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CAFAM双年展“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自开展以来持续被艺术爱好者关注，六大板块的在一个大的统一主题下，每个板块遂成为六位策展人策展理念的试验田，分别是物的议会，抑或，在持续迷惑的好奇中漫步;没有木偶比操纵者更愚蠢;关于模糊性和其他游戏形式;博物馆地下室;游戏理论;《金枝》的密码——巫术，鬼魂，与面孔的经济学，可以说每个板块都构成一个文本，观众需要对其花费大量时间阅读，看完每个板块的所有作品并结合策展人的策展理念才能把握其上下文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六个院校来共同策划一个美术学院的双年展，这是在策展史上的第一次，而此次展览对策展人和其策展理念和方式的强调，也使得这次双年展成为强势策展的典例。

负责此次展览的王春辰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一开始，策展人是被动的组织者，有展览作品，才去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很多艺术现象、艺术作品，就想把它汇总起来，由开始的观察、被动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这也就是策展身份变得越来越主动。策展人的作用，也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在开展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策展人就相当是一个导演，他要提出一个概念，提出一个框架，然后用不同的作品来解释。这些作品在空间里有相互间的一个摆放关系，高与低、疏与密、灯光的亮与暗，包括在展览期间这些活动的安排，都是一个整体。”诚然，从前策展人更多的隐匿在作品和艺术家的背后，默默的在布置和运筹展览中向观众整合信息，而展览“谱系考”发展到今天，策展人的时代已经来临，“无形的手”在此时伸出幕布，让观众看到它多姿的手势在舞台上的多样呈现。无论从宣传手册还是布展的过程来看，策展人都变得像一个艺术家，展览本身成为策展人自己的作品，所有艺术家的作品被纳入了一个策展人所定位和建构的新框架中，赋予更强烈甚至原先不曾有的意义。

相对于一些展览先行，主题后行，策展人只写个前言，把一群艺术家和主题无关的作品纳入其中，隐去自己的痕迹，其实是种不作为的表现，而这次展览突出了策展理念，而且在统一的大调子中，六大板块都各自又平分秋色,却都围绕这个主题，虽然在本文最后笔者会提出在展览方式上一些不足问题，但总体而言，这次双年展还是在策展历史、策展实践、策展理论、策展教育等多个维度展示了它的意义。

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也点明这是关于策展和策展教育的展览，用来推动策展教育，“艺术可以学不可以教”。六个设有策展专业的院校的年轻策展人不仅用大幅海报隆重推出，而且美术馆也号召中央美院在读生前来积极参与协同策展，布展期间，美术馆演变为青年策展人的试验田，也转换为在校学生的实践课堂，可以说这次展览集结了众多能量团，在策展教育上确实有普及和深化作用。正如前段时间朱青生谈到策展，说道：“策展人其实并不是在做一个艺术品的展览，而是调用艺术品和其他因素在做一个文化的活动展示和一种试探。这种试探的意义最重要。”

这次展览使得观众向其他因素行注目礼， 艺术家和作品的意义不仅在策展人的操纵下有新的生成，还有另外的更多的“无形的手”也作用于作品，多种的权力诉求，包括哲学，文化，经济，宗教等等，总之是在整个大框架下讨论对当代艺术的影响的种种。

没有木偶比操纵者更愚蠢板块下，台湾艺术家余政达的作品理念和展览主题相辅相成，八次表演构成一个系列，以一个黑色的人影出现在街道上行人的后面，中国人的窃窃私语传入西方人的耳朵，但这似乎是场无用功，西方人在不理解语意的情况下，切音跟读，空有其形，而往往貌合神离。翻译过来的音也往往可笑，不加纠正的按照西方人的发音呈现，艺术家，公众和演员在翻译和误解的关系得到了充分展现，这种关系成为了这个系列作品的焦点。身体被操纵，变得服从配合和驯顺，人的身体成了机器和木偶。这个作品中谁在说，谁在听，是操控者，是木偶，还是观者？我们又为何自欺欺人地去看去听？当代艺术作品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启发性的导向，让人思考不曾敏感的问题。

