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虽已被绳之以法、得到司法的判决，但我心中的天平并未因此平衡，并非对判决的不满，而是对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激情杀人”的辩护理由感到震惊和不安。不安的情绪使心中的天平上下摆动，同样作为一名艺术院校学生的我，甚至为此身份感到了羞涩，并一度不敢正视旁人对艺术院校学生“另眼相看”的目光。药家鑫以学艺术的特殊身份作为理由躲避死刑的判决，用激情来美化极端的杀人行为。难道激情就意味着要极端，而极端是获取艺术创作灵感的一条捷径吗？极端行为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在哪里？造成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归咎于艺术家常常表现出的反常人之习，还是由于某种历史根源？大众对艺术的某些长期误读，是否也是成为酝酿激情借口的“发酵剂”？如果是，那么普及大众的“美育”已迫在眉睫。
激情，原本是一个充满力量的有生词语，在当下艺术领域它也一直有着“显贵“的身份。首先艺术活动被大众默认为是一种激情的创造过程，激情始终贯穿艺术家的生活；并且普通人对于艺术家的形容也往往以孤僻、桀骜、狂躁、神经质等充满内在激情的词汇，这样久而久之艺术工作者的形象就被概念化、固定化。而作为艺术家自身对于这种定位似乎也表示认同，大多数人更是在身体力行被外界定义的生存样式，特例独行成为其经常展现的姿态，焦躁冲动是他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深居简出变成必备的一贯作风。都普利斯认为，特定社会中的身份系统总是具有一种“双向定义”作用，于是这样一群人就再次应正旁观者模糊的猜测和轻率的解读。然而随着时间流逝，集体性的概念化并未得到破除，反而愈演愈烈，艺术家以这种被排斥感开始沾沾自喜，而公众臆想的艺术家生活状态也更加神秘化。加上近几年艺术市场的升温，艺术从业者身份认可度的显著改善，和社会其他行业对其关注的投入，艺术家自身的“贵族化”思想不禁悄然而生。
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历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给出更明确的缘由。与“贵族化”一脉相承的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史模式使艺术家个性化的日益加强，和杜尚以来现代艺术与生活边界模糊化从而导致的艺术泛化现象，拉远了艺术与大众的距离。
自后印象主义开始，艺术家不再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对客观对象再现上，开始有意识的忽视理性的指导，抛下严格的透视关系，破除原有的色彩固式，摆脱模仿自然的奴隶枷锁。塞尚、高更、梵高等后印象主义代表完全将艺术纳入自己主观世界，以独立的视角去观察眼中的自然，建立起新的艺术观念，成为艺术思想的一次革命性解放，开始了艺术家个性化的征程。此后似乎画家笔下的每一笔，都蕴含了某种情绪，画面成了创作者心灵的一面镜子，于是当艺术家进行工作时，他必须调动起自身的某种情绪，全身心充满激情地投入至忘我。“忘我”有时会导致过分自我，过分自我往往会迷失自己，处于急剧感性的迷失中没有办法解脱出来，旁人便更为束手无策，最后整个人被某种情绪套牢，变成自己情绪的奴隶，而无人知晓在为何痴狂。正如塞尚所说，“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反对权威主义，除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什么也不服从。”这种极具自我和叛逆的情绪不可避免的带来悲剧。众所周知的天才画家梵高的结局，当然他对艺术的热情和执着毋庸置疑，但一个艺术家真的要进入“苦行僧”的意境中才能创作出感人肺腑的作品吗？如果说梵高由于他被公认的艺术“天才性”和他所处的后印象主义刚刚兴起的大背景，能够将我们说服，那么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结论是否还能够成立？是否依然适用于当代艺术家的阐释模式？艺术创作时的个性存在，现在是否依然值得为此痴狂到放弃自我，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答案为肯定，是否说明我们当下对艺术的认识和实践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阐释模式下绕圈圈。
当杜尚将观念植入艺术时，情况就进一步复杂起来。将日常用品照搬到博物馆，像障眼法般扰乱了人们对于艺术品先前的判断，也使“杜尚在把艺术与生活拉平的同时还给艺术家留了一个‘贵族’的特殊地位”，即是不是艺术由艺术家自己说了算。此后普通观者在面对一件艺术品时，变得毫无头绪，此前的一系列判断体系都在当下相形见绌，对艺术的话语权仅仅掌握在“圈里人”中，虽然艺术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与生活的距离，但事实上艺术开始变得从未有过的小众化，甚至现在有时只要提到“艺术”两个字就在无形中形成了有形的距离。作为艺术主体的艺术家也已习惯这种距离感，享受俯瞰而下的高姿态，和类似自导自演的开卖场。但说者侃侃，听者寥寥。这种贵族化心里只能让艺术的平台越筑越高，而攀升的同时也使艺术家继续持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假想”。双向作用，恶性循环。但是高姿态能给艺术带来哪些有营养的价值呢？贵族化心理会给艺术带来除了遥不可及的清高感和远离大众的“清净”，能够在艺术语言层面上带来新的突破吗？
艺术家身份贵族化在当下大行其道的现象，也与中国自身历史的独特性相关联。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讲话》起，“文以载道”的功利性思想在现代中国开始，当时的艺术要为革命服务。解放后在《讲话》的精神延伸下，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顺理成章。“公共观念成为集体生活的标准，个人在集体生活中表述公共的思想已成为一种习惯。”1改革开放后，艺术工作者被提炼为艺术家，终于有机会脱离集体性的精神套路，开始个人情怀的展示。“首先，闯入人们视野的是西方20世纪的先锋艺术。‘先锋艺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2且当时“先锋艺术”正适合急于打破僵化单一的艺术创作模式的中国当代艺术，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进行的一次历史性选择，其中包括对禁锢已久的人性自由的渴盼，以及创作方法的解放。“个性”自此像决堤的洪水，一倾而下。“个性”一词在之后的时代，和“前卫”、“时尚”等词在人们心中位置的一致性可以从它们被同用的几率看出，而现在个性已然从大众追捧的“明星”沦为一种个人的必备品。“在当代中国艺术界，作为个人而存在的艺术家越来越多，特别是新生代艺术家以及更年轻的艺术家，不仅表达方式是个人化的，观念也脱离了集体主义的大生活的范畴。”3但是艺术家作为每个时代里最敏感的群体，个性化的要求已被他们推上一个高度，那在这个个性泛滥的当下，他们是否能为公众做出新的时代风向标，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个性化演变为的贵族化，并不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它只是在个性基础上的偏激发展，而且目前看来，这种偏激开始将艺术领上小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难道这是一条唯一的必经之路吗？
贵族化的状态导致了艺术家自命不凡的心理，药家鑫所谓对“激情”的追求而产生的“过失”，是“贵族化”情结的衍生品。那么在社会中发出的对他支持的呼声，则显然是一群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基本道德标准底线的意识混沌盲流在对一个从事艺术活动者表示的“同情”。同时，我也对他们深表同情，因为造成他们对艺术百般误解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心里的历史模式，本身他们也是受害者。
作为艺术学院的学生，我更希望通过这件事让还在自命不凡的进行艺术创作的人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事艺术工作与从事其他行业区别不大，如果执着于个性化基础上的贵族化身份，只会陷入陈旧的套路，让路人侧目。
尹冠男（人文学院二年级）
[1]尹吉男，《陈丹青的集体性与个人性》中华读书报，2 0 0 0年， 1 0月。
[2]雷然，《八五新潮美术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化选择》
[3]尹吉男，《陈丹青的集体性与个人性》中华读书报，2 0 0 0年， 1 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