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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画室的道路

文:靳尚谊 潘世勋    图:靳尚谊 潘世勋    时间: 2014.1.12

第一画室是1959年由吴作人先生创立,以研究欧洲画派油画艺术为宗旨的画室。初名吴作人工作室,次年改称第一画室,至今已历二十七个年头。十年浩劫时期学院停办,1974年恢复招生,但直到1980年油画系方重新恢复画室制。从第一画室共毕业十一届学生,今天不少人已成为活跃中国画坛的知名画家或高等艺术院校的教学骨干。

第一画室在教学上一直坚持原来的教学体系,但时光变迁,人事更迭,今天的第一画室与当年初建时毕竟发生很大的变化。缔造第一画室的吴作人先生因学院的领导职务和健康原因,早在六十年代即已脱离画室的教学岗位,后来主持画室和任教的艾中信先生及冯法祀、韦启美等先生,也先后离休或调任其它工作。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使几经沧桑历尽曲折的中国画坛也出现一派新的生机,文艺思想和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入学学生的素质,不论思想意识、文化修养、业务基础都与以往不相同,宽松自由的政治气氛,给艺术教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但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如何沿着第一画室原来的道路,顺应当前形势,再接再励,继往开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原有的教学体系就成为今天担任画室教学任务的全体教师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油画是由欧洲传入中国的外来画种。研究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印象派,这五百余年欧洲写实绘画传统,直到今天对于发展中国油画艺术,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对于欧洲这一十分丰富的传统,并不是研究得很多,而是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欧洲绘画源于人文主义的客化传统,经过长期演变,形成一整套与东方绘画完全不同的审美标准和造型语言,以及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绘画教学体系。虽然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和同一时期的不同流派,有各自不尽相同的艺术主张,但就整体上来看欧洲传统绘画,依然有它一脉相承的共同特点和共同的追求。虽然早期欧洲绘画曾受到带有东方特色的拜占廷艺术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它的艺术语言,是强调造型甚于色彩,热衷于表达真实光线下物体的体积构造,主要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写实的而非装饰的。使用色彩也主要是为了突出形体,更重视色彩的统一和和谐,而不是强调色彩本身的对比效果.等等。在这种造型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欧洲油画,与东方绘画迥然不同。油画传人中国被中国群众所接受,正如钢琴和芭蕾传入中国一样,完全是由于它有着别具一格的艺术感染力。建国之后,特别最近十几年油画艺术在中国空前发展和普及,反映了它日益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和欣赏,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强调素描、解剖、透视的造型基础训练,是欧洲传统绘画教育体系的核心。中国美术院校的油画专业的课程设置,从四十年代开始以至今日,虽历经反复有不少的变化和补充,但基本的训练内容依然保持欧洲十九世纪学院教育的规范。第一画室的教学是从这个系统而来,我们认为在今天仍有必要沿着这条道路,对欧洲绘画传统,做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

目前由于现代艺术思潮的冲击,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古典的写实的绘画早已过时,学习传统已成为保守落后的学院主义的东西。必须承认自十九世纪末现代主义的出现,欧洲绘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历史发展趋势表明,艺术的进程绝不会是某种现代风格对古典风格替代、抽象对具象的替代,表现对再现的替代这样简单的公式。经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世界当代画坛多种流派转蓬走马式的风云变化,更加证明艺术风格也必将和整个文化生活一样,日益趋向多元的发展。尽管由于照相机的出现,俄国画家马列维奇早在七十年前,将一块素白画布送到展览会,预言绘画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但之后造型艺术并未停止发展,不但抽象艺术和各种其他流派的现代艺术在发展,写实绘画也依然在发展。而且不论艺术家和理论家承认与否,这种发展并不能与传统完全割裂。一些现代大师能够从成千上万胡涂乱抹的冒牌画家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们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是立足于对传统和艺术规律的探求和深厚修养的基础之上。而坚持探寻生活美这一艺术思想的写实画家也依然是当代画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油画家研究欧洲绘画传统没有国外画家那样近水楼台的优越条件,至今仍没有很多机会认真研究欧洲古典大师的原作。我们过去主要是通过复制品为媒介,依靠画家的苦心孤诣的摸索和领悟能力,使中国的油画吸收了很多欧洲传统的精华,但必须承认这种吸收是很不充分、很不完全的,较多地注意是艺术外在形式,而忽略对艺术内在情神的探求,因而难免有肤浅简单的一面。即使在艺术表现技法手段的方面,国内油画家一般仅仅熟悉在委拉斯贵支以后才形成的,流行于十九世纪欧洲画坛的“直接画法”,而对于之前的,不论文艺复兴早期弗拉芒面派、威尼斯画派、十七世纪荷兰画派各自不同的技法、以及伦勃朗式或更古典的“透明画法”则了解较少。

