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虽然各有各的命运，却没有一种命运超越了人类。”
——加缪
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别处／此在：海外华人艺术抽样展”艺术家刘博智的展厅徘徊良久，只觉一种巨大的命运感席卷而来。低头细读早期华人移民史的调查文本与图像展示，抬头凝视古巴唐人与父母族亲穿越时空的巨幅“合影”，无法不感到悲怆与错愕。这段黯淡的即将被人遗忘的历史，竟以如此沉静、微妙却摄人心魄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喟叹的是，人生的境遇与选择，时代的沧桑与巨变，文化的交融与迁徙，无数种变量的叠加，谱写出不同的人生剧本，沉浮跌宕，无限唏嘘。
这个展览使观众能整体了解到三个代际海外华人艺术家群体的学习、思考和艺术创作状态，这些前赴后继的文化游牧者，以他们独特的身份、意识与语言方式，向人们娓娓道来一个个放逐与新生的故事。
一
我们现有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中，“海外华人艺术”是艺术史家容易忽视的一个面向。多年以来，移居海外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并不在理论家的讨论范畴，即便是移居海外前在国内已经产生过一些影响力的艺术家，在离开中国后也鲜少有机会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里面自然有约定俗成的地理因素的考虑。而随着全球信息化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不同国界、社会族群之间的流动和渗透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海外华人艺术家也开始频繁往返于本土参与展览与研讨，这一特殊的群体重新又回到了批评家的视野。
“海外华人”通常指的是“居住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他们拥有中华民族的血统，而不论其目前所拥有的国籍。“海外华人艺术家”是一个特殊而宽泛的群体，因不同地区文化语境、个体经历与背景的差异性，无法用固定的标准来判断和衡量，从而对这一群体“共性”的考察变得不那么容易，展示他们居间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中的状态、经验与艺术实践的“个性”，成为更有效的研究途径。这一课题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义，正如策展人王璜生谈到的，“从单一文化到多元文化认同，从文化心理到文化取向的双重性表述，从道德观念到行为准则及生活方式等等，形成了新的文化生态学，也生成了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艺术方式与现象。”
尽管如此，“海外华人艺术”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偏的研究领域，目前仅有广东沿海地区的一些美术馆机构涉及此类学术命题的研究，何香凝美术馆坚持做到了第三届，且每一次的学术视角与研究深度都具有相当的水准。这一命题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融汇，是一个非常开放、新颖的议题。而一个视野宏阔，具有跨文化视角和丰富人生阅历的研究者，更能对此有深入的体悟和把握。
如果我们试图超越地理因素来讨论“中国”，“海外华人艺术”将成为最重要的视觉范本。尽管他们已经离开了“本土中国”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语境，但中华文明的文化记忆与总体经验作为“根”的作用无处不在，他们在异乡用创作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勾勒出一个“海外中国”的心理与艺术图景，在冲突、磨合与融入之后，带来更富有张力的重构与表现方式。如果从更加宽泛的角度讨论，他们的创作应当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一部分。
二
在深圳这样一个汇聚了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新移民的城市，举办这样一个展览颇具对照的意涵。对于普通观众，尤其是有着海外留学梦的艺术类学生及从业人员而言，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话题，海外华人艺术家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在异国如何解决生活和创作问题？与公众的一般认知是否存在差异？大部分人并不十分了解。
何香凝美术馆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这一课题研究上的空白。从2013年开始，何馆对“海外华人艺术家”进行持续的展示和研究，为这一领域的理论交流与创作对话提供了一个具有开拓性的平台。迄今，何香凝美术馆已经办了三届海外华人艺术展。第一次展览“在地未来”以海外青年艺术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海外华人无法回避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身份”切入考察，其身份的多重性、边缘性、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并不一定是负面的，而是可以视为一种活力的存在，如策展人冯博一所说，“形成一种文化上的空间张力——不即不离的引力和斥力抗衡”，展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觉文化价值。
第二次“重瞳体”以女性艺术家的群体作为研究的对象，所谓“重瞳”，意为“一目双眸”、“一目重眸”，通过她们迁徙于异地异乡的生存经历，以及她们多重的身份和创作经验，重置她们在所在地的过去、当下及未来情境的个人感受与关照，这个展览并不刻意强调“女性艺术家”的性别身份，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现象进行研究，就其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化艺术的特质或因素加以比较，寻找出全球化与在地性复杂关系的带有启示性的价值。
