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11日，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在短短的几分钟后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一家人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的突然离去，像一把带电的刀直刺心脏，使整个的家在巨大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尤其是母亲，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从精神到行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方式都不能把她从悲痛的世界中拉出来。最后我用了“艺术”这个方式。让她帮我做作品，逐渐地从悲伤中走出。艺术再次帮助了我们，它曾经在我与父亲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

在父亲去世后的这三年，我一直准备这个与母亲合作的展览，其实艺术在这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将母亲从她封闭的悲痛中带出来，哪怕是给她这个封闭的空间一点缝隙。

“物尽其用”是我母亲的生活准则，也是中国一代人的写照。在汉语词典中关于物尽其用的解释是：各种东西凡有可用之处，都要尽量利用。指充分利用资源，一点不浪费。母亲的这个生活准则是支撑家务运转的基础。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总是生活得节俭，为了我们这个贫寒的家总是物尽其用。母亲赵湘源1938年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我外祖父是国民党的军官，在抗战中立过功，曾救过共产党重庆地下党成员。母亲12岁时随他和我外祖母来到北京。1953年外祖父被冤枉成国民党军统特务，而被他救过的地下党，为了明哲保身，一直拒绝出庭作证，最终，外祖父被判刑7年。他出狱后在北京纽扣厂当工人，直至退休。外祖母独立支撑着这个家，在外祖父出狱后不久，外祖母因癌症在1961年去世，这给了我的母亲巨大的打击。时值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母亲的家庭走向贫寒。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反差和历史造成的家庭悲剧，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正是那不幸的时期我的父亲出现在了母亲的生活中，在我外祖母弥留之际给了我母亲家很大的帮助，这对我母亲悲痛欲碎的心给了极大的安慰。

节俭是中国人的美德，但节俭也是那个时代贫寒之家的生存之道，不然如何生活下去呢。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买布头做衣服，因为布头可以不用政府配给的有限的布票。后来由于对物质缺乏的恐慌，攒了很多布头，现在仍然整齐地存放在衣橱中。正是这种对物质缺乏的恐慌，导致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可以存得住的东西都不许扔，物尽其用成为了使这些被“收藏”的物质留下的理论基础，这种思维和生活方式成了惯性。当物质真正匮乏时，这种方式是持家的法宝，但当物质丰富时这种惯性又成为了生活的累赘。当大家的生活质量都得到提高后，这种思维惯性导致了代沟，母亲不只是不扔自己的东西，她也不让我们扔东西，这样我们的生活空间被这些等待“物尽其用”的物质所占据。物质匮乏的恐慌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无用物质堆积的焦虑。但这并不是我母亲一个人的生活哲学，这是她那个时代的集体意识，我的很多的同龄人都在自己的父母那儿有这样的体会。而这样不同的生活观念导致了深的代沟，对于美好生活有很不一样的理解。

父亲的突然离去，使母亲再也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瞒住了今天已经94岁高龄的外祖父，母亲要在他父亲面前表现若无其事，她终于崩溃了，她的物尽其用这种思维惯性发展到了极点，不但留住所有的东西，而且散满了整个空间，成为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典型。起初我和姐姐还经常为她整理空间，但每次整理后都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问题的焦点是我们扔了可以物尽其用的东西。久而久之，我们试图改变她生活观念的想法成为使她不快的因素。我认识到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一个人可以有好几辈子的不同生活，生活的巨变似乎是在瞬间中完成的，而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更大的代沟。对于他们这代人似乎还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而这种代沟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所造就。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它所产生的不同观念的冲突成为了一个时代，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的缩影。我理解她想用这些物充满她的空间，以弥补父亲走后的空。

孝顺，实为顺者为孝，只要母亲高兴，顺她而去。但我仍然想让她吃好穿好住好。所以我转换了一个方式，展示她的生活，她的物质，她的生活哲学。并与她共同使用“物尽其用”原则开始做“艺术”。这些可能这辈子都用不上的物，终于都用上了。母亲很高兴，跟我说：留着有用吧。展示只是看得见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在这儿给母亲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整理她回忆她的历史的场所，也是对今天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的反思，她在这里被推到一个艺术家的位置，给她找了个工作，而我成为她的帮手。帮她整理，帮她装修她的房子，使她生活在快乐中。使我们共同以艺术作为媒介，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展览中展示的是我母亲的收藏“物尽其用”的物，展览也包括看不见的部分——我母亲的家。展览同时也是给我父亲的，父亲在天上可以看到我用霓虹给他写在天窗外的话：“爸，别担心！我们和妈都挺好的。”

宋冬 2005年8月于北京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