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央美院在推出网课的同时也为2020届毕业学生首次推出“云端美院”虚拟美术馆展厅，搭建起一个展示学生学业成果的网络平台，这将在更大程度上吸引来自整个社会的参与和关注目光。线下展览可以第一时间收集到观众的反馈，可以准确接受到艺术市场的讯息，可以成为学生之间交流与切磋的场所……相较而言，线上毕业展模式我们鲜少尝试，对其真实效果及反响知之甚少。美院教师怎么看待毕业展新形式？他们如何指导学生创作？又遇到了哪些挑战？艺讯网这次云采访了央美实验艺术学院邬建安教授，他将从实验艺术学院的毕业创作课、学生创作、线上展览的实质和未来发展、疫情下的自我状态等话题切入来谈自己的看法与认识。
受访人丨邬建安（央美实验艺术学院教授）
采访人丨杨钟慧（央美艺讯网编辑）
采访时间丨2020年4月22日
图片丨邬建安&毕业学生
01 创作方案课
邬老师您好，因为疫情，学校今年的毕业展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也因此关注到了学生毕业创作的相关话题，可以先为我们聊聊实验艺术学院的毕业创作课吗？
邬建安：实验艺术学院很多课程都包含有创作的因素，与包括造型学院诸专业在内的美院其他学科不同，我们的基础课和创作课区分并不那么明显。实验艺术学院的毕业创作课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作方案课”，也是我们学院创作课的主要的组成部分。课程由吕胜中老师开创，主要是将创作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在文案阶段进行集中处理。学生需要对创作思路进行梳理和调整，并和大家集体交流讨论，由教师提出意见后，形成最终的创作文案。这个阶段的目的，一是帮助学生建构创作思路，掌握创作方法，另外也是在教给学生在将来离开学校之后，在艺术世界当中生存的一种技能。因为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很多展览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作品不一定是在展览之前就有的，需要首先给策展方提供一个展览思路，如果艺术家能提供一个创作方案，是非常直观的，策展人可以以此做出判断是否邀请这位艺术家参加展览。
到了毕业创作的时候，也要经过一个整理创作方案的过程，之后将方案具体实现。这个阶段的课程对学生自主性要求较强，同时需要一个合适的空间进行创作，我们的学生需要动员各自的资源，寻找完成作品的空间。在学生实地制作的过程中，教师会集体去学生所在空间看他们的工作进度和作品的呈现面貌，指导他们进行调整。这就是我们创作课的大致教学模式。
邬建安教授线上指导研究生的毕业创作
因为疫情学校不开学，老师和学生们也进入了“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模式，这对您的创作课教学有哪些影响？
邬建安：关于毕业创作，学校有一个大的指导方向，但其实我们挺陌生的，不太知道线上创作到底怎么做，主要原因是学生们的创作类型多样。我想如果都是平面设计类或影像类的作品操作起来会相对比较简单，这种形式的作品在线上展览的时候遇到的困难会比较少。但是有很多同学的作品，需要在现场体验，包括材质、空间关系、现场氛围等等。这些不同的因素和需求汇集在一起，构成了毕业创作展览比较大的挑战。
实验艺术学院的毕业创作课，本科生跟硕士研究生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研究生主要是各个导师自己负责，导师根据自己在网络上发布作品的经验来指导学生。本科生则更多是集体提建议的方式。我们差不多每一周都要学生提供自己的创作进度汇报，每一周到两周，各个工作室就会组织给学生集体开会，看具体的创作进度，给他们提供意见。会议之后，每个学生还会有具体老师负责和监督。我们系一共三个工作室，每个工作室有五、六名教员，十到十二名学生。每个工作室的工作方式也都不一样。
我所在的实验艺术工作室，创作教学受疫情影响挺大的，因为学生做作品，我们需要看到他做的东西，很多感觉就在空间相对密切的接触中，发酵、摩擦，然后被我们察觉。现在只能靠图片、视频和学生交流，很多感觉上的东西沟通起来比较吃力，效率也低。但是也有一点好处，因为我们工作室要求老师用文字的形式和学生交流，而不是语音的方式，这个时候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交流书面化、文本化了，无疑是在强化学生的文本写作能力。同时，在平时面对面交流时，靠语气或者动作传达出来的很多问题，现在需要靠相对准确的文字去表达，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工作方法，但是却替代不了见面交流的信息丰富性。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有利有弊。
