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和民间剪纸及乡村社区的关联，可以追溯至延安鲁艺时期。从那时开始的民间采风已成为学院一个常态化的教学传统。大学对多民族乡村社区的关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学科发展和学术建设的基础。围绕着正在开展的文化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我们将陆续推出中心田野教学中的调查个案和采风文章。倡导对乡村社区非遗传承现状的文化关注和田野实践，是我们的教学传统，也是我们坚持向民间学习致敬的学术价值观。
写作这篇考察手记的初衷并不是过程或感受的白描式记录，而是在田野工作结束后，用炙手可热的怀恋与热情，尝试去寻找一种相对鲜活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有线索地呈现活态村社中交错丰富的文化信息。
缘起
去年农历三月中旬，我有幸对陕西榆林市绥德县定仙墕娘娘庙花会进行了为期十天的田野考察，这段经历也成为了我与陕北结缘的开始。今年农历三月，我再次来到陕北。与其说是田野考察，不如说是一次追寻。去年琐碎详尽的前期调查围绕花会的流程与组织方式，积累了丰富详实的基础信息。但时隔一年，资料在手，很多感受已不再鲜活，只是隐约感受到，自己内心有一股隐秘的热切正等待被唤醒、梳理和重新认知。
从4月9日（农历三月初三），到4月29日（农历三月二十三），二十天的田野考察并不算长。二十天里，我以定仙墕娘娘庙会涉及的「一庙两村」为核心，以周边六个同类型花会和一个庙会调查为辅助，走访了十个村庄，积累了近三万字的田野笔记和一手资料，试图观察在社会转型的剧烈阵痛下，一个涉及73个村落的盛大庙会会给当下逐渐空心和凋敝的农村带来怎样的意义。
考察的最后一天，陈忠实先生因病逝世的消息让我与陕西的告别多了一份沉重。考察期间，每当我看见废弃的窑洞，总会想起田小娥死后那口塌陷了又被盖上镇妖塔的土窑；每当看见皮肤黝黑皱纹深陷的老汉，总想起鹿三埋头苦干的一生……诸如此类的联想可能是感情用事的，毕竟两者在时空与虚实上都遥遥相隔，但不可置否，在历史裹挟下，中国乡村的巨变从未停止，无论是白鹿原，还是定仙墕。
而我对定仙墕的细读，才刚刚开始。
苦焦之地
定仙墕镇原名仙岭，位于绥德县东南部。地如其名，传说因张果老路过此地，感慕山景秀美在此依山歇息而得名，后更名定仙墕。和这里的大多数地名一样，取以地形山势含义的汉字结尾，村庄地貌便可一目了然。「墕」，两山间的高地，海拔1200米，是方圆五十公里以内最高的山头。
从绥德县城出发，乘车去定仙墕大约有一个半钟头的路程。公路从无定河河谷平原崔家湾镇穿过，河床宽阔，水流平缓。若是习惯了江南茂密透亮的绿意，这里稀瘦的春色是提不起任何观赏的雅兴的，直到公路开始沿着不知何时出现的山坡盘绕起来的时候，眼前焦黄连绵的土坡映入眼帘，方才了然先前河谷的绿已是黄土地上不小的馈赠了。眼前，只见黄土堆积出的坡崖间，迂回陡峭的步行小道被踩出一道道浅亮的黄，像是依傍山势甩出的绳索。杏花桃花正开得热烈，一小团一小团地散落在山野间，清雅水嫩的颜色在黄土坡上显得怪孤单的。乡民们依山开垦出大片层层叠叠的农田，十多年前还种着苹果、梨树等果树，再早些种庄稼粮食，后来都因收成不好或病害而终止，现在，大部分远山上的田已经荒了，离公路和村庄近些的梯田上近十年来被陆续种上枣树。此刻，枣树顿挫嶙峋的枝干还在沉睡，这里山势较高，它们一直要等到三月末的春雨下过才会发出新芽。树梢间有的还挂着几颗去年留下的红枣，霓虹灯一样。
这样苦焦的土地，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陆续有人往外边走。外出人口达到峰值是在2008年前后，当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稳定下来，留守在家读书的孩子们便被陆续接到城里。通过从定仙墕镇中心小学获得的学生人数数据可知，从2002年开始，原本一村或几村一小学的办学模式开始被镇上建立的中心小学所兼并，2005年，定仙墕中心小学的学生达到了940人。定仙墕镇子上十几家卖生活用品和食品的小商店，多是那几年里开下的。那时，镇上的空窑洞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学区房」，学校不给低年级孩子提供住宿，因此家长们都从周边的村子涌来镇上租房陪读。从那以后，学生人数开始逐年下降，到2010年只有500人出头，而到了2016年秋季第一学期的人数统计，只剩下了122人。数据的变化可能缘于2000年以后人口出生率的减小，也可能一定程度归结于城乡教育资源的失衡，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这种巨变几乎发生在所有中国农村，但在这个农业落后、土地贫瘠的陕北黄土地上，这样的巨变无疑来得更为迅速和彻底，也显得格外残酷一些。
