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张“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好就好在拍到了群众跟领袖在同一个画面里出现。这张照片，现在有人拍卖、收藏，国外也有人收藏，有的关于中国的书还拿它当封面。
展览时，BBC采访我就问这张，说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彩色的“文革”照片，问我为什么没发表过？还问我：你知道吗?这张照片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韩国电视台也来问我，照片怎么拍的？
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拍的时候只想拍好，只想把我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就很满足了。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真诚地崇拜毛主席，我也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对毛主席的崇敬到天安门去的，所以当我距离他不过百米的时候，我的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拍好。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共8次，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那回激动的人群涌上来，毛主席的车被围住，就走不了了。那天一大早，很多红卫兵就到了，排着队，还有解放军，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有组织的，后来毛主席坐着车检阅。我们就追着检阅的车拍，从天安门中间一直追到靠近北京饭店了，后来跑得我都感觉胃痉挛了，跑不动了，接不上气，就蹲下去了。
检阅之后才上城楼。后来经常出现的毛主席挥手的那张照片，就是那天吕相友在城楼上拍的。当时他在上面拍，我在下面拍。当时不可能上到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也只有中央组才能上到城楼里，杜修贤、吕相友他们专拍领导人的，才能上去呢。我们一般的记者，只能在天安门下边。作为摄影记者，要有预见性，估计到最后结束时，毛主席可能要走到这边来。我一看，就到西边最高的观礼台上，放好三脚架我那天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120的，在三脚架上架好，手上拿的是另一个莱卡M3，有个长镜头，准备随时抓拍。
下午，毛主席还没来，我就把三脚架架好，构图看好了：城墙的角是构图的中心，这里有城墙、下边有很多群众，还有旗子，我把焦点对好，对到城墙的角上，测光也测好，就等着。等毛主席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用肉眼看，不再看取景器了，毛主席有了动作我就摁快门、过卷、摁快门、过卷。然后赶快换相机，拍完大的，又拍小的。
那时毛主席把帽子摘下来，喊：人民万岁！我就立刻摁快门，然后就往下面群众那儿看，抓拍群众激动的表情，一下子就拍了很多。当时我就是希望尽量多拍，抢拍。
现在有人看了说，你这个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啊，说天安门城楼西侧部分的形象酷似一艘巨型轮船，而毛主席恰巧站在船头，向人群挥手。
当时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哪里有？不可能！开玩笑！那时，根本连这个想法我都没有。
有人说我的照片像油画，我学了9年油画，就是讲构图、色彩这些东西。我就想从取景上把这个照片拍得更好一点，表现内容更好一点。那么什么角度？中心应该放在哪儿？我学了9年美术就是学这个嘛。你看，在这张照片里，毛主席是在中心，下面还有群众的场景。巧的是，那时刚好蓝天上还有一抹斜着的云彩，让构图更完美，是老天也帮忙成全，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拍下来我很激动。
