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肖像”作为“文明的回响”系列展览第三部在太庙艺术馆展出，在此次展览中，王颖生作为艺术家展出了他的“大学系列”作品，这系列作品聚焦一系列教育大师、先贤，并以此构成一个时代的知识面貌；作为一种创作模式，这种历史人物的肖像创作又与他参与过的“为劳模造像”迥然不同。“时代肖像”展览期间，中央美院艺讯网专访王颖生，谈及两种不同的肖像创作模式，更详细阐释了他在创作过程中如何提炼生成一个“大学系列”民国大学者形象，也从其创作经验出发谈及肖像创作中的时代性问题，以及中国画中的肖像观。

时间：2018年1月19日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
采访撰文：张文志
采访对象：王颖生

在“时代肖像”展览看到您是有一件《蔡元培》像展出，是“大学系列”中的一件。这种对先贤、知识分子的描绘，也是中国绘画传统的一个题材，由专门的“先贤”绘画，也有表现文人雅士的“高士图”，这是儒家士文化的一种体现，也一般都有“隐逸”趣味。您创作这一系列作品时，对这一系列人物、题材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王颖生：“大学系列”作品当时是应清华大学一个文化教育中心之邀而创作，这系列作品都是表现在中国教育领域投入一生、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大学者、大教授。这次展出的《蔡元培》是2002年创作的，当然这系列作品我一直在进行当中，只是在俄罗斯访问期间中断过一段时间。为创作这系列作品，我翻阅了很多大学者的资料，我发现那一代的大学者不仅学问好，甚至人物整体的形象都很好，可能就是当一个人学问、能力、思想都到了一个程度后就是另一种气象，所以我对这一批人是很特殊的仰望。我看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就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种学术方向，他们的品格、思想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后人，可能也是这种态度支持着我一直画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看描绘对象的态度就不同于传统绘画文人雅士题材，也不是要表现归隐情怀，而重在表现这个人物的思想和学识，并通过这个人物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您的这一系列作品，或者说这一类型的创作，描绘的人物虽然都没见过，但对这个人物形象却不陌生，在我们的教育、阅读当中早已刻下一个形象，包括您自己。您在创作的时候，如何处理画中形象与脑中既定形象之间的一个关系？您创作的形象又是怎样提炼成型的？

王颖生：应该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满意的、心意的人物形象，以此作为自己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标杆。其实从我一开始研究这个人，到最后在画面成型有一个升华的过程。我从读他们的个人传记、回忆录、周边的人写的文献资料入手，慢慢的，这个人物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越来越清晰，随着查找、阅读的资料越来越多，就把诸多信息进行综合，形成我个人的一件，或者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和理解创造出人物形象。可能这个人物形象会与大家脑中的认知不谋而合，但假如我找到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我是会毫不犹豫选择这个角度的。哪怕我表现这个人物的青年、中年还是老年，我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和考虑。整个人物形象的提炼过程，会对别人的形象认知有所顾及，但不是全部，我会结合这方面的考虑，主要呈现的还是我个人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比如这个系列中的胡适肖像，他在国外获得好几个博士学位，26岁回到国内成为好几个大学的教授，画面描绘的大概是他30岁左右的一个形象，他大概也是在这个年龄形象出现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应该是中等身材，我就做了一点点艺术加工，在他的清秀之中透露出一丝挺拔，把他创作为一个有着文人秀气，但身体又比较健硕，反映也很机敏的男性形象。再比如说《蔡元培》，他也是小个儿南方人，但我还是表现为中等偏上身型，有意识拔高了一点，让人不觉得这是个小个儿，因为这一人物形象的学问、人格魅力之大，在你心中已经忽视他的身高了，所以我是这样画的。此外，在文献中很少看到他们很清晰的全身角度形象，我实际上也是找了很多民国时期人物的照片，参照他们的服饰拼在一块，并不是说历史上就真的有这样一个形象，是没有依据的。所以这个人物形象有点像是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形象集成。