在《金枝》的密码——巫术，鬼魂，与面孔的经济学板块下，艺术家斯蒂芬诺斯•齐沃普洛斯的这件作品《历史零时》（History Zero）曾在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希腊馆展出，把发生在希腊的多重危机作为出发点，电影描述了三段有关价值体系概念的人类经验，从中探讨了金钱在人类关系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与货币所有权有关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三段以流浪汉的手推车为线索串联为故事，在 “质疑金钱的价值”中显得意味深长。

来自荷兰阿佩尔艺术机构的安吉拉·赫拉尔迪以报纸、宣传册等大众媒介资料为材料，以“游戏理论”为核心，乃至在现场也设置多种真人游戏让观众参与，呈现当代环境中，策展人着意于大众传媒与游戏方式如何消解了权力。可在参观过程中，笔者有另一番感受，不防一吐为快。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尼尔波兹曼曾经振聋发聩道：“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相信，“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而一场艺术展览在此也变成了游戏，奥威尔为人类在极权下丧失自由而担心，而如今应该担心的是到处都是调侃式的文化，利用游戏与观众互动，观众也在戏谑中玩耍，可是又有谁去真正思考“意义”，只要有娱乐和轻松，谁还管其他的，可是还是要睁开眼睛看到，文化越来越萎缩，弱智化，杂耍化的趋势。

双年展引发了很多观者对艺术的重新思考，推进了策展方面的各项工作，但在接受环节上还是有不尽人意之处，有些观众对此次双年展留下的深刻印象多是混乱和不解，分析原因可能是对策展人的理念理解的模糊，也许是出于对美术史和学术理论认知的匮乏，更为重要的还是参观时每个板块对于理念的过度强调，而没有更加注意展览方式，比如六个板块和其下众多艺术家，偌大的展览，有的艺术家作品旁的标签阐释的拗口和放置的不人性化，相同的艺术家同时出现在几个板块却无法与所属策展人理念衔接。总之，作品的阐释工作，同一个板块下作品和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的疏散，观众只能“跳跃式”观看和天马行空游离在各种作品之间，非常模糊地去猜测作品的含义，那这样一来，策展人的理念和艺术家作品的关联点就变得模糊，策展人选择这些作品的初衷也无法顺畅传达于接受者，策展人的理念究竟如何被作品支撑起来是观众都会执着思考和在参观中渴望求解的。更有甚者，展览中会出现看了一大段长长的标签，云里雾里，低头反复对应艺术作品，又反复看标签，在遗忘和模糊混乱中，这样的观看和体验无疑对观众的接受造成阻碍和疲倦，缺乏耐心的观众可能扫一眼，就扬长而去，诸如此类，也许会造成作品意义和艺术家存在的虚无化，那展览的强度也就元气大伤，如果没有观众的理解和共鸣，一切都等于沉默无言。

仔细想来，本次纵横捭阖的双年展，汇聚了众多艺术家，是次跨文化，跨国际的横向策展实践，本来就容易出现创作语境的陌生和对其他民族文化历史背景缺失，每件艺术品无论如何，展览的目的都是在于被大众接受，理解，唤起共鸣和对其思考方式产生影响，艺术家的敏感让大众发现以前很少留意和思考的问题。也许在展览之前，和每位被选艺术家的沟通和其作品背景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应该更加谨慎和用心，毕竟当代艺术已经不像从前，几乎脱离了叙事功能，而散落为思想的碎片，受到多种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艺术家对现实的反应，对这些关系的回应藏匿其中，这正是这次展览的主题。

这次的双年展引起了公众更多关于当代艺术的探讨和追问，普及了策展历史，强化了策展理念，而且预示着对策展人门槛的一种提升——向策展人对展览各个方面的调节控制和理论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展览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势必会对中国新一代策展人提出更严峻的要求，笔者认为这也是这次双年展的核心，其他的细节要在更多的试验精神下逐步完善。是不是也有一天，先锋姿态的当代艺术，会因为更优秀的策展人和更详尽及时的导引，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感悟，这才是艺术世界的大幸。

文：李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图：胡志恒

转载自：新青年艺术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