疫情发生前，邬建安教授和Mark Cooper、蔡锦老师一同指导学生创作
疫情发生前，学生在工作室创作
02 疫情下的学生创作
疫情改变了老师们的授课模式，那么这对学生们的实际创作内容又有哪些影响呢？
邬建安：影响是一定的，但现在还处在疫情的漩涡当中，我们很难评估影响到底在什么程度、哪些方面影响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在之后蛮长时间探讨的问题。这一次，我看到疫情对人情感的冲击很大，而且对人的身体限制也很厉害，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会在作品里反映出来。比如说我的研究生郑嘉燕，她的创作做的是可穿戴木偶戏，就像衣服一样，人穿上之后变成一种很像“偶”的东西。她用这个来讲一个自己构思了很长时间的故事——《异错镇》。她原本计划用现场行为戏剧的形式展示作品，但在疫情期间要完成毕业创作的时候，实际上是用可穿戴木偶做了一个电影。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感觉里面有一种很深沉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发生的问题紧密相关的。她采用了一种非常意向化、模糊、超现实的表现方式，这个“偶”一下子变成了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感染了病毒，变成另外一个种群的人。这群人不能做梦，就好像说你不能有梦想，因为你的梦会跟一些灾难有关。其实她在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清晰的想这些事情，但这场瘟疫带给人们身心的刺激，在潜意识层面改变着每个人，而且在改变着艺术家创作时的情感输出方向。
另一个研究生冯志佳一直在做绘画作品，但这次毕业创作他做了一组很大的装置，是将人的旧衣服挖空后在里面装上铁丝架子做成一些透明的人形，好像幽灵一样，漂浮或行走在空中。这些衣服上还带着曾经主人的身材、性格偏好等痕迹，但被掏空后的衣服轻飘飘的，虽然空灵了但是确实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这些感觉是疫情带来的。这些年轻艺术家，他们将这个时期自己心灵深处的感受翻译成一种视觉形式，这是特别动人的东西。
冯志佳在进行装置作品创作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带毕业学生的整体创作情况吧。
邬建安：我今年具体负责了三个本科生和六个研究生的毕业创作指导工作。三个本科生由我负责督促，我们工作室有周汇报制度，学生每周都用图文的形式记录这一周做了什么，有哪些思考。他们从三年级开始一直跟着我做周汇报，四年级毕业创作的时候也是我来督促他们的工作进度。
这九个毕业生的创作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一、 传统语言的当代转化：
1）研究生郑嘉燕的作品自述——“异错镇”是我构建的一个幻想世界。这个世界将由多部影片、绘画，雕塑、装饰和偶戏构成。展览中为大家呈现的是整个故事的第一部分，讲述了黑石暗处一个没交流、没性别、没语言、没文字的小镇。镇上的居民只要入睡、做梦，就会被一艘搁浅了的弃船带到人类社会，因为异错镇居民梦中出现的景象会直接出现在现实中，小镇就会越来越拥挤。
展览中呈现的影片讲述的是多年以后，做梦被带走的居民在人类世界从事体力劳动。其中1号和2号居民工厂中的在操控着机床，1号同时在农贸市场贩卖异错镇的产品的日常生活。其中从演员身上的“可穿戴的偶”到场景道具都运用了云南传统手工艺中的扎染，传统的扎染是扎完染色解开后才能算是一件完整的作品，这里我只选取了其中“扎”的这一个步骤，使得“扎”成为一个独立成型的语言。“可穿戴的偶”改变了静止或提线等靠人手的局部运动来控制偶的运动轨迹。演员的全身都成了控制“偶”的因素。而“偶”身上的肢体也可随机转换。
寿盛楠毕业作品《绣谱》模型
2）研究生寿盛楠的作品自述——刺绣是人类对图像像素化表达的古老探索之一，正是针法充当了其中像素点的角色，成为构成绣品图案的基本单位。而如果我们通过更微观的视角再进一步去剖析每个针法，那么长短不一、曲直有异的线段则又是构成每个针法的基本单位。我的创作理念即源于剖析这种单位的嵌套层级关系。我用纤细透明的有机玻璃条块来充当构成针法的“线段”，通过模块拼接的方式重新搭建雏菊针、芦席针、松针、锁子针、盘金绣、轮廓针、鸡毛针、抢针等一系列经典的刺绣针法。