红枣的故事 2016
汽车行驶到离定仙墕镇还有大约十公里左右，一个大的盘山转弯过去后，一座十余米高的铁皮制红枣雕塑进入视野。雕塑的水泥基座上有显眼的红色标语：仙岭红枣，枣富百姓。周围浇筑成宽阔的观景台，还运来木头修起了木屋、秋千和凉亭，木屋中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陈列其中的红枣面花。远远望去，雕塑敦实光亮，郑重地告示着来往的人们：红枣种植是这片土地上的农业支柱产业。
红枣雕塑所在的山圪塔下是一个叫上坬里的小村庄——定仙墕镇52个行政村中很普通的一个，却也毫不例外地具有所有村庄的共同特征：常住人口只占全村户籍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并且几乎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根据镇派出所2015年年末的人口统计，上坬里户籍人口125人，共45户，而据村长介绍，目前常住人口仅二十人出头。除去47岁的村长，村中年纪最大的85岁，最小的50岁。留守的村民和这个地区所有的农民一样，大多种枣为业。村口红枣雕塑和文化广场的建立，也让他们在晚饭后多了一个散步拉话的场所。
「前几年，枣还没熟就被雨打烂了，么（没）收哈（下），今年收哈（下）了，二毛一斤都没人要，都堆在窑洞里，转眼天一暖全烂了。」只要一问及留守村民的职业、收入情况，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我今年红枣丰收却滞销的境况。
去年考察期间，定仙墕的副镇长曾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仙岭本想依靠推广红枣种植帮村民致富，不料这靠天的田地雨水总爱集中在七八月里，那时青枣刚刚长成，雨水一打，不等它们熟透养红，就全烂在树上了。今年，眼看红枣一个个长势喜人，却不料最后几乎全要烂在农民手里。加上山区的枣本就比不上十几公里以外黄河河畔的枣个大肉甜，仙岭的枣民们更是没了销路。
戏剧性的一幕还出现在几天后我第一次走访今年花会的主办村之一前李家墕，那天是农历三月初六，距离花会正日子还有十二天。当我来到这个紧挨公路、户籍人口超过300人的村庄时，村里窑洞大多紧闭，只见一处蓝色铁门内聚集着七八个村民，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货车，拉了满满一车红枣。一个商贩模样的中年男人靠在石磨旁抽烟，七八个村民有的在货车旁说着话，有的蹲在地上捡起那些从车上掉下的枣，装进围裙。看见我走过去，他们先是透出微微警惕又好奇的目光，待说明来路，便有几个六十岁左右的妇女热情地往我的口袋里塞枣，一边还热心地介绍，我们这里的枣好，你这么远来，赶快尝尝。后来在与村民的聊天中得知，全村300多人，在家的只有30多人，绝大多数都在五六十岁以上。在家的村民们只要有一点劳动力的大多都种枣务农。村里年纪最大的是一位96岁的奶奶，平时只有三儿媳在家照应着，其它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这一车枣就是从她家买的，整整一车枣，卖了做饲料，收了贩子400多块钱，远不够保本的。
纸匠：和沉寂的村庄一起等待
满载红枣的三轮货车突突地驶出村口，围着说话的村民们很快散去了。村里，三位纸匠被负责花会筹办的村长和纠首请来，给一万五，做五树大花以及其它花会过程中要用到的仪式道具。他们正在村小学废弃的校舍里忙碌着，抽着村里给备下猴王香烟，烟雾缭绕中五彩的纸花挂满了整间窑洞，场景梦幻而绚烂。
三位花匠中的两位是合伙人，一位是学徒，一年中只有二三月办花会期间才会操起家传的工具做起纸匠来，其他时间哪里有活就去哪里打工，在家乡周边挣钱讨生活。其中的牵头人高海军今年56岁，住在定仙墕镇子不远的匙家墕村，从妻哥耿如亮手中接下手艺，做花已有二十多年了。
「十九就办花会了，怎么现在还没人回来啊？」
「都要十五以后回来，十五那天要开村民大会安排办会任务了。」
「都回来吗？」
「百分之九十五都回来，这个村二十四年才办一次，能回来的都会回来。」
高海军如是介绍。
