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这幅套色水印木刻，是1940年我在太行刻的。那时我还是个娃娃，这幅木刻当然是萌芽状态的东西，是“豆芽菜”。但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到它，引起我不少回忆。
1938年冬，党中央号召延安的干部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抗日根据地。鲁迅艺术学院也成立木刻工作团，派往前方去工作。工作团成员有：胡一川（团长）、彦涵、华山和我四个人。工作团任务是：举办木刻画巡回展览；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我们和延安大批干部一齐出发，干部队领队是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我们这个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我们背着行李，步行前进，大家很高兴，一路唱抗战歌曲，特别爱唱冼星海同志的新作《到敌人后方去》。
渡过黄河，来到晋西，住在双池镇，那里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准备过同蒲路敌人封锁线。在过路之前，领导派木刻工作团到附近决死队驻地去开木刻画展览。展览布置在大庙里，白天展览，晚上演戏，当时演剧三队在那里演出。
我们带的一箱木刻作品，是鲁艺收集的，约有一、二百幅，一部分是延安的作品，一部分是从大后方收集的。这个展览，是木刻画的一次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展出，观众很多，反映很强烈，说明观众很需要木刻艺术，但对作品也有意见。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是：没啥名鱼指内容没有生活）；不大好看（指形式欧化）。从群众的反映看，这次展览是不成功的。但群众的意见非常宝贵，给工作团思想上震动很大，给以后的工作启发也很大。那些作品的作者，当时大多还是没有和群众结合、没有生活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内容没啥名堂是事实；同时，那些作品都是用欧洲的木刻技法刻出来的，群众看不惯，说人是“满脸胡”。说不好看，不喜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群众对这次展览很关心，热心地向我们提出问题。他们说：“为什么没有颜色，为什么没头没尾。”这些橇给我们木刻工作团的同志启发很大。后来木刻工作团搞木刻连环画和新年画，就是根据群众这个要求做的。木刻连环画有头有尾了，新年画有颜色了。
跟一一五师过了同蒲路敌人封锁线，翻过绵山，来到晋东南，那时敌人只占领铁路沿线，晋东南还没有敌人。我们行军的最后一天，在路上遇到朱总司令，他带领一些人去沁县参加群众大会。我们到达目的地后，领导通知鲁艺木刻工作团去沁县开画展。我们赶了两天路，来到沁县，群众大会已经开始了石我们在会场周围布置露天展览，正是数九寒天。天气冷，风又太，展览效果更不好了。自从晋西展览失败后，工作团内部对展览工作没有多大劲头，想放弃巡回展览工作了。
沁县大会后，我们回到八路军总部驻地。一天晚饭后，李大章带杨尚昆（北方局书记）、左权（八路军总参谋长）、陆定一（政治部副主住）来到工作、团住所看望我们，对工作团工作很重视，很关心。
不久，我被分配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工作团其它成员仍留在总部，他们曾到长治城里开过一次展览，以后就分头下部队。回来后，在总部刻木刻连环画。胡一川、彦涵和华山每人各刻一套。我到报馆后，任务是为报纸刻木刻。当时担任木刻工作的除我外，还有陈铁耕和杨绮。报纸的木刻有四项：社论插图，放在报头上；国际漫画；文章插画，连环画。陈铁耕主要刻连环画，他刻了一套长篇连载的木刻连环画，名叫《李铁牛》，内容是对敌斗争。其它插图主要是我和杨摘刻的。社论一部分是延安发出来的，一部分总部写的。社论插图大部分是当天夜里在灯下赶刻出来的。
为了更好发挥木刻工作团的作用，1939年6月，北方局决定工作团搬到报馆，任务有三：为报纸刻木刻；出版《敌后方木刻》作为《新华日报》副刊；继续完成连环画创作。此时工作团人员扩大了，除延安出发时的四人外，陈铁耕和杨绮也参加了。三套连环画的内容是敌后抗战的小故事。《敌后方木刻》出过五期。这年秋天，敌人扫荡晋东南，占领白晋公路。我们从平原搬上太行山。
1939年底，工作团在报馆总结工作，大家感到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效不大。巡回展览因作品群众不欢迎，没起什么作用，放弃了；木刻连环画，内容是好的，形式也好，但制作费时，印刷困难，未能出版，也没有成功；《敌后方木刻》是报纸副刊，干部、群众看不到，作用也不大。怎么办?大家提出搞新年画。北方局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决定工作团离开报馆，搬到总部，和艺校同住一个村。开始搞水印套色木刻，搞新年画。
搞水印套色木刻新年画，我们没有经验。而且时间很紧，只有个把月就要过春节了，没有准备，困难很多，但当时大家热情很高，劲头很大。工作团这时人也少了，华山留在报馆坚持报纸的木刻工作，陈铁耕调到艺校当副校长，彦涵调到艺校当教员，这样工作团只有胡一川、杨绮和我三个人了。新年画创作，华山离工作团远，无法参加，陈铁耕工作忙，也不能参加，只有彦涵还能兼顾。新年画任务压得相当重，既要创作，还要动手印刷。套色水印木刻，我们没有见过，根本不会。后来到报馆工人中去寻访，发现工人赵思恭会这一行。我们把赵师傅请来，拜他为师。他设计案板，做棕刷。有了老师，又有了工具，但纸张颜料还没有。当时《新华日报》华北版是用麻纸印的，太行山只有麻纸，麻纸不能印水印木刻，要用有光纸，太行山没有，颜料更没有。报馆负责采购的同志很帮忙，他们跑到敌占区，终于把有光纸和颜料买来了。我用一头毛驴到报馆去运。那天正下大雪，报馆虽然不算太远，但武乡那一带是黄土高原，沟很深，下了雪，路很难走，半夜我才把东西运回来。大家见到有了有光纸和颜料，新年画可以开始印刷，高兴极了。
