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家马常利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入学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1953年徐悲鸿、丁井文筹建美院附中时，马先生刚好在美院毕业，就被丁井文校长挑选到附中教专业课了，同时被选中的还有尚沪生先生。1994年我为给丁校长写文章去访问他时，丁校长不无得意地对我说，“那时候我做美院的人事科长，可以把最好的毕业生选到附中来教书”。的确，马常利、尚沪生就是1953届美院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们那一届同学还有詹建俊、靳尚谊、蔡亮、刘勃舒等卓越人物。

初创的美院附中校舍、设施，因陋就简，但是对于学生的教育却是相当严格，毫不含糊，业务课以素描为主目的是打牢基础，文化课一门不缺：语文、历史、物理化学、代数、三角、几何，还有外语。如今回忆起来，真的感谢丁井文校长、马常利先生为首的业务科、文化课的老师们，为了学生们的全面发展付出的心血。尤其是马常利先生，道德高尚，人品极佳，性格温和，对学生循循善诱，极少见他发过火犯过脾气，六十年来马先生在同学们的眼睛里那一幅温和的笑容从未改变。

算起来马先生从教已经超过60个年头，他是一位优秀的油画家和教育家。1960年他考取了留苏研究生，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而失去机会，1961年中央美院成立油画研究班，由罗工柳先生主持，1963年马先生在该班毕业，并开始了油画创作和中央美院油画系的教学以及领导工作。这个“油研班”是继50年代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油训班”之后，同样对中国油画水平的提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原青春》和《幸福之路》是马常利先生这一时期的作品。回首当年，60年代初文艺界气候有所回暖，但是随后由于极左的政治路线，对于那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无疑影响深刻，所谓“高、大、全”“红、光、亮”的创作方法风靡一时。马常利先生这一时期的创作一直比较多，他的作品主要面向基层群众，画工人农民的劳动生活，相对当时的风尚来看，他的艺术似乎偏向一些抒情，有一点“唯美”，相对于当时流行的历史、军事等革命题材作品，画风就比较“软”性，如《大庆人》《太行晨曦》《秋歌》《草原上》《春之声》《高原牧歌》等，此外还有人物肖像，都很生动富有个性。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艺界倡导深入生活，为人民服务，这个方针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接受并且认真、忠诚的执行，出现了许多成功的作品。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艺界思想活跃，创作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如今看来既有可喜的成就更有曲折和弯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好的艺术作品的出现，仍然需要坚持深入生活，克服市场经济下金钱名利的干扰，这是每个有出息的艺术家要坚持的。马常利先生从6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勤奋的到基层体验写生，多年坚持不懈，在他出版的画集中，我看到他画的生活速写，量多而质精，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讲，这样积极的深入生活体验，更是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和艺术青春的最好途径。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油画界正在努力探索民族化的路子，从老一辈留欧的吴作人到留苏的罗工柳，以及许多年轻的油画家在不同程度的寻求油画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并且得到每个人不同的结果。我看马先生的油画也有这方面的想法。当时的做法，在表现上求得明快简约的效果，如弱化明暗光影，突出主题色调的协调，减少局部的琐细而以大笔触达到中国式的写意状态，其间也有人简单嫁接中国年画风格的单线平涂（后来好像行不通了）。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探讨至今还在进行，对于油画这个外来画种、对这一种个人特点的艺术行为，所谓民族化本土化的讨论可能是难以得到真正的答案的。

我也注意到马先生很早以来就很倾心于风景写生和风景画创作。我想这很适合他的艺术个性和他的个性，马先生个性柔和，很少张扬外露，相对于激情浓烈则更倾情于抒情内美，这方面似乎更近于中国文人亲近自然、寄情山水、写意畅神的精神境界。然而，油画风景毕竟和中国的水墨山水画有很大的区别。以我粗浅的见解，风景油画更注重具体景观的“再现”，成功的作品应该是画家在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观中寻求一种感动一种激情，然后通过自家的画笔把这一份感动和激情传达到观众，观众的领受程度似乎可以作为其成功的标示。在我的理解中，虽然像俄罗斯的列维坦追求的人生体验的深刻性完美性，和法国莫内代表的印象派画家们光、色的视觉体验的真实快感，都达到了油画艺术高度的时代极限，作为东方中国的油画家们，仍然有极大的表达空间和艺术表现的舞台，这是由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独特的东方审美观念即注重精神内美、注重意境意趣，以及简约凝练以少胜多的艺术格调。

当我欣赏马常利先生这些年所画的风景写生和创作时，的确被他的作品中清新明快的画面、优美高雅的色调、概括而简练的笔法，由此展现的浑然流畅、自然天成的气势所感动。我个人的经验是，马先生的画，初观平易优美，越看越有深度，越是含蓄而有韵味，因此我感到马先生的风景画，已经远超“写生”的的格致而进到创作的高度。

以上是我对于马先生的油画艺术粗浅的认识。

2015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