二十里之外的王家墕村，是今年花会三月十八「正日子」的主办村。在那里，另外两名纸匠和三个帮手也在如火如荼地为花会的主角而忙碌着。年长的纸匠名叫张立生，61岁，从小跟父亲、爷爷学习纸扎和做花，之前在镇上开了一家纸火店，出售自己制作的各类纸扎，后来手工纸扎因费工价高卖不出去，去年他把店关了，专门在家承接二三月份的做花活，一天收工费200元，和侄子张斌一起又召集了三位妇女做帮手，住在王家墕的纠首家赶工。做花的一个月里，村里加上他们五个，一共只有13人。而截至2015年年末，王家墕的户籍人口是101人。
此刻，这两个平静的村子正不动声色地等待着一场守候多年的复苏和狂欢，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纸匠——这几个来自外村的手艺人在五彩的花丛中忙碌着，也默默地和冷清的村庄一起，等待着花会和人潮的来临。
花会：一场静候多年的狂欢
「定仙墕娘娘庙花会」是围绕「定仙墕娘娘庙」进行的求子祈福庙会，庙会期间要为送子娘娘敬献大型纸扎花树，故称为「花会」。这是陕北绥德清涧一带独有的庙会形式。花会组织形式比较复杂。由娘娘庙所在的「定仙墕娘娘庙总会」和73个供养村构成。73个供养村分为六个「大社」，每个「大社」下属若干个村子，其中有的村子是真正参与迎神送神、敬献纸扎花树的，被称为「正社」，另外的村子是按人头上交布施钱或来人帮忙的「随社」。每年轮两个大社承办花会，大社的内部的「正社」又按照定好的顺序轮流举办，每一次只轮一个正社。因此，六「大社」由于下属正社数量的不同，造成有的村子6年轮一次，有的村子36年才能轮一次的不同情况。
而为期四天的花会从每年的三月十六到三月十九，大体由领牲、接神送神、抓蛋蛋（即抓阄，以确定来年的两个办会村是三月十八送神还是三月十九送神。）三部分构成，每部分都有复杂的程式和礼仪。其中横跨三天的「接神送神」是庙会的主体，即由办会村子轮流将娘娘小像（代表送子娘娘的真身）接到本村临时搭建的神棚中，以供村民求子祈福，第二天再将小像送回庙中并向娘娘庙敬献五树彩色纸扎花树。每年的办会村子有两个，因此此番「接神送神」需要在三天内重复两次，其中三月十八敬献纸花树的日子被称为正日子，那天镇上赶会观花的人是最多的。
三月十五日前后，两个主办村的村民从各地赶回故乡，开始陆续投入花会的筹备工作。这时，村长将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确定具体的工作安排，青壮年男性村民将被分配到灶房、库房、礼房等「部门」担负起花会期间做饭、切菜、保管、花炮燃放、接待来客、维持秩序等临时职责，有的村子还会统一制作工作牌、发放对讲机以便工作的开展。根据两年对花会举办村的观察，发现村长或村支部书记无一例外地担负起每次花会总负责人的角色，而在文革之前担任花会总负责的世袭角色「纠首」在现在只是花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且大多担任着迎神回来后神棚周边的维护和求子程序的指导工作。73个供养村每村都有纠首，若不是本村办会，所有纠首便会在三月十五在娘娘庙上集结，在会长的安排下担负起花会期间庙上的诸多事宜。除此之外，纠首已经从文革前纯粹的世袭传承方式中解脱出来，有的村子里可以有三四个纠首，只要愿意为娘娘办事，不论是否拥有世袭身份，都可以成为为纠首，相应地，拥有世袭纠首身份的人也未必真正负担起纠首的职责。根据老人回忆，文革前，纠首除了要负责花会，还要担当起村中各类神事的组织工作，在村中拥有较大威望，而文革之后，尤其是近年来大部分纠首也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不能常年在家，因此，村长便以更大的威望替代了纠首原本在本村花会举办中的角色，甚至，有的村长、支书或者大队干部在退岗后正式担任起了本村纠首，每年去庙上参与花会总会的工作。
对于那些没有被安排工作的村民，可以参与到秧歌演出队中。根据调查，十几年前的花会是没有秧歌的，按照这里的习俗，只有过年时村里才会闹起秧歌，但是现在，过年回村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家庭举家迁往县城或更远的城市，有些平时在家的老人此时也被外出的子女接去外地，加上陕北地区县级以上的地方每天定时举办广场舞式的扭秧歌活动，大家对于秧歌的热情也逐渐日常化，由此，慢慢地，正月里村里的秧歌便闹不起来了。