这种情况为今天第一画室学生提出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课程表。多年教学实践表明,完成这个课程表规定的最低要求,也并非易事。目前有不少青年学生开始喜好和追求古典风格,这与七十年代以前单纯一味地爱好印象派技法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但从对表面形式的爱好到对古典艺术内在精神的追求,需要有一个教师引导和本人刻苦实践从而逐步提高审美修养水平的过程。其次,做为欧洲传统绘画基础训练核心的素描教学,在第一画室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作为欧洲传统的素描训练,尽管有风格流派之不同,但基本要求还是一致的,即强调准确地、生动地、概括地表现物体的结构、体积、空间。而为达到立体构造的充分表现,一般多用侧光和强烈明暗对比的手法和把握色调的微妙变化使画面产生浑厚、坚实和层次丰富强烈有力的艺术效果。为达此目的,在素描训练开始阶段,必须遵从严格的规范和法度,包括明确的作画步骤、程序和方法。经过一个时期艰苦甚至枯燥单调的功夫磨练,然后才能走向自由,才能产生飞跃。目前不少有天资的学生,能够感受古典绘画的艺术魅力,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不受干扰地下苦功于它的基础训练。而没有真正扎实的基础功力,想掌握写实绘画的技巧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这种基础训练,绝非象某些人粗浅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简单再现对象的能力训练,训练从一开始就要求对对象进行细致的观察,有所选择,有所取舍,以求达到整体而概括的有艺术匠思的艺术处理。因此素描训练对规律性进行研究的同时,已经包含着表现性的因素。艺术实践证明,只有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过程,最后才能达到对艺术基本造型规律的全面掌握。

我们提倡学生从认真地研究欧洲古典绘画艺术入手,但也反对学生拘泥于古典艺术形式,最后变成对某些古典风格的重复和模仿。美术史上十六世纪末流行欧洲画坛的“风格主义”或之后毫无生气`的“学派主义”的矫饰、造作的艺术现象,都是没有出息的。因此第一画室在强调学生严格进行基础训练的同时,也一直强调学生艺术个性的发展。注意发现和保护学生的艺术个性,“因势利导”地启发学生,正是第一画室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的教学原则。在学生基础训练的某些阶段,可以也应该对某位古典大师的技法“有所依傍”。但又不能忘记始终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对象,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强调学生自己的敏锐的观察力的培养,反对表面模仿前人或教师的手法,一直是第一画室所有教师一贯的主张。所谓欧洲传统绘画应当包括着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前一直到十九世纪印象主义十分宽阔的领域。作为基础训练的要求基本是相同的,但风格手法完全可以根据学生的素质、性格、爱好加以选择。近年毕业生中有不少人,在毕业前同时也追求现代风格的尝试,或毕业后成为为以现代风格作为表现手段的画家,当然也有相反,后来又返回古典写实风格上来的。只要这些探索和追求是严肃的和真诚的,事实上不但得到允许,而且都得到教师的支持。

由于第一画室创作教学上一贯的宽容性,留给学生的是一个颇为广阔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当然我们不主张作者与客观世界完全分裂的“纯主观表现”,提倡一定要从生活感受出发。但对创作题材,从不作死板的规定。而对于创作体裁,则提倡包括主题性绘画、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等多种样式地探索。手法上立足于写实造型手段,但并不排斥寓意的、象征的,甚至超现实手法的恰当运用。

尽管当前有人将深入生活和所谓“生活流”的创作作品一概当作落后过时的东西,但我们仍然认为艺术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无疑是中国画家优于一般国外画家的长处之一。在克服所谓“高于生活”的虚假的“现实主义”影响之后,是完全可以创作出新颖感人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对有这种信心和勇气的学生,当然会得到画室的鼓励。

在目前阶段,我们不主张简单的“油画民族化”的口号,因为它容易导致一种简单的所谓的“民族风格”,妨碍中国油画的健康发展。但中国的油画最终能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还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面貌。学习欧洲传统绘画,以及了解欧洲的传统哲学、美学是应该的,但目前学生开口就是“言必称希腊”这是不足取的。画室的工作之一,还应注意用中国传统文化对学生以经常性的熏陶,通过课堂与课外的活动使学生有比较宽广和深厚的文化素养。

第一画室教学纲要

教学原则

1.重点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优秀的写实绘画传统,并引导学生逐步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精神相融合。

2.严格进行素描和色彩的基本功训练,培养学生掌握较高的造型能力和绘画技巧。

3.因材施教,培养学生严格的治学态度,勤奋和勇于探索的学风;积极保护和发展学生的艺术个性。

4.创作提倡热情地反映现实生活;提倡题材和体裁的“多样性”。

二、基础课

1.素描是绘画的造型基础,是塑造艺术形象和体现作者思想和风格的主要手段。要求学生要严格地深入地研究人体的结构及形体变化的规律,全面掌握造型的诸种因素,具备熟练塑造形体的能力。

2.油画课要求学生稳步掌握油画工具材料的特性和欧洲传统油画的各种表现技巧,全面掌握在光的作用下色彩的变化规律,并予以生动准确的表现。

3.经常进行速写和默写练习,锻炼迅速生动地捕捉形象的能力。要求学生不间断地研究生活。

文/靳尚谊 潘世勋

本文发表于《美术研究》198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