第三次展览“别处／此在：海外华人艺术抽样展”形成了三代人之间的对话，我们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艺术家走向海外定居与创作的一个线性迁徙历史，三个代际艺术家之间不同的年龄、背景、经历形成迥异的整体作品表征。“别处／此在”是策展人王璜生对艺术家生存经历、精神状态和身份问题的一种描述。展览从海外华人艺术家的身份与创作问题切入，以社会学抽样的工作方式抽取了18位海外华人艺术家作为代表，对他们跨度长达40年的移民生活与创作历程进行了深度调查，形成了一系列珍贵的访谈与研究文本。
而此次展览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文本的核心作用，涉及到调查发掘、取样追踪、采访对话、学术研讨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衍生出来的文本及其背后的故事成为了主角，作品本身反倒成为了注脚。作为一个90年代的老建筑，何香凝美术馆分割的空间以及没有优势的展厅层高并不利于展览的整体性观察以形成某种共鸣，但是对于艺术家个案研究却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能较好地展现这些艺术家的个性表达。
三
群像之外，回到此次展览的个体叙事，是一个个鲜活的迁徙故事。
“别处／此在”是策展人王璜生对艺术家生存经历、精神状态和身份问题的一种描述。“别处”即为海外华人“特殊”的身份文化背景，“此在”是指在全球化的当下性中表现出的个性化作为。“抽样”挑选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带有社会学的意义，从三类不同成长经历和不同年龄段的海外华人艺术家中取样，既会综合考量，兼顾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有过一定成绩的艺术家，也会将目光放到公众感兴趣又不太熟悉的新面孔上。所谓的抽样，并不是无目的地随机抽取，而是有选择性地挑选，在强调个体的差异性特征的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便是展览所关注的。而这18个被抽样调查的艺术家，亦能从不同的面向带出一个非常庞大的海外华人艺术家群体。
展览的三大部分关注三个年龄层的艺术家移民。第一部分“隐匿的记忆”主要关注1950-1960年代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并在80年代移居海外的艺术家，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有着深沉的记忆，他们并不一定真的希望踏上回乡归途，但在异域会对身份问题感到不适和焦虑，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不断地审视自我的经历与国家历史的命运。艺术家萧桐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并不为国内观众所熟悉，出国前接受的是文学训练，到美国后才真正遵从内心选择，系统学习绘画，他在访谈中所谈及对父辈遭遇的痛惜与深情挂念，让人潸然。他的艺术创作仍在过去的经历和记忆中徘徊逗留，通过艺术不断进行自我确认与自我疗愈。作品《非请客吃饭》（2012年）从材料出发，追忆父亲挨斗时站在八仙桌上的样子，形成极为抽象的意味。
第二部分“杂驳的情怀”主要聚焦那些没有国内生活经验，很小就移民海外，或是出生于海外的第二代华人艺术家，身份问题在他们身上逐渐被消融，但是对身份本源的追寻表现在艺术中成为“杂驳的情怀”。与第一代海外华人艺术家不同的是，这一群体并不是主动走出去，甚至会弥漫一种“回不去”的情结，因而他们大多对中国文化有某种特殊的想象和寻根心理。一如艺术家谭嘉文，出生在蒙特利尔，但从小在中国家庭长大，中国文化是其文化身份的一部分，但是又不是真的熟悉和感同身受，因而需要不断的探寻。其作品《哑行者的亭子》（2018年）用灯笼、茶具、瓷器等具备中国元素的现成品再现了一个“中华空间”，以讨论文化是如何被阅读、解释和理解的，以及文化如何对我们自己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
第三部分“狂欢的游走”选取的是1980年代出生在中国，在海外接受艺术教育并留在国外工作的艺术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艺术界的一种趋势——随着跨国流动的便捷化，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拥有国际教育的背景，他们之中的多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会尽可能选择留下来，或保持家乡与异乡两地跑的习惯。他们和第一代一样出生在国内，但是身份问题已明显不再构成问题，他们能自如运用多种媒介与国际化的语言方式，展示各式各样感兴趣的经验、概念与思想，时常处于一种模糊的中间地带，勾连中西方之间的经验。艺术家姚清妹在国内读完大学才出国留学，她深信只有改变生活环境，才能认识自我，激发思考。她的作品具有清晰的脉络，带有社会介入性质的行为表演以及在剧场空间的行为表演，最后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其作品《审判》（2013年），便是结合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修辞姿态与中国革命时期样板戏的身体语言，对三个自动贩卖机进行资本主义的批斗，产生强烈的幽默、荒诞与戏谑感。
尽管都以不同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在三次海外华人艺术展中，身份问题始终是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切入点。而一个全新的事实是，年轻一代似乎越来越不再局限于此，由于生长环境的影响，9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似乎天然带有跨文化的思想准备与认同感，因而，海外生活学习的经验已不再是文化交流碰撞的先决因素。的确，信息的全球化导致世界正在被无限同化，身份的流动与不确定性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游学海外的年轻艺术家在超越了身份的标签之后，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面貌和表达上的“趋同”危机，毕竟，只有保有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文/朱莉
图/何香凝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