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幅画的完成就为中国画坛带来一次震撼，每一步的探索就为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清风，才华横溢、蓄势如雷的董希文58岁就走了。我每忆起他时心中总难免一阵颤动，我每忆起他总爱说的一段剃头人的打油诗：“磨利以需，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他那飞扬的面容总会浮现在我眼前，可是又有一个可怕的影子，一个躺在告别室中变了形、化了装的遗体立刻浮现，我的心紧缩而疼痛，那也是他。
我没有直接受教于董先生，可是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土改，解放前一起完成过秘密传单的制作， 我还是他入党的介绍人，和他一起为学校购买过许多文物字画。他是唯一的一位为我爱玩古董说好话的人：“哦!可以看出你的艺术眼光。”他也是和我一起关进“牛棚”同在一个组的难友。
他说他长着一双乌龟眼，这是长寿的标识。—他认真地这么说。
他说他脑子里没有平衡器，因此不能骑车。—他也是认真地这么说。
他和张林英有三个孩子，长子沙贝，次子沙雷，女儿一沙。两个儿子生在敦煌，女儿生在离开敦煌之后，他对大漠黄沙的爱恋用孩子的名字铭记了下来。
他要求我介绍他入党是在1949年冬天土改时，我二人一起步行从西郊的蓝靛厂到海淀区委开会的途中。在蓝靛厂土改工作组中，他负责西头的一个自然村“火器营”，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村民的情况、土地的数字，全是用非常工整的楷书写的。当时美院还没有成立，只有艾青和洪波作为军代表进驻了艺专，我和洪波就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可是他入党并不顺利，与他同时申请的艾中信很快通过了，可是董希文却卡了壳。他说：“我是美术工作者，我要用我的艺术为党工作。”这哪行。“你要入党就要准备无条件地放弃自己的一切。”他想不通。在当时，的确艺专的地下党员、盟员不少人一解放就调到公安局去参加接管了。为这一个表态，他苦苦地想了很久，最后他找我，说他想通了，“既要入党就要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的需要，包括放弃自己的专业”。我知道他是真想了，也真是这样子下了决心。
从1949年到1957年，这8年间是他心情最畅快的8年，也是在艺术上最辉煌的8年，他从一个在敦煌寂寞苦修、谨慎寡言的人变成了一个热烈拥抱生活、激情澎湃的人。
1949年画《北平入城式》，1950年画《解放区的生产自救》，1951年画《抗美援朝》，1952年画《开国大典》，1953年画《祁连山的早晨》、《武昌起义》，1954年画《春到西藏》，1955年走长征路作画250余幅，1957年画《红军过草地》。同时他担任美院预科主任，到处发表自己的见解，多次出国。他三次见到毛主席，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党的大画家，也没有派他到公安局去工作。
但他的热忱与忠诚在1957年却招来了大祸，在著名的“五月会议”上,他竟慷慨陈词，对着邀他到文化部提意见的部长说：“文化部是百花园中的园丁，既为园丁就要有植物学的知识。”他是指当时文化部部长指责美院国画系要学素描是“消灭国画”。他还说“我是抱着文死谏，武死战”来向部长提意见的。到8月，江丰作为“纵火头目”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董希文也被列入了右派名单，据说是某领导觉得右派划得太多了，把上报名单中的四个人—吴作人、刘开渠、古元、董希文给划掉了，其余几十个人当了右派。可是古元和董希文是党员，不开除也要给“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这两年中每次开党的会，特别是要举手表决什么的会，他总是徘徊在会场门外转来转去，不进去自己还是党员，进去又无权举手，他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两年的处分过去了，支部要讨论撤消处分的问题，可是他却说：“我讲的没有错。”当时支部还真想帮他，只要表个态就过去了，可是他不能违心，没错就是没错。直闹到市委，最后又拖了很长时间，党委让了步才恢复了党组织生活。
他就是这么个人，诚实对他比什么都重要，在党面前他不肯保留一点东西。1960年，他刚刚撤消了处分，当时“大跃进”还正在火头上，他在党的小组会上竟说：“大跃进太热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还说了些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可是在当时却是极端犯忌的话。“文革”开始以后，他的这次“交心”成了他的罪状。
