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回顾与展望——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学学术研讨会》
我自憾未专攻美术史，是由于从事绘画的需要而注意到接触美术史论。我的状态是长期在边缘上徘徊。
涉足的乐趣告诉我，美术史在文化领域中有独特的价值。对于音乐和美术这两种艺术的研究分别形成了“音乐学”与“美术史”这两种学科。何以有这种“学”与“史”的区别呢？看来与两种艺术的方式有关。音乐在历史上曾缺乏依原样流传的可能，研究则着重于音乐与自然之中形式的数理结构等。相对而言，美术则大可依托可视形象历时地积累的实在的遗产，而形成可征信的历史。美术研究特别离不开美术史，广义的美术史也就是美术学。此外，美术中留下了大量可靠的关于历史各方面的记录，从美术史上可以找到美术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因而一方面美术创造的他律性——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关系——容易把握，同时治史也就注重美术史。
在六十年代前后，我国有过“论从史出”与“以论带史”的争论。二者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在强调史的意识形态性质以至“政治挂帅”时，史的意义显然曾被看轻了，史成了“论”的注脚。例如所谓“评法批儒”，硬造出一个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美术也被牵连进去。史的研究当然需要一定的理论——刘知儿谓之“识”，现在重视的是方法论——但归根结底历史本身，即史实意义上的东西更是基础。（当然，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客观性问题本身也比较复杂。）
在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中，以论带史曾被视为正确的研究路线，造成大量非历史的简单化。例如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为红线分析中国画史，削足适履。有史无识的现象也是有的。在有的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者的工作中，往往只见其罗列人所已知或未知的材料，连史料的排列分期都成了问题。但也有，或更多的是另一种现象。只在史实本身的表层打转，而不触及深层。那也会有失史的责任。例如，关于中国山水画，特别是在文人画阶段以后之所以兴盛这种特点，有的名画家曾经说过，这是由于“江山如此多娇”。这固然是一理，又符合爱国主义的情怀，而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其实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中国山水画的兴盛主要地与以文人为代表的中国人对自然的审美态度分不开。“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其实是哲学深入而转化到审美的精神领域去了。（注）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重点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年。可以说，这新时期以来的美术史研究是处在一个完全活跃的时期。它承受着前八十年曲折历程中的各种经验，又受到现时世界思潮的影响。前八十年几代前辈开始初创，功不可没。五十年代后在外国美术史方面主要地（不是一切）受了苏联著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方面则以现实主义为衡量标尺。尽管如此，那时的研究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留下了学习和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术实际相结合的经验，为现在的美术史界准备了承前启后的人才。五十年代末中央美术学院讨论恢复被“反右”停办的美术史系时，我曾经以条件不足为理由表示怀疑。后来事实证明了我属于短见。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成了向全国辐射的主要基地。五十年代末以来则是在开放搞活的形势下，得到迅速发展。
为什么现在人们注意美术史？
一、长期相对封闭以后，重新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重新热切学习世界文化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部分。
二、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在与世界潮流的反复接交中，更加看到自己民族美术的特殊价值，在绘画、书法、雕刻、工艺、建筑、园林、民间美术等方面全面展开。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市场、美术市场兴起，收藏者族出现，考证、鉴定、品评、介绍的需要空前增加。
四、社会群众，尤其是学校学生要求扩大文化眼界；“美育”被定为国家教育方针中的要点之一；电视等传媒手段起了普及作用。
五、国际交往扩大，旅游业盛，对祖国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了解成为广大群众的关心热点之一。
这当然是能令人兴奋的。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势，又使我们马上该冷静起来。如果说八十年代开始时还到处有自发的“文化热”、“美学热”之类的话，那末，到了九十年代末，声浪就显然不同了。
