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8日，刘雨佳的个人展览《边疆宾馆》在北京外交公寓12号空间开幕，这是艺术家眼中“边疆景观”的一次整体性呈现，展览也尝试在西北地景与边疆历史的交织线索中，呈现个人化的西北经验。作为历史对象的边疆提示了主流话语之外的叙事立场，作为空间表征的边疆展现了远离中心的边缘视角，两者构成了“边疆”议题在201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基本坐标。《边疆宾馆》在这一坐标中，以风景地貌、考古发掘为背景呈现了两条时间线索：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探险家在中国西北的考察活动，二是20世纪末到当下，边疆在“全面致富”的经济浪潮中被塑造并景观化的过程[①]。
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历史脉络来看，边疆经验是艺术实践的变革性力量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的三次“西行现象”中，艺术家面临的问题或有不同，引发的艺术思考深浅有别，都与主流艺术实践构成了极具张力的对照，并引发了艺术潮流变动。1980年代艺术家带着反思意识的走向边地世界，尝试在西部风景之中发现蕴含能量的自然景观，希望在莫高窟等历史遗迹中重寻汉唐文脉，这也延续了1940年代艺术家西行时对国族地景与历史空间的想象。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持续扩张中，艺术家以个人化的方式审视边疆，试图在西部世界寻找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感。不过，这些探索仍内在于民族国家意识下对边疆体认、识别与吸纳的延长线上。2010年前后，“边疆”再次成为不少当代艺术家关注的一个议题，西部地理景观、边疆历史文化资源和个人的边地经验是这一阶段艺术家理解边疆主要角度。庄辉在2011年开启“祁连山计划”，持续10年深入祁连山中游历以寻找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回应。“刘小东在和田”计划（2012年）聚焦边地人群的生活现实，探讨了边疆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图景。郑源在“西北航空”项目（2016-2020年）中，以他的个人记忆出发，对一群人的西北旅行经验进行深入的“考古”。“边疆”为艺术家提供了重新检视个体经验的可能，艺术家以自身的“上下文”关系把握边疆空间，“以腹地游牧、知识考古、网络漂流等多种方式绘制更具弹性和不确定性的个人地理。”[②]
刘雨佳的“边地”经验在外交公寓12号空间展开，也回应了这个场域在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中的独特质地。外交公寓是新中国最早的国际化社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借助这里独有的国际资讯传播，成为中国早期当代艺术交流与活动的兴起之地，这一区域以展出非主流的、具有挑战性的艺术实践，具有了一种主流之外的、边缘性的潜在价值。对于刘雨佳以及2010年以来在边疆实践的艺术家而言，“边疆蕴含更多的是对话的欲望、差异的力量和流动的潜能，蕴含着对于同质化和单一性的反抗。”[③]这种基于边疆经验的反思意识与独立于主流之外的艺术家实践，和外交公寓所拥有的历史潜能形成了深刻地互文。
一、交错的历史叙事
《边疆宾馆》的一个线索是，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探险家在中国西北的考察活动为背景，选择匈裔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发掘与探险活动，反思其边疆考察所包含的东方学、人类学知识，检视了欧洲探险者如何在殖民主义背景下塑造出西北形象。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不少欧洲探险家对中国西北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这些考察活动性质各异，有出于学术目的，也有旨在探险“东方”，也有不少是间谍活动，当然还有人兼具多种目的，斯坦因即是代表。这些活动本质上是近代以来全球视野扩张的结果，欧洲学者向东抵达中亚之时，晚清知识人也在西行中拓展了西北知识与视域。如余英时充满洞见地指出：“中国西北史地之学和欧洲东方学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即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向亚洲的扩张。”[④]全球性扩张力量在西北的汇聚与重构中，“边疆”逐渐成为不同知识、学科、族群书写与竞争的现代场域。