当年我们杂志没有发表，是因为那时发表这类的照片要拿到中央审查的。所以我们《人民中国》要提前三个月发稿还得考虑到杂志送到日本是要坐船去的，那就来不及啊，就用新华社审过的照片，所以当时大量用的都是这样统一发稿的照片。我们自己拍的就一直放着，直到我退休后没事儿了，才慢慢整理过去的胶卷。我那时的想法就是留下一些资料。现在看还是很珍贵的，因为当时彩色片很少，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现在也有人看了这些彩色片子很惊讶：那时候就有彩色片了？不是后来处理的？这哪儿可能？因为我们是对外宣传的，当时周总理和廖承志都很重视《人民中国》，我们是用外汇进口的彩色胶卷。那时候外面没有冲洗彩色片的地方，拍完以后都是自己在暗房冲。那时我们用的E3胶卷，进口胶卷的同时就买它的套药，然后自己手工冲洗：六个瓶子摆开，还要用温度计量，看温度正负不能相差多少，再一个一个地倒，都是精心地冲，非常认真。
历经艰险，回国后到天安门一看，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我的祖籍是福建龙岩的穷山区，我父亲翁福林年轻的时候流落到印尼去谋生，后来他和一位印尼的年轻画家李曼峰合伙开了一间照相馆，一个广告公司。父亲专门经销新中国的书籍，发行新中国的影片，为在海外宣传新中国做出了贡献。李曼峰后来被苏加诺总统聘为总统府顾问画师，他是我的义父。
我是1936年出生的，1942年家里起了一个很大的变故，日本南侵占领了印尼，不久我父亲被抓到集中营去了，我家也被封了。我母亲和我们被赶到街上去。因为那时南洋很多华侨往国内捐款，买枪炮，抗日。后来这些人被出卖了，日本人来了就把他们抓进集中营。
也因为这一事件，日本投降后，华侨社会也出现分化。我父亲出狱后思想变化很大，他就搞了一个华侨报《生活报》，编辑部、印刷厂都在我家。那时我是十来岁的小孩，受家庭的影响，就喜欢画画、摄影，报社有个摄影记者周昌平，我父亲去新加坡时给我买了一个蔡司相机，我就拿它跟周先生学拍照。
上世纪50年代有很多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青年学生要求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形成一个回国潮。我爸我妈把我们兄弟几个都送回国了，我大哥是1949年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参加青训班，去搞土改了；我二哥是1950年回来的，回来他就参军，抗美援朝去了。
我是1951年回来的，那时我14岁，和我坐一条船回国的华侨学生很多，就我小学毕业，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是初中、高中毕业的。在船上听到了广播，美国已经到鸭绿江了，我们要抗美援朝，船上的青年全都捐款捐物，把随身带的药印尼产的金鸡纳霜，每人都带着几瓶，全都捐了。我把我姥姥给我的金戒指她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回国前她给我做纪念的，也都捐了，船上的青年都这样。我们还想呢，回来可以参军去抗美援朝。
那时很多国家对我国是封锁的，我们的船到了新加坡不能靠岸，到香港也不能靠岸，就一直在公海，后来是国内派了船到公海去接我们。我们沿着珠江进来，那时刚解放，情况也比较复杂，船上的窗帘都要拉下来，不让往外看。我们突然听到外边敲锣打鼓了，船到了广州的码头，岸上有很多人欢迎我们。当时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广州留下，还是到别的地方去，那时我就要求到首都北京。到天安门一看，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毛主席就是在这儿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考上了25中。刚回来时生活不习惯，老师们对我非常关照，那时我住校，辅导员周学瑾老师知道我喜欢画画，就让我给学校出壁报。初中毕业时，国棉二厂招工，我想报名。周老师说，你爸爸妈妈在海外，你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要当工人，我看啊，你是喜欢美术的，考美院附中吧。我就听他的了。
我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第二届的学生，受到严格的正规美术教育。那时苏联的教学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受到了老师的影响，还受看到的一些作品的熏陶，很喜欢现实主义的画，感觉艺术应该反映生活，应该反映时代，而且是这个时代大的变革，人民的大的动向。
每单元结束我们集体到吴作人先生家去聆听总结