一、市场利益驱动，无人不言商。我们的国家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同时，人们的眼光就都转向追求实利方面：财富、炒股、赚人家的钱、消费，广大社会群众小市民化。
二、接着就是文化转向滥俗的“娱乐性”。艺术变成与酒、色、淫逸享受连在一起的玩耍，只求感官刺激的低级满足，被称为中国今日的“大众文化”。这种东西实际上不需要、反而排斥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如同“劣币驱逐良币”，也就不需要严肃的美术史的研究。
三、科学。我们必须发展科学以提高生产力。但重视科学往往又变成唯科学主义的片面宣传，不知道或顾不得科学以外的精神文化。
在这样的情势下，现时的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失去真正的，现代应有的人文关注。失去人文关注，一般地说，是现代文化的致命伤；具体地说，更是美术史学研究的败血症。
毛泽东说过知识只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门，而哲学则是二者的总结。学术界还有另一种看法是社科之外还有人文学科。我现在觉得后一种看法要妥当。人文比较接近社科，但在强调意识形态性的时候把它简单地归于社科其实并不合适。人文也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质，但与更直接地反映人的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社科不同，它距离基础更远一层。它反映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的发展，包括审美方面的发展。人文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人通过文化进行自我修养，以提高精神素质，这就是教化的意义。美术史是美术与史学的综合，是人文学中两项的交叉。在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时代，美术史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我们中国的国家文化政策本来是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的，但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都是被大大地冷落了，这当然是难免的。有些人为了辩护，或者是用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表明如何重视精神文明；或者是把正在十分庸俗化的社会风气，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类都当作好的文明加以吹嘘。
社会缺乏人文关注的需要，美术史必不可免地陷入低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某些现实的利益驱动又使人们发生某种对于美术史的浅近的实用需要。这两方面的矛盾综合，就是今天我国美术史的环境。我们必然面临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某种表面热闹的、粗浅实用的、泡沫状现象的阶段，客观上只能如此。
不过还应该看到潜在的一面：第一，群众文化总是从低到高。例如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中下层阶级，在十九世纪中和现代他们的文化状态大大提高了。中国到海外谋生的人们，其第一代、第二代至第三代之间，文化状态也大为不同。香港人的今昔也有如是状况。在整个社会文化需求提高时，对美术和美术史的兴趣会重新高起。第二，现有国际思潮中有对于唯科学主义路线的批判性反思，认为必须科学与人文并进才能避免人的社会以及人与自然间失调的灾难。这种思潮会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扩大其影响。第三，毕竟文化界还有文脉存在，总有人不畏寂寞在美术史上作艰苦努力，把现时的要求和长远的目标结合起来。毕竟再困难也还有一些学校和机构在坚持这种工作。
因此，我们的美术史研究工作的方针，看来应该是远近结合。所谓远近结合就是：
一方面，必须冷静地看清现时的需要，不管喜欢不喜欢，去做些适应现时眼前需要的工作。例如，适应文物收藏热的美术文物知识普及，适应一般初级美育爱好（一种小康人家的包装需要）的美术史知识普及，适应大兴土木形势的建筑园林史，适应社会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众）的某些书画爱好的知识介绍，等等。我过去以为美术学院可以不搞这些，现在看来不搞不行。我们可以正确地把这类工作做好，着重是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培养艺术普及教育的人员。
另一方面，把眼光放长远，准备战略性的任务，即今后人文关注的新时期的到来，要有这个预见。关键是从现在起就着手培养未来需要的美术史学者骨干的队伍。中国在二十年代就准备了若干地质学家，他们初时无用武之地，但到了五、六十年代，就迎来了地质大开发的好时候。一定要下大决心和大力气，全国一盘棋，规划出若干基地，培养出精英的一群。把应该是在美术史上识、才、学兼备的，志攀高峰的未来学科带头人，贮存在这些基地中。一个学科带头人的意义就是带起一批人和一个学术高地或一种学派学风，若有数十人之多就会洋洋大观。反之，如果没有这样一支队伍的准备，几十年后的美术史境况将不堪设想。我们将愧对悠久的历史文明与后代。
注
看来应该是史论并重。史学的基础当然是史本身，但任何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史，都是有文化的研究的人去处理的。他必然带有自己的方法论的框架。没有方法论的框架则人不可能进入研究。正如没有地图或地图观念的人不可能旅行一样。在研究过程中，看来史与论是反复地相互作用然后才形成为史学的。
文/钟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