图1:《边疆宾馆》展览现场，大客厅，作者自摄
《边疆宾馆》围绕斯坦因的“考古”呈现了一个交错历史叙事中个人显影的瞬间。展览在客厅靠近阳台的位置，根据斯坦因新疆考察时摄影复原了一座帐篷（图1），展现了考古学者斯坦因的西域探险活动，这构成了“考古“的第一个层面，即回到近代历史的“地层”之中，重访斯坦因西域考察“现场”。在帐篷之外的工作台、地图、摄影照片以及放大镜等物品激发出客厅的开放性，将之转化为了一个虚构的历史片段。而帐篷之内是考察时的临时居所，透过这个临时性的空间看向的墙壁，悬挂着斯坦因在相同角度拍摄到的昆仑山风景，展场由此重现了斯坦因从帐篷看向雪山的视觉经验，也将观众带入了一段“边疆”被欧洲人发现的近代记忆中。
图2:刘雨佳《考古日志—地形探索》双屏录像，地毯，2020-2021
在南侧卧室中，刘雨佳在《考古日志》中尝试重访斯坦因的考古世界（图2），这里呈现的是斯坦因所发现的、历史中的“西域”图景。其显示了斯坦因对“边疆”认识的独特之处，即视野的两重性。在斯坦因的学术研究中，“西域”是认识和把握历史中国与欧亚世界互动交往的津梁，但“西域”同样是一个“凝固”于历史中的对象。在间谍身份之下，他以“中亚”概念将甘肃以西的区域视作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⑤]，刻意忽视中原与四裔的历史纵深关系。展场构想了斯坦因考古活动，同时借助他对西北的历史意向的把握，为“边疆”铺设了一个历史与当下对照的底色。斯坦因的个人考察史也被置于“内外”与“古今”之间交错的边疆历史叙事中。
图3：《远山淡景》, 2018，单频录像，中文对白, 中文/英文字幕
刘雨佳还以“库车王妃”的生命史为基点，展现了个体与中国现当代历史之间流转、纠缠的独特面相。12号空间的厨房中播放着刘雨佳2018年创作的视频《远山淡景》（图3），这件作品根据“库车王”[⑥]的遗孀“王妃”[⑦]之日常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王妃”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所遗留下的名号或者身份，在发展旅游业的新情境中被消费和重塑，同时也在日常经验中潜隐消退，厨房空间将原本极具历史距离感的“王妃”，还原为生活经验中的一个普通女性。“库车王妃”的历史脉络，并不像斯坦因的西域考古一样，作为一种近代中国的历史“知识”被多数人所共享，《远山淡景》所提示的是一种潜在的、主流话语之外的隐匿历史叙事层次。“王妃”，或者这个普通女性的故事呈现了边疆历史中的错叠感，展现了历史与当下如何在一个普通“个体”之上书写。
展览的另一个线索关注1990年代以来，在“全面致富”的经济浪潮中边疆呈现出的变化。艺术家讨论了包括玉石开采、交易与汉族消费群体之间的关系，反思了在旅游业发展中边疆如何被塑造并景观化。视频《河床》中记录了在干枯的玉龙喀什河河床中寻找玉石，与从事玉石交易的人们，呈现了汉族购买者和维族出售者间的协商与互动。这里隐含着关于这个区域的中外贸易的相关话题，延续着中原与新疆之间围绕玉石的生产与消费的历史记忆。
二、边疆的空间喻指
图4：外交公寓12号空间平面图，转自外交公寓12号空间公众号
《边疆宾馆》的历史叙事与外交公寓12号空间形成一种充满互文性的构造，外交公寓在当代艺术实践中的历史质感，原本作为居住场所的12号空间（图4）与刘雨佳作品中涉及的“边疆”“中心”间的场域势能相重叠，展现了一个蕴含力量的空间叙事。