从美院附中毕业要考美院油画系时，我还挺紧张的，因为刚好是1958年嘛，美院经过反右斗争，当时要“掺沙子”，开展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讨论，这次讨论在群众中形成的主导看法是：美院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普通劳动者”，不应该是“专业美术工作者”。这次讨论的直接结果是油画系在这一年招收了工农班，要增加好多工农学生。附中的很多同学考得挺好的，就没有让上大学。当年油画系招收了十七位学生，其中只招了四位美术学院附中的毕业生，其余有两位是少数民族学生，四位普通高中毕业生，余下的七位是从工厂和农村来的工农兵学员。结果后来工农学生没有学下去，好多半路走了，因为他们基础太差了，赶不上来。我附中同学那些没考上的，很多后来都画得很好，很有成就。
我赶上了美院“开门办学”，油画系下乡，在石景山模式口，一边劳动一边画。我们跟着果树队、养牛队干活，还要到石景山钢铁厂参加搬运铁碴的体力劳动。当时分为甲、乙两个班，甲班由附中毕业和高中毕业学生组成，乙班为工农兵学员组成。艾先生主要是抓乙班学员的教学，甲班是詹建俊先生主抓。因为学校离法海寺不远，有很多壁画，黄均老师带我们临摹那些明代壁画，我临过那个光头的小沙弥。
过了一阵子，感觉开门办学不行，还得回学校，素描课、色彩课这些基础要打好。其实那时还有过很多争论呢，比如人体模特还画不画，后来打了个报告，毛主席对人体教学有个批示，说，人体还是科学的东西，作为美术教学还是应该坚持，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假如没有这个话，人体课也不会恢复了。
那几年吃什么呢？把杏树叶子打下来，放在大桶里洗了，用开水泡，沤烂后挤干水剁细，在锅里煮开，最后撒一点儿棒子面，一人一碗，吃那个东西。我们都浮肿，脸和腿，一按就是一个坑，医务室就给我们发药，装在小药袋子里，每天一小包，里面是炒黄豆。后来回学校我们还自己在空地种了菠菜、蔓菁，刚长出来一点儿，还没长好呢就拔了吃了。
就这样，我也没想过回头去找爸爸妈妈，那时已经习惯了，感觉学校就是我的家了，同学就是我的兄弟。我的自行车从海外带回来的凤头，大家都用，谁都知道我的车是“公车”，谁都借，下乡时，食堂大师傅就弄了自行车去买菜、驮东西。我带回来的手风琴，班上跳集体舞的时候就拿它去伴奏。
1960年我们从模式口回到校尉胡同美术学院原校址上课。学到第三年，要报考工作室。当时设立了吴作人工作室、罗工柳工作室、董希文工作室不过后来不以人名叫了，而是叫第一工作室、第二工作室、第三工作室这样的，其实第一工作室就是吴作人工作室，是北欧画派的；第二工作室是苏派的，俄罗斯画派的，罗工柳他们从苏联回来的；第三工作室就是董希文，是欧洲偏现代一点儿的，那时这个第三工作室老是挨批，他们可能思想比较超越一点，画些印象派什么的。
我义父李曼峰也是北欧画派的，我受他影响，也一向喜欢，就报了吴作人工作室，没想到还真考上了。当时因吴作人先生身体有病，主要由油画系主任艾中信先生主持工作室的教学工作，吴先生每周由艾先生陪同来画室为学员授课，每单元结束我们集体到吴作人先生家去聆听总结。
我有相当数量的彩色反转片，这是在其他传媒工作的摄影师所不可能做到的
从美院毕业，分配我到《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主要让我搞版面设计，后来《人民中国》的老记者黄祥坤知道我会照相，让我也拍点东西，后来看我拍的挺好，就让我当摄影记者。
刚到《人民中国》，没有照相机，我就拿我父亲给我买的蔡司，那种折叠式的，像手风琴样子的，可以拍8张，也可以拍16张，拿那个东西去采访。我记得就拿着那个去的林县采访红旗渠。
那时在杂志上连名字都不登，就是署“本刊记者”，后来周总理说不行，才又恢复署名。总理说，这不光是要出名，还有要负责任的问题。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串联，串联回来上山下乡，后来搞斗批改，样板戏。包括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黄永胜到农民运动讲习所都拍了，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怀念周总理，宣传张志新，恢复高考……我想的就是记录我所看到的，就是要记录我生活的时代。
大串联时，红卫兵长征，我自己提出来的，跟着哈军工的86团一块儿走。我到江西跟他们会合，从瑞金走到了长沙。本来计划要走到遵义，再北上到延安，我也下决心了，他们走多远，就跟着走多远。很累的，要背着相机、镜头，背着睡袋，一路步行。走到哪儿，就在公社和衣而卧，稻草堆上。吃饭也不要钱，走哪儿吃哪儿，南方都是大木桶煮的米饭，萝卜汤、辣椒、茄子什么的。有时到地方时间不对，开过饭了，食堂没饭了，就饿一顿，忍着。