新年画开始印刷，我们当学徒，日夜不停。争取腊月二十三日全部印出来。开夜工，按八路军规矩，夜班有夜饭，可是当时生活很艰苦，小米也吃不上，小米是留给病号吃的。夜饭只吃点玉米黑豆汤，没有菜，只有一点本地出的苦盐。杨药是女同志，和房东老太太关系好，老太太的儿子是矿工，半夜才回来，老太太为儿子煮好小米粥，有时杨玲深夜还在工作，房东老太太就送碗小米粥来给她，我们大家都尝一尝，大家都领受老太太的深情厚意，我们常为这种鱼水之情所感动。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日夜奋战，终于按时把全部新年画任务完成了。
腊月二十三，胡一川和杨绮背着新年画，到西营镇去摆摊子，和旧年画唱对台戏。工作团的新年画，群众非常欢迎，很快就卖光了，一下子轰动了西营镇。这个情况，出乎我们意料，这次去摆摊，本来是想试试看尸听听群众反映，没有想到反映如此强烈。这一下，鲁艺木刻工作团出了名，群众都知道有个鲁艺木刻工作团出新年画。我们的驻地是属于八路军总部的直属队，军事上是保密的，但老百姓有办法，他们从很远椭匕找到工作团，登门来买新年画。群众这样热烈欢迎新年画，给我们极深刻的教育。
在这里，我不能忘记赵四，他为新年画出了大力。他是农民，又是刻字工人。当我们刻新年画时，要刻许多字，特别有农历那一张，需要找一个刻字工人，在农村到哪里去找呢?没有办法，还是找群众商量，在群众帮助下，我们在东保村找到赵四，我们登门去访问他，他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工作团，参加新年画的工作。他是上了岁数的老师傅，刻一手好宋体字，是个理想的人才，工作团得到他很大帮助。以后他正式参加木刻工厂，成为木刻工厂的工人。，他是我们难忘的农民朋友。
新年画出来后，领导很重视，彭副总司令给工作团写来热情的长信表扬新年画的工作。春节那天（1940年2月8日），朱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王家峪召开文艺座谈会，陆定一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题目是《艺术工作的方向》。他在讲话中，肯定木刻工作团这次新年画工作是成功的，方向是正确的，并表示领导“一定全力帮助”工作团进行工作。这个讲话后来发表在《前线》杂志第十四期上（1940年3月16日出版）。最近我在革命博物馆看到这篇文章，四十年前的文章，今天重读起来，还受到很大鼓舞。
会后，工作团又扩大了。从政治部调来美术干部，有黄山定、邹雅、刘韵波三人参加工作团。还调来十几个小同志，学水印木刻技术，成立木刻工厂。此时，我们开始搞《十大任务》的宣传画。《矿工》就是这时刻的，实际上是《十大任务》插图之一。工作团作品也多了，印刷数量也大了。散发也更广了。
这些作品，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我自己手边已经没有了。解放后，据说莫斯科东方博物馆有一套，美洲也有一套，但国内长时间未发现。后来在革命博物馆发现一套。据说是李公朴夫人送去的，李公朴曾到过八路军总部，可能是那时送给他的。欧洲，美洲从哪里弄到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朱总司令曾对他的秘书龚澎同志说过，要她把木刻工作团的作品寄些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便向外界宣传。可能是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散发出去的。
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前方工作的经验中看到木刻这门艺术，从群众不喜欢到喜欢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突变，实际上就是木刻从欧化到中国化的突变。看来这种突变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作者和群众结合了，作者生活在群众中，他刻的人、刻的事、刻的景都是群众熟悉的，也是作者熟悉的。就是说生活问题解决了，创作源泉解决了，群众看起来，内容有名堂了；二是艺术形式解决了，找到群众喜卿乐见的年画形式，把形式和内容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把外国的造型艺术技我运用到这种形式里，把旧形式发展了。木刻团这些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了木刻民族化，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有不少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努力，而且有了很好的成就。我在这里谈到木刻工作团的情况，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木刻艺术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了，成为我们民族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它在世界木刻艺术中有了自己的地位。
文/罗工柳
发表于《美术研究》1980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