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对古典园林作比较解读的理论意义
中国古典园林较西方有很大差异。中国以漫长的封建历史和农业立国著称于世，华夏民族的先民良好的发展了作为基本求生方式的聚居生活模式和原始农业。聚居是内向的行为，在心理学意义上，它的性格由收集、选择、积累、适应来决定。这些基本行为方式给中国人的心理带来非常特殊的影响。人们最终以一种不带征服色彩的方式适应了自然。一种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念指导着古代中国人对待自然的行为方式，并培养了一种风景观赏的品味。这种态度深刻的影响了中国景观美学的系统发展。
在过去的阶级偏见的思想下，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往往形式谈的很多，加之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感性直观的景象分析园林的空间意匠和艺术手法。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某一宽广的领域中是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总要遇到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了。
人对园林景观的要求不仅在于方便各项活动的自然功能上，而且体现在人类审美的精神功能上。因此，园林景观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一直在两难之中。作为与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紧密相关的园林景观环境，需满足人的越来越高层次复杂的生理与安全要求，同时满足人类尊重、友爱乃至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均无法做出完整的回答。因为，园林景观涉及的是跨学科、跨文化、跨历史的交谈，而展开对话的基础当然只能是共同语言。
近年来出现了以符号学（由西方语言学家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是一种分析的科学）来探讨建筑问题的建筑符号学。符号学的引入对探讨建筑园林问题很有意义，台湾学者杨裕富认为，“在探讨设计的人文层次时，除了美学的探讨外，很重要的就是文学探讨。这不只是因为早期美学的发展是文（学）艺（术）合论，更是因为设计（视为艺术时）除了使用功能、审美功能外还有表达功能，而人在接触设计作品时也不只是‘心存’使用，‘心存’审美，更‘心存’辨认与解读。或是说在透过‘心存’辨认与解读后，才可能更丰富了‘使用’与‘审美’”。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思维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思维方式是倾向于综合，而不是分析，这种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深刻的影响了汉语，汉语认知心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散点透视”，句子的组织不以某个动词为核心，而是以句读段的散点铺排追随逻辑事理的发展，从而完成特定的表达功能。西方语言往往是一种物理空间型的构造。中国语言的表达形态，则往往是一种心理时间型的构造。那么，以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上以文化通约性观点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对中国古典园林作比较解读，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以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对古典园林作比较解读的实践意义
每种园林形态产生于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受生活方式、思维、艺术、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符号学是提醒建筑师“能够敏锐的注意到文化差异的分析方法，并且能够将这种有用的分析运用到设计作品上的一种设计方法。”对已有园林设计手法的总结和创新是新园林形式产生的一条道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己达到一定的标准，尽管还存在东西差距、城乡差距，但总体水平已有很大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更多的注重生活水准，对园林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园林渐渐成为寻常老百姓也关心的内容。
随着时代的变迁，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新思潮不断涌现，园林的多元化发展成为必然。我们的社会也正由一个物质紧缺的生产型社会逐渐转向一个物质丰裕的消费型社会。消费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追逐此起彼伏的时尚潮流，流行、模仿、短暂的时尚特征使得园林环境变化之快，形式之多和范围之广，令人眼花缭乱。在消费社会“文化”走下圣坛进入大众，急功近利地剪切和复制，广泛流传。我们所期望的宏大意义因此变得没意义。加之大量的园林景观建设项目和低劣的设计、施工水准，造成中国现代园林景观整体行业欣欣向荣，设计作品却粗制滥造的矛盾局面，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园林景观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园林工作者，应该更深刻的理解和借鉴形式多样的优秀园林实体，力求抓住园林景观本质性的内容，探讨园林环境的构成方式和所蕴含的精神含意，避免不求甚解的简单抄袭和形式主义风气，不应一提到中国本土文化，就是仿古建筑，就是风水图形，就是金木水火土、阴阳八卦等等；一提到西方文化，就是各种平面构成，就是各种图案、色块，就是各种“风格”、“风情”等等。要提倡脚踏实地的研究作风，反对不求甚解的商业炒作，使得那些轻微琐碎、不痛不痒的意义碎片成为当代消费社会时尚美学的基础。
园林设计的本质是创造。文化的回归是为了又目的地创造和前进，这种目的性就体现在人文精神对造物的关怀上。将艺术设计形式的抽象歪曲为抽象地形状，将传统的精神误解为符号的继承、形式的因袭，却忘记了艺术设计的真谛是创造新符号、新秩序、新形式、新思想。“传统”不应是以实体为形式，不应是外在的显露的符号重复，而应是内在的、潜意识的，人文化了的“事”中之“物”所体现出的人类智力、精神风格、韵律之凝聚，并且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积淀过程。对艺术设计的这种理解必须摆脱仅靠经验、直觉、感觉的束缚，要把智力、知识、经验从身体的有机部分分离抽象出来，以形成科学的理论、抽象地思维，方能摆脱具体形式的限制，形成创造性地精神成果。运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作比较解读，探讨园林环境中符号的构成关系和所蕴藏的精神含意，希望能给当代的园林设计实践活动一些启发和帮助。这正是本论文的实际价值所在。
三．已有的研究成果
