同时建筑的功能要求也越来越“不可靠”，设计教学的核心内容应当是什么？
戎安：我认为设计课教学要回到“以人为本”上来。目前，我们在教学中过多的在讨论形式和功能问题，其实它们都是为人服务的，要回到这个本源上来。
记者：就跟我们国家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一样。
戎安：这不仅仅是口号，还要落实到行为上。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代人对一个项目的判断、行为和思维逻辑，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组织一个建筑的功能需求，接着再组织它的形式需求。现在很多情况是把“末”放在“本”之前，我们更多的是从“用”的层面来讨论建筑，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这就出问题了，要人去适应你所谓的功能安排和形式安排，而不是说依据人的本能和行为需求来制定建筑相应的功能流线和形式特征。在教学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强调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引导学生们的思维模式，而这个“人”又是一个自然的人，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具体个体，目前首先要有“人”的考虑，然后再把建筑相应的功能和形式具体化，这个过程也需要逐步的一一完善。
记者：最后在坚持建筑教学，坚持建筑理念推广的同时，我们要始终把握的文化立场是什么?
戎安：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建筑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要回归到这个核心价值上来。而我们现在很多的建筑是在为GDP服务，在为领导者的面子工程服务。这里“人”一倒，就什么都没了。只要“人”站在这，它就有一个一，虽然是个一，但它后面可以写无数个零。如果没有“人”这个一，后面再多的零还只是个零。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核心价值上来，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包括建筑在内的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记者：但就是这个核心价值是整个社会没有感受到的，也是很欠缺的一个东西。
戎安：既然艺术是前卫的、先锋的，艺术家是走在整个人类前面的，我们就更应该强调这个原则。我在给学生讲方法论的时候，我就提到西方的建筑理念是一次一次在向这个本源回归，每一次回归都带来一次大的发展，我们也需要经济，经济确实会产生一些东西，但不是根本，还是要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上来，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策划、文字整理：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