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坚：园林·语言——以文化语言学对中国古典园林比较解读（二）

一．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中国语言学最重大的一件事。被一些人评价为“语言学的一个崭新分支”、“一种新思潮”。十年中，中国文化语言学有70多本著作和1000多篇论文发表。中国文化语言学会成立了，并召开了四届文化语言学国内研讨会，有关论争在不断地进行着。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参照”派、“文化表现”派、“文化认同”派这三个派别中，以申小龙博士为代表的后者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申小龙博士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在十年中他已出版了20部著作和300多篇文化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并在日本、台湾及大陆的许多城市发表过相关演讲。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认同派”强调以下几点：(1）语言和文化一元论。(2）强式的语言文化相对论。(3)对现存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彻底否定。(4)从形式分析向文化阐释的范式转换。

总之，中国文化语言学试图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联系来揭示中国语言的特征。但是与其他语言学派别相比，申派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发展到极至，即语言和文化完全认同。而且，汉语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或世界观的一种阐释。这种文化精神或世界观可在相同文化中的很多方面来观照，与其他文化则有本质的不同。例如，在汉语句型研究中，申用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来分别概括汉语和“西方形态语言”的特征。拿绘画与语言进行直接比较，申认为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要求画家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描绘世界，而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允许中国画家以移动和变化的视点描绘世界。这种区别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的基本区别，在语言方面的表现也同样。西方形态变化语言的句型以动词为焦点，句子成分很大程度上由动词的形态变化控制着，它表明了时、体、人称、数、格、性等，结构的和谐统一是最根本的。在汉语中，这种结构的焦点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句子是由“流动的句读段”组成；词语由上下文的逻辑关系自由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法则是“意合”，而非“形合”。对句子的理解很少依赖于形式的、客观的形态特征，而更多地依据上下文和读者的主观感受。申用穷尽性归类方法分析了孔子时代的历史经典著作《左传》，明代(1368～1644)小说《水浒》和当代中国小说《井》中的句子，以此作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他又进一步声明，因为汉语与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西方语言学的分析框架对汉语的分析是不适合和不相关的。世纪之交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在现代语言学家那儿发展了九十年，由于效仿西方形式分析的方法，已经走错了方向。因而，它需要一个由形式分析到文化阐释的剧烈转变。

二．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背景
语言研究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小学（中国古时候并无“语言学”一称，略等于语言学的学科是“小学”）旨在注释经典文学作品，并由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部分组成。中国小学有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它的主要关注点是书面语而非口语。汉字及其意义得到充分研究，语法却不被重视。第二，它对古代典籍的阐释依附性很强。实际上，语言本身的研究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小学的本质是人文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根据上下文而确定意义的，它的目的是阐释“人文精神”。

现代中国语言学开始的标志是《马氏文通》，它是马建忠在1898年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中国语法著作。马建忠摹仿拉丁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语法，建立了汉语语法。从那以后，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如赵元任（1892～1982），王力(1900 -1986)。和吕叔湘（1904～），很大程度上跟随了一种形式分析方法，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更多是语言变体和微观成分的描写，而非宏观的理论概括。现代中国语言学中占优势的主要是美国语言学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的结构主义。在高校，语言专业学生的作业内容之一是对汉语句子进行层层二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也被引入，但是对它的实际运用很有限。对功能语法的讨论，如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和切夫及汤普逊的话语语法大多局限于海外的汉语言学家和大陆的英文教师。把这些理论运用到汉语分析中来的做法也有，但往往是肤浅的、局部微观的。对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来说，他们跟随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语法学”意味着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法和一棵没有多少果实的转换生成语法树。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对“西方语言学”的适用性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并竭力寻找“中国语言的特征”。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呼声是母语自我认同的结果。

如果说现代中国语言学的总体发展遵循了由过去的“向外”到80年代的“向内”的发展轨迹，即由采用西方观点转而发展本土理论，那么在文化领域则恰恰相反。经过与外部世界的几十年隔绝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一股“文化热”，在“文化热”中知识分子试图比较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利弊。这些现象发生在将中国与世界推近的“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的形势下，“蓝色海洋文明”正冲击着“黄土地文明”。其中最大的呼声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猛烈抨击，这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20世纪20年代反传统的五四现代化运动。长城，过去作为历史悠久和国家巩固的象征，被说成是自我封闭的代表；龙，很久以来被看作中华祖先的正面象征，被说成意味着不可一世的权威专制。文化热的典型作品是电视系列剧《河殇》，它将长期以来黄河作为中华文化母亲河象征的颂歌改写成一部哀歌。这一文化热为总体社会改革增加了温度，直至1989年政治运动之顶点。

产生于文化热中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同样可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尽管不是所有的提倡者都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许多热情参与者是古汉语的学者或学生。他们从语言学角度同那些对中国传统进行无情打击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正当那些激进的社会改革者试图“继承五四精神”的时候，申小龙和他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同仁提出了五四运动中的文化改革是“文化断层”的观点。这种维护文化传统的呼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领域内还不太大，但到90年代已经明显加强。在本世纪初，有关中国文化的很多著作已被出版，许多经典作品被重印和编辑而且有关“汉语特征”的争论涉及各个领域。因此，在有关中国文化的话语中，中国文化语言学可看作是对20世纪80年代“自我否定”思潮的否定，是90年代文化自我肯定的组成部分。

三．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1）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认为语言认同文化。
（2）汉语的特征：认为如果西方屈折语是“法治的”，那么汉语更大程度上是“人治的”它的意义和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感悟。汉语的“法”或“规则”受控于意义而非控制意义。
(3)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关系：语言文化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尤其是不同的语族或民族。它们之间没有通约性。
(4)语言研究的本质和方法：语言学的本质是对人文性的研究，必须采取阐释的方法。现代中国语言学的最大问题是“汉语人文性的本质与中国语言学科主义态度间的冲突”。

四．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理论概述
语言学家申小龙先生认为汉语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指出“中国现代语言学不能满足于西方描写主义语言学规范下的畸形发展，而应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本体出发研究本民族的语言观，建立体现汉语精神的语言理论和方法。”“汉语人文性”思想具有两层涵义。

1.人类各民族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语言都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都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的钥匙”。因而，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2.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的人文性尤为突出。汉民族从不把语言仅仅看作一个客观、静止、孤立、在形式上自足的形象。而把语言看作一个人参与其中，与人文环境互为观照、动态的、内容上自足的表达与阐释过程。正因为如此，在汉语的分析和理解中，人的主体意识有更多的积极参与。如果说西方语言是思维客体化的产物，那么汉语是思维主体化的产物。汉语的理解和分析，必须着眼于它的主体意识、语言环境、事理逻辑、表达功能、语义内涵，这与形式上自足的西方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以神统形，后者是以形摄神。中西语言的这种区别，就好像中西哲学同样是智慧的学问，而中国哲学在提高境界上特别突出一样。王力先生曾说汉语是一种“人治”的语言，西方语言是一种“法治”的语言；黎锦熙先生曾说汉语“偏重心理。略于形式”；郭绍虞先生曾说汉语的语法要和修辞结合；张世禄先生曾说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不是结构形式，而是语气；张志公先生说汉语在世界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这些前辈的意见可以说都是在中西语言的比较中看到了汉语独特的人文性。中国文化语言学正是试图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联系来揭示中国语言的特征。

他提出了“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并认为它“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方法”，必须从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积淀等因素来考察语言学科之间及与民族哲学、艺术等文化现象的通约性。

中国文化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在词法、句法、语义、语用方面的区别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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