刘雨佳所塑造的“边疆”置于北京展出，作品生产与展出地间的物理距离构成极具张力的对话。“边疆”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是现代国族空间的一部分，边疆的性质是与另一块空间的对照中形成的。展览将20世纪初外部殖民者对新疆的探险活动，嵌套在在位于北京的外交公寓这一国际化社区的情境之中，“边疆与中心”的关系在一种内外流动结构中被把握，带来了空间层面上的“内”与“外”多重切换。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线索来看，这种对话还包含着另一个层次，即外交公寓空间与边疆的深刻地互指。外交公寓在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艺术进行秘密展览，实现非主流、体制外艺术表达展出的现场，边疆在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同样展现着这样一种远离中心、偏离主流的探索意识。刘雨佳正是借助了外交公寓的象征性语义，喻指了边疆在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理路中的实验性价值。
图5：《边疆宾馆》展览现场，厨房，作者自摄
图6- 《边疆宾馆》展览现场，北侧房间浴室，作者自摄
《边疆宾馆》的展场外交公寓12号空间，由一个日常生活空间改造而来的，公寓既有的结构与逻辑同样也为《边疆宾馆》赋予了独特的气质。《边疆宾馆》展出包括录像、现成品、摄影等在内的不同媒介展品多件，作品布置在外交公寓12号空间的北侧会议室、大客厅、走廊、南侧卧室之中，厨房、卫生间、阳台也均作为展览空间使用。在厨房中，播放着视频《远山淡景》，刘雨佳敏锐觉察到“王妃”身份之下，孤单面对日常琐碎的普通女性，录像中她以“王妃”身份完成工作之外，和普通人一样需要自己劳动。展览选择在厨房之中呈现这个作品，以回应她的劳动者身份（图5）。此外展览将“王妃”刷洗卫生间的音频、刷洗浴缸的视频剪出（图6），分别布置在12号空间的两个卫生间之中，将王妃生活中平凡而私密的世界隐藏在公寓最为私密空间中。
刘雨佳的作品在展览中表现出极大的能动性。艺术家使用不同物品与媒介，巧妙地布置在公寓空间之中，让原本遥远的边地故事与公寓空间产生了关联，在《远山淡景》中出镜物品也出现在展场之中，来自边地的物品、媒介反过来模糊了这个公寓展场原本的特质。12空间厨房中的各种生活器物上也盖着各色的布块，台面上摆放着与王妃生活环境相呼应的假花，这一切将北京的外交公寓装点为一个边疆家庭的居所。
图7： 《边疆宾馆》展览现场，南侧房间，作者自摄
刘雨佳的录像作品通过电视、手机、平板等媒介潜入公寓的生活空间，播放视频的媒介从属于公寓中日常观看的特点。比如客厅中的手机、平板电脑播放着玉石交易现场人们讨价还价的场景，客厅正是日常交流、谈话的空间，边疆世界通过物品和媒介在生活空间的秩序之中呈现。在南侧房间中，摆放的茶几座椅、描绘“西域”故事的地毯，和悬挂于墙上播放着录像的电视，模仿了生活化的观看经验（图7），视频中斯坦因的摄影与刘雨佳的视频交织对话，重唤了这个区域在中原与域外交流的重要作用。
刘雨佳以《边疆宾馆》重新回溯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的边地经验，也与2010年以来当代艺术家以西北作为偏离主流叙事的边地喻指，并且和外交公寓12号空间及“外交公寓”的历史底音形成了共振。
三、边地的人
《边疆宾馆》所理解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边疆景观，具有流动性的边疆世界如何去把握。首先边疆是一块土地，是一个具有地方感的空间，有其政治与文化意义上的属性。Tim Cresswell提到，“除了有其定位，并具有物质视觉形式外，地方还必须与人，以及人类制造和消费意义的能力有所主观和情感的依附。”[⑧]边疆是在一个文化中心点的相对位置上被认识的，而且这种边地的观感也通过一定的物质视觉形式所把握，斯坦因正是通过对古物考察、地理的探察来认识新疆的。
然而，在Tim Cresswell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地方与人及人造物及消费之间关联，并且这种关联是建立在情感依附之上的。对地方与人之间依附关系的审视，在古代中国有着久远的脉络。刘雨佳的作品并没有套用古代“以人名地”的做法，而是试着从身份的复杂性角度来讨论边疆的地方感，正是这些身份多重，并且具有开放性的人群定义了边疆的独特属性。
展览中涉及的最重要人物，是匈裔英国人奥莱尔·斯坦因，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他既作为考古学家、探险家到新疆考察，也以英国间谍的身份在新疆刺探军情。不同身份在斯坦因身上的流动，他借助身份塑造了他与西北这一地方的临时性关系，这种流动性赋予了边疆的开放、流动的特质。展览中的另一个人物“王妃”，同样具有身份的复杂性。“王妃”的身份在历史中形成又在新的历史情境中转化，在面对这种历史的遗留的身份时，不同的话语也显示出了极为暧昧和纠葛的状态，这个身份是新中国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遗留物，而其在旅游经济兴起中被消费，更在一种劳动者的身份中被监工。刘雨佳通过一个普通的维族女性书写了一段历史叙事，当然另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也塑造、凝固了历史洪流中的“王妃”。边疆的历史叙事是未完成的，仍被继续书写。