寿盛楠毕业作品《绣谱》局部—雏菊针、松针、轮廓针
我把不同针法放大，用以研究与展示其中线段与线段、线段与底料间的层叠与穿插结构关系；我事先用建模软件构筑每个针法，让孔位与线段间通过明确的数学比例关系如同符号般固定下来，获得曼陀罗般的几何观感，从而区别于原本手工刺绣的不准确性；我将部分针法的线段首尾相接，形成圈环，以尝试创造新的针法；我选择透明的材质，意在解读针法的正反两面，同传统刺绣中只注重针法正面，而背面稍显凌乱而被隐藏的特点相区别，同时，以透明亚克力代替“丝线”，让针法透明化，让每一种针法都具有玫瑰窗般的光感。
二、 艺术本体语言的拓展性探索： 
冯志佳毕业作品《被挖空的人群》室内展示
冯志佳毕业作品《被挖空的人群》室外展示
1）研究生冯志佳的作品自述—— 疫情期间，自己变得更加专注，把研究生期间研究的“余光”绘画向前推进了一步，留下了大量的速写作品，正是这些速写生长出了我的毕业创作《被挖空的一群人》。一幅速写几根线就能把一个物体表达清楚，而且有其独特的视觉感受,所以我尝试把现实中的物体的其余位置挖掉，只留下其轮廓线和结构线，看其会出现怎样的视觉感受。
赵汗青毕业作品《一块原布》创作过程
2）本科生赵汗青的作品自述—— 我的作品《一块原布》是在6米乘6米见方的原坯布上进行裁剪，制作多款服装，每一个款式的衣服都用的是上一件衣服，所剩下来的余料。循序渐进的工作，直到所余的布料，承受不住裁剪。这不单单是创作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作为艺术学生思考的过程。
郭家骥毕业作品创作过程
3）本科生郭家骥的作品自述——我本科期间做了一系列关于骨骼肌肉之间概念的辩证关系探讨研究，这次的创作也同样以这样的命题作为出发点。人类常见的动作中有着抽象的逻辑，具体的形象给人直观的视觉感受，而抽象的逻辑唤起人的视觉经验，设想一下，一个感官传达脱离了我们常说的“骨架”、“框架”，如何用“联系”、“关系”来引起接收者的共鸣？这是我本次创作想要讨论的问题。
三、社会议题的艺术化思考：在实验艺术学院的日常教学中，“问题意识”与“批判性思维”作为时常被提及的高频词被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这样的教学传统引导下，学生们将自己的目光转移至身边的社会，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来回答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
童言明毕业作品《李家村：肖像》（局部）
1）研究生童言明的作品自述——研究生期间我将目光聚焦在了“艺术乡建”的议题之上，并且在导师的帮助下得以有机会走进乡村，以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身份亲临乡村建设的发生现场。在乡村工作学习的一年时间里，我以更近的距离看到了诸多乡村的美好与无奈，而这份五味杂陈的感受，便凝固在了《李家村》系列作品之中。
四、 科技思维与新型技术手段介入艺术表达的探索：
刘嘉颖毕业作品《零美元》系列
刘嘉颖毕业作品《Smiley FED》动画
1）研究生刘嘉颖的作品自述——我自2017年开始使用以太坊区块链技术进行艺术创作。由于年初疫情严重冲击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为了提振消费以避免经济衰退，开启了历史罕见的“直升机撒钱”模式。我从此事件中获得灵感：将加密艺术（CryptoArt）领域最活跃的一千名玩家筛选出来，并向这些以太坊地址空投了面额为“1000美元”（Thousand Dollars）的加密货币，创作了Sound Money系列。作品最早在2020年初在区块链平台 opensea 上发布。刚开始发布这些作品的时候，关注的人并不多。几天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Sound Money系列的作品在区块链平台Open Sea中销售一空。
五、内省与疗愈式的个体艺术表达：
靳天添毕业作品《《恶心 nausea》影像截图
靳天添毕业作品《恶心 nausea》创作草图
1）研究生靳天添的作品自述——我的单频影像《恶心 nausea》，引用自萨特的同名小说，但并不完全是通过思考存在来感受“恶心”。萨特的“恶心”来源于体验到现实的解体和逻辑的坍塌，而到底是什么使我感到“恶心”呢？看到低劣的群氓鱼贯而出时我就恶心；目睹无耻践踏了一切时我就恶心；想到我日复一日耗费时光我就恶心。当人口成为一种治理，当农场种植动物时，让生命无意义使我感到恶心。大批的群氓被“庞大而乏味的思想”种植出来，像养殖人一样，不需要智性与体面的追求，仅仅实现一种简单的螺丝钉般的功能性，就像屎尿的洪流冲刷了世界，却被视为天然的正义，这就使我“恶心”。海河的风轻轻吹，鲫鱼闷死在温暖的水草里，垂钓和广场舞点缀风景，日复一日，“没有什么新鲜事”。
