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董希文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的创作任务，决定将构思已久的红军长征题材付诸实践，并为此与关夫生、刘崙两位画家一起，跟随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沿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写生。在出发写生之前，董希文心底早就构思了一幅表现红军过草地的画面。这个最初的构思，来源于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的一段描写：红军长征夜宿草地，战士们找来草根生火取暖，毛主席和彭德怀拿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袱也来同战士们一起烤火，此间毛主席给大家讲了一段故事，很动人，战士们专注的表情似乎忘记了行军途中的疲劳与饥寒。表现红军战士与革命领袖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们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凭借顽强革命意志奋斗不息的乐观精神，这应该是董希文的初衷。

从故事和材料中想象的具体场景，毕竟与身临其境的现实感受有距离，这正是董希文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事实证明，重走长征路的艰苦写生，确实让这位坚持现实主义的画家对草地行军有了超越字面的深刻体会。董希文一行在草地的露营条件，已经与长征时期有着天壤之别，虽然有了很好的帐篷，也有了驼运的骡马，但草地夜晚的荒寒彻骨仍然给早有思想准备的画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董希文在夜里常常被寒气冻醒，夜来的露水和潮气浸透了衣被，难以耐受时便只能烤火捱到天明。通过一次次围坐篝火等待天明的经历，董希文观察着随行护送的战士们玩笑、吹口琴、烤衣服的神情和动态，捕捉着草地夜幕与篝火的色彩变幻，这都使画家最初的创作意象变得愈来愈清晰。

写生归来的董希文，很快将他最初的构思与草地夜宿的体验结合起来，完成了第一幅创作稿：绿、兰、黑交织的冷色夜幕下，一组红军战士围绕在中景橘黄色的篝火前，这组人物的中心是正在讲故事的毛主席，虽然没有任何面部刻画，毛主席的形象却清晰生动。这幅创作稿的完成程度，表明董希文当时对画面的构思已经非常清晰具体，继续深入刻画下去，即可完成这件作品。然而，如今一再被我们欣赏和言说的那幅《红军不怕远征难》却与这幅创作稿判若两人。是构图上前景与中景间组织关系的松散？还是天空色彩关系上的杂乱让画家最终推翻了已经成熟的构思？董希文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但调整后的画面无疑给了我们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对董希文而言，推翻成熟构思的瞬间，他的创作激情才真正开始爆发。叙事性的图像内涵和自然化的环境描写开始服从于画家情感的统帅，源自历史思考与现实体验的认识此时内化为画家抽象的情感，最困苦的物质生活同最大的乐观主义精神间的强烈对比，使崇高感油然而生。

在新的构图中，董希文自画面左下角近景至画面右上角中景，通过几组人物的勾连穿插，塑造了一种金字塔式构图。层层远推的草地和天空形成了绵远的空间感，凸显了近景构图的纪念碑效果。被顶起在纪念碑顶端的，不是领袖，而是一个正在烤衣服的红军战士的背影，这种将一个平凡人推到金字塔顶端，从而使其折射出超越凡人的崇高感，董希文的构图中似乎依稀能看到《梅杜萨之筏》的影响。

“形要有感情的形，色也要有感情的色”，双指夹紧烟头，坐在草稿前反复思索色彩关系的董希文，一定无数次地追问过这幅画的“色彩的表情”。他肯定不满足于自然色彩的照搬，对东西方绘画的深入研究，都使他重视色彩在感情与心理方面对意境表现的重要作用。当最初钉在墙上的几张分别刷着两三块颜色的纸块，最终只剩下一张在普兰和黑色底色上点着一小块橘黄的纸块时，他终于自信找到了这幅画的色彩表情。这次，他似乎从版画的形式中获得启发，一幅以普兰为基调，黑色勾勒人物形象，与橘黄色篝火形成鲜明对比的画面，使严峻环境与坚毅精神张力作用下的崇高情感充分表现。在普兰和黑色的交替进行中，董希文追寻到了困苦与坚毅的色彩表情，同时还有处在普兰和黑色压迫中的橘黄色带来的顽强希望。

当董希文最终完成了这幅自认为最下功夫的历史画时，他一定为突破了《开国大典》所形成的那套固定的装饰性语言而欣然。在董希文看来，现实主义绘画不应被既定的形式束缚，真正的现实主义最终要落实到真诚饱满的情感表现，所谓以情作画，就是“要把理性的东西变成感情的抒发，像唱歌一样流露出来”。

以一定的历史距离反观董希文在创作《红军不怕远征难》时的思想状态，以专注情感与形式紧密结合的新构思推翻思想内容和故事性突出的旧设想，以富于人性的史诗性沉吟取代直白亢奋的重复宣教，这种勇气既来源于他对于现实主义艺术的一贯理解，也是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政策的影响。然而，个人的命运无法超越时代，五十年代末日趋频繁的政治运动牵动了每个人的命运起伏。1957年《红军不怕远征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时被认为是表现了革命悲观情绪，从此打成“黑画”，长期封存。同时，“反右”运动在美术界展开了对“江丰反党集团”的批判，董希文抱着“文死谏，武死战”的态度为江丰辩护，一度被划入右派名单，后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接连的打击无疑使那个曾经宁愿放弃艺术也要入党的画家备受压抑，在此后的一篇自我检查中，董希文充满矛盾和无奈地对自己曾经追求的艺术理想进行了否定。他不得不质疑自己在风格、个性与情感方面的艺术主张，检讨自己在“强调所谓造型上的感染力来冲淡政治标准的首要性”是错误的思想。

1976年，当董希文的学生在破烂的仓库里发现这幅已经糟蹋得不成样子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时候，它的作者已经故去三年了。在董希文饱受思想和疾病折磨的时间里，据说他曾指着早年所作的《苗女赶场》对学生说：“以我的本意，是想从这条路子走下去的。”拂去落在《红军不怕远征难》上的尘埃，这也许不是他最为人们熟知和关注的历史画创作，却是最能体现他以情感为核心探索形式语言的尝试。一件艺术作品，当它有了表情，打动了观者，才找到了“通到观众心灵里最短的一条路”。

本文原载于2014年12月30日《北京青年报》

文/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