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上海美术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这次“世纪回眸”画展中选用了我的《东渡黄河》这幅画。同时我又深感惭愧不安，因为这幅画没有画好。

大家知道，1963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研班毕业的时候，在老师指导下画过一幅《延河边上》，不料后来很快就遭到厄运，在“文革”中被“批斗”。画也被毁了。三十多岁上落到那样一种境况下，我自己一方面思想上给搞乱了，一方面业务上长期给荒废了。这两方面使得我的艺术生涯一度掉到谷底。为了从这种状态中扭转过来，我就亟望能有条件重新恢复绘画生活，并且首先想做的就是重来，再画一幅新的、以毛主席形象为中心的反映革命的画，这种想法里包含着当时所谓以作品来改过那么一种心情。我作过种种尝试，到1973年从温习史料中找到了1947年毛和周、任等中央领导人在取得了转战陕北的胜利后东渡黄河这个选题。这个选题不但很有内涵的历史意义，而且在艺术上很有发挥的可能性。我先设想了稿子，然后到陕北吴堡的川口村——当年渡河的实地——以及河上下两岸一带，找到了当年的船工了解了河上生活，画了一些资料，跑了几趟。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在1977年初全国人民追思周总理的高潮里，我以创作这幅画“毛遂自荐”，得到了革博同志的支持。但由于工作量大，一直到78年才问世。

当初创作构思一开始，我就设计了一个让领袖人物屹立和行进于波浪中的形象处理母题。这个母题后来始终没有改变。东渡有历史概括意义，我又想使场面气势壮阔，实际地势却难以如此。为了表现崇高感，我尽量把地平线降低去适应。我在黄河边上受到了北方河上劳动者的粗豪气质的感染，又想好好画画他们。我那时还背着受批判的包袱，也无例外地受到过所谓“红、光、亮”的影响。这样，就使跃起的船、夸大的浪、一整团兴奋中的船工和毛、周等在船的中后部站起的形象还有战马等，形成一排出行仪仗式般的、勉强凑成的图式，缺少可信的生活真实性的依据。这种构思构图基础之所以始终没有变，并不是在生活中没有提供别的处理可能的启发，只是那时自己思想上受到了流行公式的限制，不能自拔。我曾经翻译过介绍马克思论画政治人物形象的一篇文章。马克思说过：希望看见人物被描绘得像伦勃朗的风格那样，而不更像拉斐尔的人物那样“头绕灵光圈、足穿朝靴”，“一点真实性都没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全忘了。还有一点遗憾的是，我的技巧能力跟不上。语云：“学如逆水行舟”，其实治艺亦然。十年荒废使我的眼力和手下功夫都更贫弱化。尽管画了一批不错的河上景色，但小幅写生的体会在大幅创作上起不了作用。这幅画还缺乏朴素与兴奋融合的整体气氛，有的东西干枯，有的东西空浮，有的东西板滞。这一次我们研讨现实主义，从真正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来说，这幅画难以相符。

现实主义作为艺术创作方法同如实地具象再现的画法二者，有联系而不是一回事。它们都来自西方，正当它们被西方的现代新潮掩过去的时候，反而在20世纪逐步地在东方中国扎下根来。发生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革命和改革的进程迫切需要它们，使绘画成为引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道路的精神手段。事实上确实起了在画风上克服旧弊的作用，开拓了中国绘画在20世纪发展的新天地。现在，现实主义连同再现客观真实的画法，在中国并没有过时。但时代形势、社会意识状态、文化地平线都发生了变化，当代的现实主义也必须向前发展才有生命力。近二十年来我们越来越发现，严格地说，现实主义在中国还远不是已经达到了普遍成熟，既有先天不足，又由于接受西方现代主义以来不断流变的新潮，现实主义面临着新的检验与新的契机。虽然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时采用了西方的观点而发现某些类似西方写实或现实主义的观念与作品，但整个说来中国传统特色不能以西法硬套，二者之间有着来源于不同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区别。

现实主义不以人周围的世界为虚幻，不拒绝外观真实的手法，深入社会生活，洞察客观世界，以把握真实性为基础，塑造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典型形象，承认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等等，这些特色在当代后现代主义中又现出了某种新的端倪。这样，在多种文化剧烈碰撞的今天，如何研究经验，进一步发挥现实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使之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绘画学派兴起之一支，还需要我们自己的长期努力工作。回眸反顾，正是为了开拓未来。我在这里简要地报告一下自己对这幅旧作的认识，反思艺术技巧和艺术思想两方面的不成熟状态，也是为了投入到这个面向未来的群体性的创作工程中来。

文/钟涵

1996年12月26日在上海美术馆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