袁晓萌毕业作品《星星#2020》创作过程
2）本科生袁晓萌的作品自述——2020是一个蛰伏之年。习惯于光速前行的人类一齐走进了久违的暗夜。随之显露的黑暗面也让我们比以往更有机会听到内心深处的声音——找回那些被遗忘的“星星”，并让它为我们指引方向。
我召集了22个参与者，收集他们与恐惧＆渴望相关的回忆为素材，设计一副占卜形式的卡牌。它能够帮助使用者显化出潜意识的想法。希望能用《星星#2020》将当下时刻转化成自我关怀与疗愈的契机。
这些学生居家创作，心态如何？面对新的毕业展形式，他们有焦虑情绪吗？
邬建安：在这个情况下焦虑不一定不好，焦虑实际上是发现了自己可能存在某些能力上的短板，或者面对陌生的，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问题。当焦虑出现时，人们往往会想怎么克服焦虑，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在我们系的教学里面，某种程度上并不回避焦虑，当焦虑发生的时候正是你要提升战斗力的时候，所以相对来说这也是积极的一个状态。我时常跟学生们说越陌生的东西越好。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个时候就要自己想办法去做实验。这么做也许好、也许不好，如果这次做的不好，下次努力把它做好，如果这次做得很好了，证明我们的设想是对的。在一个陌生的挑战来的时候，有焦虑是好事儿，它给你压力，而将压力转化成动力，你就会做一些原来你不会做的事情。
新的毕业展形式对学生的创作状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影响应该得到控制。在我看来，创作实际上是做给自己和自己的未来的，而不仅仅为这次毕业。这件作品应该是年轻艺术家未来职业道路上很重要的基石。也许在这次展出效果很好或者没有那么好，这都不用太在意，因为我们不是只为这次展出，也不是只为这次展出平台而做。等疫情过去之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展览机会。在创作上面，大家还是要尽量做自己最想做、最渴望表达的作品，而不要被网络平台的技术瓶颈给限制住了想象。
疫情期间，学生利用家中条件积极创作
03 线上与线下
现代美术馆展厅和线上虚拟展厅在技术操作、观众群体、观看方式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那么您认为艺术家应如何调整自己的作品来应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展出呢？
邬建安：线上展览涉及的是观众与艺术作品之间沟通交流的界面变化问题。我们一般想象的沟通界面都是美术馆、画廊这些真实的空间。现在这一沟通界面被强制性的屏幕化了，所以只能发生在电脑屏幕和手机屏幕上。我们有一些同学原初设定的沟通界面就是屏幕，我觉得很好，因为这在将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发展方向，这一类的作品将来也能够被更多人接触到。
那些原初设定的沟通界面是真实空间的作品，在线上展出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太多的艺术作品我们都没见过原作，都在书籍或杂志上阅读的，其实也是在二维界面上跟作品发生接触，观看米开朗基罗、毕加索、罗丹、贾科梅蒂等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我们主要都是通过照片。所以，应对沟通界面的挑战，我觉得最有效的手段的还是摄影和录像。你需要把原本计划在三维沟通界面上发生的交流，转化成一个好的、有意思的摄影或录像，能够让观众在一个替代性的沟通界面上，有效感知你的作品。这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挑战，是对自己作品发布方式，作品与观众交流方式的一种探索。