我第一次看他画大画是在西总布胡同一间暂时借来的民房中，他正在画《开国大典》。这幅画在艺术上的事不用我多说，只是他的做法别人无法想象，那么大一幅画是卷着画的，因为房子不够长，一头卷起来，另一头钉在墙上。别人画油画，画板总是脏兮兮的，而董希文却像个干净利落的手艺匠，在大画前面的地上规规矩矩地摆了一排排小盘子，盘子里调好各种鲜明的颜色。他的笔干干净净 放在一排，要画黄全上黄，要画蓝全上蓝，把油画色当国画色用，笔笔带锋，画起来还像画敦煌的飞天飘带，勾勒、平刷，潇潇洒洒，奔放生动。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他这种奔放的用笔和大块文章，而《春到西藏》杏花的斑斓的粉点，完全融入了中国画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如一首敞亮的赞歌，在那么多的西藏写生中，总是以石破天惊之势叫人感动。
在他春风得意的几年中，他背着画箱，骑着黑马，穿越长征路，以惊人的速度敏锐地捕捉雪山草地给他的一切。他如鱼得水，在天宽地阔的藏区面对解放了的农奴，他激情满怀。现在有人为董希文惋惜，认为如果董希文从《哈萨克牧羊女》的路子走下去，不去画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革命历史画，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可惜走了一条为政治服务的路，葬送了一个天才。现在他不在了，我不知董先生对此做何想法。但是我却觉得，正是他这一段的政治激情，激活了他艺术的激情，正是广袤的人民生活的天地打开了他艺术上更开阔的天地。强烈的爱憎，诱发了强烈的表现欲望，强烈的欲望又激发他追求最能表达这种激情的语言。“问天下头颅有几”，“看老夫手段如何”，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七八年的变化，也就没有董希文。至于在 《开国大典》上改来改去的悲哀，那也掩盖不了正是“开国大典”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焕发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突破。
到1961年似乎摆脱了1957年的阴影，董希文又恢复了他的元气，他第三次进藏又带回了一批写生精品，而且大刀阔斧，更加成熟，完成了《百万雄师下江南》、《千年土地翻了身》，起草了人民大会堂的《喜马拉雅山颂》。在1961年学术空气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他主持了第三画室，得以一展他的抱负，为学生讲课，带学生到敦煌。短短几年，袁运生、刘秉江、姚钟华、高泉等在他的教导下雏鹰般露出了头角。可是也就在这时，已经聚集着的暗流又向他袭来，“第三画室是白专画室”，“共产党员不要进第三画室”。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回忆》被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的毒草”(画面上有个卖小葱的，小葱下面垫了一张报纸) 董希文却给了5分。画室中学生组织过“小沙龙”，这也成了“自由化”的例证。董希文对此毫无防备，有口难辩。我是油画系副主任，对这种指责很是不平，于是“文革”一开始就落了个包庇之罪。这些还不过是一个序幕，“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吴作人等一起上了挨斗台，他的罪名从“白专”很快上升为“特务”、“反革命”。
在一次强劳动之后，董希文病了，胃穿孔，大出血，情况危急。美院就在协和医院旁边，可是医院对“牛鬼蛇神”是不能随便收治的。当时的“大联合”的“革委会”主任是陈播和张启仁，为他开了证明才进了急救室，8个小时以后才苏醒过来。到1970年，他终于病重不支，从农场回到北京确诊为癌症，在病中还奉命到革博去改掉了《开国大典》上的刘少奇。我当时还在1584部队劳动，后来我见到他时已经全面扩散，躺在大雅宝胡同宿舍西屋的床上，他看着我说：“你的身体多好啊！中国医学会进步，会有办法的，我好了以后还要完成西藏厅的壁画。”他还说，他刚刚交了党费—“文革”一开始就停止了他的党籍，这时刚刚恢复，所以是他“文革”以来第一次交党费(也是他最后的党费)。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这是特意告诉我的。
董希文平生精于鉴定，且富于收藏，他曾收藏大量的秦汉印，古人字画，他还特别喜欢北方磁州窑的红绿彩和有奔放笔触的刻划花。由于癌症扩散，他全身疼痛，夜间不能入睡，他把刚刚退还给他但已打碎了的磁州窑瓷片一点点地粘结起来，恢复原状，熬过难忍的长夜。他指导儿子董沙贝刻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百折不挠”和“抗癌”三方印章。
我再见到他时，他已躺在了八宝山的告别室里，身体已萎缩成一个小人，枯瘦变形的脸上涂了厚厚的油彩，嘴唇染成了鲜红色。江丰抑制不住放声痛哭，这个告别仪式简单而凄凉，自以为有乌龟眼能活100岁的一代大才，58岁就结束了短短的生命。
从此我最怕听这个58岁，徐悲鸿也是58岁。
从此以后的告别我再也不看逝者的遗容，我憎恨这个仪式，我愿留住他们生龙活虎的印记。
前年我和邓澍为他画了一幅手牵黑马逆风走在草地中的油画像。他曾对我说，他走出草地以后排出了一盆虫子……我们是把他作为英雄来画的。
2004年春
（原载《泡沫集》，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