我还看到您一些别的作品，比如当时“为劳模造像”的一些素描作品，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一种只能从文献、阅读中获得人物信息提炼出一个形象，而“为劳模造像”就不一样，这个人物就坐在您面前。您可以讲一讲这两种不同模式的肖像创作。

王颖生：“为劳模造像”是写生，强调的是现场感，这个人就坐在我对面，可能我从来没见过他，更没有研究过他，只能通过短时间的交流和接触获得一种形象认知。“大学系列”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我很远的距离去观望一个人，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有着时空的差别。一个是面对面，一个是对那一代人遥远的致敬，对是遥远记忆的观察和表现。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时代肖像”，您也是展览的策划参与者，对于这个主题，您怎么理解，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肖像的时代性？

王颖生：这个展览在策划期间曾经叫过“中国面孔”、“中国肖像”，后来几经修改改为“时代肖像”。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特色，比如通过吴作人等人就能看到民国时期的面貌，后来五、六十年代又有这个时期特定的特征，现在看来都形成了一定的文献性。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人物、特定的场景、特殊的经历，有的可能一个形象就代表了一个时代。比如说铁人王进喜就是中国石油事业艰难发展时代的一个肖像，他就代表了一代石油工人，是有时代烙印的，整体又构成一个时代印象，我也觉得很契合我们整个展览的宗旨。整个展览也涵盖了比较长的时期跨度，一直到当代的劳模肖像，通过展览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阶层的人，这些都代表了不同的时代。

您刚才是从画面的形象出发阐述了肖像的时代性，那从艺术表现的语言和方法角度，怎么看这个时代性？可以结合您自己的创作经验谈一谈。

王颖生：这也是肯定的。比如中国早期油画还处在比较幼稚的阶段，就会努力向欧洲学习，呈现出特别想接近北欧或者法国、意大利的趋势状态。后来五十年代出现中国的土油画，因为没有走出去，只能自己内部慢慢摸索油画的造型规律。当然到了现在就是特别多元的状态，超级写实的，表现的，对材料的不同理解也有了很大变化。这些都在这次展览的作品出来规律，也就是说你只看到一件作品的技法语言，也能判断出属于哪个时代，这也是一种时代肖像。中国水墨这块，过去也用水墨表现肖像，比如明清肖像都画的十分深入，有些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没有肖像，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说法，中国画自有超强的表现对象的能力，比如说“谨毛失貌”就是讲肖像的刻画，比如说“肖似”就是将肖像如何接近对象，中国画领域有很多这样的专业形容词。可能中国画这种材料太容易毁坏了，保留下来的遗存不是很多。我自己用水墨表现对象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结合了色彩、水彩、素描的表现方法，将这些跟中国画材料结合起来，可能对肖像的近距离深入刻画能更往前一步。

您在中央美院从事壁画专业的教学，对于人物肖像的描绘，壁画应该是比较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载体，您可以简单讲讲中国肖像最早的一个状态，以及今天在壁画领域的状态。

王颖生：中国汉代的时候，比如说论功行赏，就会把他的肖像、形象画在一个高台上，把他的功绩写在上面，后世人们也可以去瞻仰，这相当于一个窗口，是国家推崇这些人建立的功勋。再早的时候，包括屈原在《天问》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比如在宗庙里面的肖像。所以中国肖像画很早就存在了，也带有强烈的功能性和礼仪性。后来一些墓室壁画也画肖像，表现墓主人一生的丰功伟绩。

肖像也是壁画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而且现在壁画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因为中国基础建设的发展，城市规模的发展，给壁画带来了很多机会。但很多时候壁画的时间周期很短，很多项目也是应邀而上，这也给艺术创作带来很大难度，也容易出现粗制滥造，我也是希望壁画人能珍惜时代的机会，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

图/艺术家王颖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