怎么样构思作品的拍摄，得到一个非常精彩的、能够讲述故事的作品照片，把在现场人们不能捕捉到的那种优雅或者神秘的感觉，通过作品的摄影传递出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还可以专门构思短视频，加入画外音，全方位展现作品，给人们介绍作品的思考和理念。这都是让自己去积极的适应屏幕界面的方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虚拟展厅的刺激，也许我们很长时间都不会想到专门构思摄影和录像，去记录、表达和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正因为这样一个事情，逼我们必须做这样一些工作，这对自己的作品反而是一个加深了解的过程。
今年是学校首次推出“云端美院”虚拟美术馆展厅，您怎么看待这一毕业展新形式的未来发展呢？
邬建安：这方面其实我并不特别熟悉，但感觉是一个大趋势。疫情只是一个导火索，主要的动力来自艺术世界一直在探讨的艺术大众化趋势。艺术如何与更多的公众沟通、交流，公众怎么进入到与艺术发生接触和沟通的界面，这是一个大趋势。以往人们要去美术馆、画廊，但这些空间容载量有限，而且地域分布不均，很难让更多人真正了解作品。而技术和技术平台的出现为之提供了可能，人们在手机上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艺术体验，这将打破资源有限造成的一种中心沟通模式。所以艺术大众化趋势和技术平台的发展提供新的支持，早早晚晚要把所谓的云端展览推上前台。现在疫情相当于是一个助燃剂，大家一下子开始关注云端展览，这个是挺好的事儿，而且在平台上会产生更多新的艺术创作语言和形态，又会发生很多艺术的故事，这些都挺让人期待的。
最近有一些声音在探讨“线下展览是否会被取代”的话题，您怎么看？
邬建安：线上展取代线下展是不可能的。说到底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口号、一场运动，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需求构成的。看艺术作品的观众是具体的人，只要存在一群人他们还想看线下的展览，线下展览就一定会存在。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本身是一个假问题，没什么意义。
04 降速——疫情下的突出感受
前面我们谈了很多学生方面的话题，现在请您谈一谈自己这段时间的状态吧。
邬建安：当这个事情被人们慢慢翻过去，成为历史后，我们再回头才会知道自己被它影响了多少。或许我的创作已经留下了这个事件和时代的烙印。疫情带给我自己最突出的一个感觉是降速，因为我觉得在疫情之前，每天都忙得要死，事儿没那么忙的时候，反而会焦虑：怎么今天没什么人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怎么可以？是不是哪儿错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效率迷失或者是一种奇怪的紧张状态了。你习惯快节奏之后，速度就变成一种上瘾的东西，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不好，没有真的沉进去思考，没有把作品做得更棒，等等。但你想慢的时候，你老有一种顾虑，别人是不是都没有慢？我慢下来会不会被别人落在后面？如果没有疫情，我们是意识不到这种焦虑和顾虑的。我觉得正是这次疫情，你会突然看到自己原来就是那么一个傻乎乎的，老去顾虑那些事情的一个状态。等慢下来之后，逐渐看到那些原来没想过的事情，或者原来想去做但一直没做的事情，慢慢浮现了出来，这才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
您还记得自己当年的毕业展吗？从那会到现在，可以和我们聊聊您的感触。
邬建安：我是人文学院毕业的，当时人文学院交论文就可以毕业，所以我当时没有毕业展。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创作，我的导师吕胜中先生为我策划了一个小个展，在油画系四楼的小展厅做的。我们那时候学校的美术馆还没盖起来，同学们的毕业展主要在地下展厅和多功能厅举办。 
邬建安，《白日梦》系列，夹宣手工镂刻，2003—2004
最后请您给即将毕业的学生送一段寄语吧。
邬建安：做最好的自己，别管别人说什么。
艺术家——邬建安
艺术家——邬建安，摄影：小河
1980年生于北京，祖籍上海金山。200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系,获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中华传统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北京动物园学术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