图8：刘雨佳《边疆宾馆》客厅，作者自摄
刘雨佳在作品中也探讨了处在消费关系之中的边疆与不同人群之间的经济网络，在客厅、手机平板电脑中玉石交易的视频（图8），这些交易活动指涉了围绕玉石的交易流通网络，而这种消费关系所牵涉的，是关于这个区域历史记忆里中外贸易的相关话题，以及处在经济关联中的不同人群。陈列在展场的手机、平板电脑里播放着玉石市场的场景。这里玉石商贩在市场中游走询价，商贩也拿着手机，开着抖音直播，将玉石市场的交易借助互联网传播并进行交易。新的媒介与互联网改变了原本的连通方式，通向外部世界的媒介将边疆也整合到一个新的空间之中，这个处在网络中的边疆是包含着地方感，同样也是无地方感的。
图9：刘雨佳《边疆宾馆》北侧房间，作者自摄
图10：刘雨佳《一堂音乐课-歌唱祖国》，单屏录象，2020-2021，作者自摄
展览还试着揭示在边疆生活人们的情感维度。刘雨佳在北侧会议室陈设了斯坦因的民族学人类学摄影，在这些摄影中，边地的人物并未被规定情感。但拍摄者引导被拍摄者身体的动态、操控相机的镜头，“采集”了人们在这种限定之下的紧张与迟疑的表情，这是一种被抑制的、规训的情感（图9）。与之不同，在《一堂音乐课》中，刘雨佳审视了民族国家视角下，边疆族群独特的情感依附。在展厅进门右边通道墙上，展出了少数民族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歌唱祖国”的录像（图10）。视频中的年轻人正在学习演唱歌曲《歌唱祖国》，在熟悉的旋律下，接受过“这堂音乐课”学习展览的参观者并不是直接产生共情，相反会因听到陌生的语言而倍感错愕。视频呈现了边疆少数民族与国家想象之间，个体在宏大民族国家构想中怎样被规定、被赋予情感维度。
在边疆的话语结构中，历史叙事往往展现了不同“中心”对这个区域的书写，边缘空间喻指了边疆在不同文化力量之间具有的临时性、流动性。刘雨佳对边疆历史记忆的考古中，反思了宏大叙事结构与外部文化在这一区域建构性的介入，她为我们展现了各种话语对此区域书写、消除与复写的复杂历史过程。《边疆宾馆》以边疆空间的潜在势能激活了“历史”与“当下”，“边疆”和“中心”重叠交错的形象，展览在认识边疆的同时也回溯了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边缘性意味，从而将边疆与中国当代艺术这种象征意义接连起来。在当下，中国的周边地区仍充斥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边疆则是一个理解这种不确定性的独特介质。透过边疆叙事与边缘空间的坐标系，应该去切近并重新关注边地的人，而不只是以族群、历史与地缘等抽象话语覆盖一块土地上多元而鲜活的故事。
2021年8月21日
[①] 详见，《刘雨佳〈边疆宾馆〉|开幕》，外交公寓12号空间公众号文章，2021年，6月8日。
[②] 于渺，《西行者：写生、自我漂泊与腹地游牧之间的地理想想（上）》，《艺术世界》2018年，第3期。
[③] 鲁明军，《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190页。
[④]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62页。
[⑤] “甘肃西北部一部分的地图测绘所有的水都流向了一个没有出口的盆地，就一般的地形而言，很可以说是隶属于中亚，而不应该隶属于中国。”[英]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第253页。
[⑥] 达吾提·麦合苏提（1927-2014年）为第十二代库车王。库车王全称库车世袭回部亲王，自清代乾隆时期开始册封，到最后一代达吾提·麦合苏为止。
[⑦] 热亚南木·达吾提（1966-）新疆世袭库车回部第十二代亲王的遗孀，是他的第五任妻子。
[⑧] Tim Cresswell，王志弘 、徐苔玲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市：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