一路走一路拍，老红军将军甘祖昌，解甲归田当农民，养猪种地，我去拍了，他扛着锄头下地，家里养的猪好大好大。红卫兵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没得吃了，总理派飞机送饼干，我拍了送干粮的飞机。拍了在黄洋界上学语录的红卫兵，“黄洋界上炮声隆”嘛，那儿一批批的红卫兵特多，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最后没走完，大串联也花费很多钱，免费坐车、吃饭，各地都受不了了。后来陈伯达让红卫兵回来，“回校闹革命”，大串联就结束了。
上山下乡时，我想跟踪采访，去了北大荒，我弟弟回国去了华侨补校，没几天就到北大荒去了，上山下乡。我去，看知识青年，也看看我弟弟。拍了那里青年自己盖房子，修桥，抬水，种田，早请示晚汇报。他们在城里有很大的理想，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的还写了血书。可是到了具体的地方，坐爬犁进去才到知青点，他们心理的变化很多，这么大的荒原，全是水泡子，蚊子又多，心里摸不着底，所以他们的表情很复杂，各种各样的表情。我也都拍了。
我在北大荒呆的时间比较长，就在卫生所里跟我弟弟住了一段，他小嘛。他在北大荒当上了卫生院的赤脚医生，谁受伤了给抹点药，发一点药什么的。后来表现不错，被保送上了北师大的历史系，后来留校，又考上美国人类学博士。
让国外了解新中国，就靠民间的渠道
“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就是总理让郭沫若、王冶秋来办的这个事儿，当时我们几个人在故宫博物院拍了好几天，后来《人民画报》登了特辑。因为“破四旧”时红卫兵乱砸，那时国外说中国“文化大革命”破坏文物，总理是对着这个来的，教育红卫兵，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四旧”，有很多都是很珍贵的文物，所以搞了这个展览。展出了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马踏飞燕，很多很珍贵的文物。这个特辑出来，在国外影响极大。
还拍了经常进行的抬着毛主席和林彪的画像游行场面、北海公园团城城墙上粘贴的大字报、长安街西单路口宣传牌上的宣传画、新华书店的造反派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我留下来的大多是底片，没有洗成照片，很多是没有剪的，一卷一卷的，还没弄完呢。那时没时间去做，都是尽量地拍，回来冲出来一看，这个可以发稿用，就剪下来做了，其他的就放一边了。发稿用了的那些，反而现在我都没了。
那时很多国家都没有跟我们建交，让国外了解新中国，就靠民间的渠道，对外宣传，我们自己出的杂志就很重要。当时《人民中国》有日文版、英文版和印尼文版。周总理、廖承志他们懂得怎么对外宣传，不是空喊口号，要讲事实，讲道理，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不是假大空，穿靴戴帽那些。我们还有日本专家呢，他们也提意见，说应该怎样，很注意要实事求是。那时有人到农村去拍农民农民下地不是穿着补丁衣服吗？就让他们换衣服，结果都穿着的确良下地插秧，我们的日本读者就反映了，中国人怎么会是这样下地呢？我们日本农民都是穿着破旧的衣服下地干活。
黄祥坤看照片也是，摆拍的他就放到一边去，也不解释，就说这个不好。当然弄虚作假的照片我们杂志也用过，因为照片不全是我们自己拍的。那时我拍了很多生活的题材，很具体，很生活。绣花鞋出口到日本，我就到南方，到村里去拍小姑娘怎么绣花。还有景德镇、茅台(600519,股吧)镇，都一个一个去拍。
比如拍“背篓商店”，周口店有个供销社为山区农民服务，就像《新货郎》那个歌唱的一样，以物换物，背去煤油等等，换回干果什么的，我就跟着他走拍这个过程。
还有冬储大白菜，那时有“白菜办”，公社田头堆着的白菜，满街拉白菜的大卡车，而且不能随便买，得一级菜二级菜搭配着买，就得平均分配。现在再看，成计划经济的标本了。
商品经济开展较早时，允许个体户了，就在天安门观礼台的下边，出了个个体小卖部，卖水果饮料。还有天安门广场边上谈恋爱的，下着小雨，打着伞，一对儿挨着一对儿。我的镜头里留有这些影像。
这些都是小镜头小场面，但是现在看很有意思，反映了时代变迁。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外宣工作的需要，所以我的照片中有相当数量的彩色反转片，这是在其他传媒工作的摄影师所不可能做到的，今天看起来弥足珍贵。
那时我们杂志每期有个舞台专栏，介绍中国的演出，我也拍了好多，人艺的话剧，儿童剧院的演出、京剧、舞蹈……拍样板戏我到样板团里去拍，拍他们练功，浩亮、刘长瑜、袁世海他们怎么开会研究唱腔。
还有很多底片不知道哪里去了，现在找不着了，很可惜。我要慢慢整理我经历的、记录的这些，通过图片可以回想起当时的许许多多，让人反思和回味。
口述/翁乃强
采访/北京青年报 谭璐
中央美术学院艺讯网/编
来源：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