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秋天我去燕园拜访艺术史学者朱青生老师，随身携带了朱老师编的《美术学院的历史与问题》一书，谈完事情我向朱老师索要签名，他把书拿过去在扉页上郑重其事的写下了“共建美院，朱青生，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现在回想朱老师为什么不假思索的写下“共建美院”，其中“共建”似乎回应了“美术学院历史与问题”，在我看来“共建”包括“共识”与“建设”，这两者是一个前后的因果关系，只有形成共识才能共同建设，从那时起“共建”这一词语的分量就深深的印刻在我心中，我经常会想到这一词语，它太厚重了，太具有历史感和理想主义了，同时好像确实是诸多问题的解决方式。

时间到了2019年，当陈琦老师提到他要发起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时，我又想到了“共建”这个词，陈琦老师在艺术家和学者之外很重要的身份便是老师，他一方面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负责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的教学主管工作，可见在艺术之外他与青年的关系紧密，正是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把他一直以来致力于创作研究的水印木刻和一直以来关注的青年结合起来，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陈琦老师发起中国水印木刻计划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也是“共建”的过程：陈琦老师每年创作一件作品销售，所得画款支持青年水印木刻创作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提供支持，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亚洲艺术中心大力配合形成展览，以及和陈琦老师一样关注和支持青年水印木刻创作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参与到了水印木刻青年计划的学术活动和写作中，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一计划。正是以上各方的共识与共同努力，最终形成共建，推动青年水印木刻事业的共进。

正是因为“共建”，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在学院、青年艺术家、研究者、社会机构之间建立起来一个桥梁，从其根本来讲树立了其公益艺术计划的本色，事实上陈琦老师对于水印木刻的推动一直以来坚持这样的本色的，从微信公众平台Art陈琦对于青年艺术家的推广和学术建设，以及后来巨川雅集召集青年艺术家的对话和讨论，最终形成“巨川雅集年度展”都彰显出公益本色，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涵盖的内容丰富，包括展览，论坛，出版，推广几个方面，如果没有“共建”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庞杂的工作，如果不是公益和理想主义的底色便不足以形成足够的共识和合力，陈琦老师作为发起人的无私奉献和热心推动，以此作为计划的起点，最终在2021年呈现出水印计划的年度展览。

除了“共建”之外，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的另外一个特点便是“开放”，该计划虽然由中央美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支持，但是面向群体不局限于中央美术学院，而是面向所有从事水印木刻的青年艺术家，在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未来的视野中不仅仅关注学院，同时也关注非学院系统，以及国际视野中的水印木刻版画创作与研究。除了面向艺术家的开放性，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的策展机制也是策展人轮值制度，每年学术委员会和学术顾问对于青年策展人的方案进行讨论形成年度轮值策展人，最终实现该策展人对于水印木刻研究的策展方案，由此可见水印木刻青年计划的开放性不仅仅体现在面向的艺术家群体，同时也体现展览策展和水印木刻研究群体的开放性上。

2020年作为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的诞生之年，也是疫情之年，因此年度展计划无奈推后至2021年，最终在2021年成为了现实，经历2020年，后疫情时代我们或许对于“共建”和“开放”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全球化的今天，身处古今之际的如何“目及四海，变通古今”依然离不开“共建”和“开放”，而“目及四海，变通古今”恰好是陈琦老师提出的对于自己教学思想的十六字总结之二。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是理想的，它饱含着艺术热情和理想，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又是实际的，它着实在展览和出版等方面实际推动水印木刻的创作与研究。真诚的希望这一为期十年的计划在未来取得预期的成果，十年之约不是结束，想必十年之后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为了我们的十年之约，干杯！

最后，“共建”和“开放”的中国水印木刻青年计划也诚挚的欢迎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进来，共同推动这一事业，共同关注青年，关注艺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