1古代的造园研究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古典园林，在造园理论的专著却寥若星晨，在明代以前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到了明清两代，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影响，造园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士大夫阶层的关心，甚至亲自从事这门艺术，这才陆续产生了一些有关造园理论的著作。真正为园林著书立说者，明代计成（1582—？）所著《园冶》（成于1631年）可谓第一部，这也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造园专著。刊行后传至日本，备受推崇，译为《夺天宫》，被誉为世界造园学的最古名著。书中系统阐述了作者对于造园艺术的见解和主张，总结了明末江南一带的造园技术。几乎同时出现的有苏州地区文震亨（1585—1645）的《长物志》 ，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 体现了画论与园林论相互渗透。这3部著作，实际上只有计成的《园冶》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造园学专著，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等，在明清笔记类之中，涉及造园的内容较多，都非专论造园之作，更谈不上系统的造园学论著了。但其中不乏精辟之论和独到的见解，是研究中国造园不可缺少的资料。此类古籍甚多，较重要的如早期的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南北朝时谢灵运的《山居赋》，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唐白居易的《太湖石记》，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明刘侗与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张岱《陶庵梦忆》，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等。
2近现代的造园研究
近代童隽教授的《江南园林志》、汪菊渊的《中国古代园林史纲要》、陈从周的《苏州园林》、《扬州园林》等整理并发掘了我国优秀的古典园林艺术理论。建国后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张家骥所著《中国造园论》，陈从周的《说园》，彭一刚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又如周武忠的《论园林意境及其创造》，肖芬的《论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美》；章采烈的《中国园林艺术通论》，赵春林所著《园林美学概论》，再如余树勋的《园林美与园林艺术》，刘天华的《园林美学》，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虽然前人在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方面作出的大量研究成果，但由于语言学与中国古典园林研究之间的交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曾经有一些学者也触及这一领域，却只限于只言片语，没有较完整全面的论述。
四．论文的写作结构
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有不少，从交叉学科自身的理论来看，本文所进行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和中国古典园林之间的学科交叉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学科间的对比解读方法。把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特点在合理的范围内移植到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领域中，从而进行一些突破传统园林研究的努力，并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正所谓：“他山之后，可以攻玉，”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来解读古典园林中的特点，可望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野。
由于学科自身的发展使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也处于动态变化总，特别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作为一门发展历史短暂的学科，其基础理论尚未完全定型。因此本文在研究与写作中，采用开放式的结构形态，并不急于得出结论并形成一个封闭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样为以后在语言学和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交叉领域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留下余地。
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内容有：以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对中国古典园林作比较解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论文的研究现状与写作结构。
第二部分简要的介绍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基本特征，背景，基本观点。并对其主要理论进行了概括。
第三部分在综合了符号学主要理论，建筑符号学主要观点后，提出了比较解读的方法体系。
第四部分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视觉元素的形态。概述了中国文化语言学中的“弹性”理论及其对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启发。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古典园林中视觉元素的形态进行解读。
第五部分为中国古典园林中视觉元素的组织方式。首先概叙了“语序说”的概念，然后叙述了其对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启发，最后从游线组织和观景角度分析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结构特点。
第六部分为中国古典园林中视觉元素所表达的意义。在与汉语的“句读本体”特点比较后，在意象整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类型学思想，并就整体园林意境类型和局部景点模式做了分类。
第七部分中国古典园林中视觉元素表达意义的方式。概述了中国文化语言学中 “语境通观”理论及其对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启发。在功在整体、布局和“意”和功在宜人，因人而异两方面进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