尽管村中正月里的秧歌式微，但要在最快六年一次，最长三十六年轮一次的花会上组建秧歌队，绝大多数村民们还是乐于参与的。而娘娘庙花会的秧歌表演起始于哪一年，大家都记不真切了，只记得某一年的办会村为了让游行的队列更红火热闹，开了头，于是后来所有村子纷纷效仿，有的村子甚至除了本村村民组建的秧歌队外，还花钱请县上的秧歌班子来助兴；有的村子特意在传统的秧歌表演中融入腰鼓和舞蹈表演，使得秧歌花样翻新，更加红火。当然，除了秧歌，任何有关于花会的事情，对于所有常年不在家的村民而言，都是施展和抒发乡情的绝佳时机，而极强的参与感，也赋予了他们对花会持续的热情与期盼。
「我们全家已经15年了没回来过了，十五年前，家里四个孩子，实在太苦了，就去了平地上种果树，也挣不下多少钱，但比这里好些。」原住李家墕的李叔叔是李家墕秧歌队的艄公，十五年前举家迁到山西文水县做果农，这次时隔多年回来参加花会，自告奋勇加入秧歌队，其妻子也是秧歌队里的一员，「四个孩子都回来了，他们离开家的时候都小，什么都不记得，这次也是回来认认亲戚们。」二女儿在一旁用单反相机记录着故乡二十四年一次的盛会，上一次花会时她才两岁。
李振圣是张家沟人，张家沟是李家墕同一大社的正社之一，下一个三年就轮到张家沟办会了，于是他作为张家沟的代表，参与到前李家墕的办会中，此外，他还是王家墕的女婿，这些机缘让平时连过年都不回家的他带妻子一并都回到了久违的故乡，「我14岁就出门打拼，做过石活、木活，后来做点小买卖，再后来跑货车。我们村，二十四年才办一次，太不容易了，你看村口坐的那些老人，下一次他就看不到了。你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四年。」
66岁的李家凤是王家墕纠首的妻子，做花的纸匠十几天都吃住在她家，她负责给他们提供食宿，「过几天儿子女儿带着孙子们都回来。每年过年要么你回来要么他回来，没能有全的。」李奶奶养着一只灰蓝色的小猫，小猫每天睡在又宽又暖的炕上，「等孩子们回来它就没这么大地方睡了。」李奶奶一边感叹，一边把小猫提起拎到了屋外的暖阳下。
陕北的村庄几乎村村有庙，有庙就有庙会，但每逢小会，外出的人多是不回来的，顶多村里摆台戏，在家的和邻村的老人们过来看看，递递香纸、上上布施也就过去了。而娘娘庙花会等待时间之长、需要人手之多、步行向庙上敬献五米花树以及秧歌表演对的体力的要求等诸多因素，都召唤着离家在外的村民们。男人们领着妻儿，嫁去别处的「女客」们约着从小长大的姐妹纷纷归来，加上陕北人爱好「红火」的性子，呼朋引伴相聚于此，原本沉寂落寞的村庄在几天内仿佛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片狂欢的乐土，唢呐鼓点激昂持续，炮竹烟花绚丽震天。办会当天，户籍人口仅101人的王家墕村，招待的流水席吃了一桌又一桌，原本只备下了400人的食材，没想到来了640人，只得临时加购蔬菜和啤酒；前李家墕登记在户360多人，酒席从下午五点吃到了晚上九点，每场20桌，每桌10人，吃了整整5回。各自写布施钱的红榜旧的写满又贴一张崭新的，王家墕收了四万多，李家墕收了近十万，其中有一人出手极其阔绰，一万五的现金直接交了上来。
「这里的娘娘可灵了」
「这里的娘娘可灵了」，这句话常被定仙墕村民们在介绍花会时反复提及。在浊音明显的陕北方言里，中间的那个「可」字要用小舌音用力地强调，如此，语气间便少了炫耀得意，多了诚恳和笃定。这场传说起源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古老花会在「出村－归村」的时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更为丰富微妙的内涵与意义，然而「花会－求子」这一古老的主题并未随着日趋炫目的声色而淡去，狂欢的人们从未忘记这位娘娘被供奉和信仰的初衷。
在定仙墕，流传着「娘娘姊妹七个，周边包括定仙墕花会一共有七个花会」的说法，但通过询问，却问出了八个花会，其中有七个分布在绥德县定仙墕镇、清涧县的石盘乡以及解家沟镇，直线距离不超过二十公里，分别是：三月初三百草寺花会、三月初八磘则山花会、三月十三阳沟里花会、三月十六石盘花会、三月十八定仙墕花会、三月二十一西山沟花会、七月初二铁里沟花会，还有一个至今说法不一，但大多数人都指向山西吕梁地区，只是具体方位无法确定。考察期间，遇见吕梁市的摄影爱好者，据说吕梁市目前没有花会，可能已经失传不办。
按照「娘娘姊妹七个」的线索，除去无法考证的吕梁花会，我对其余七个花会都进行了实地探访和考察，首先，排除了七月初二的铁里沟花会——根据对铁里沟花会会长的采访，得知铁里沟花会和定仙墕花会的娘娘是同一个，是在至少百年前，由铁里沟的地主从定仙墕请来的，当时塑像开光的日子是七月初二，故以此定下庙会日期；除此之外，得知三月初三磘则山花会娘娘庙址的所在山头名为分神窝，由于磘则山花会规模小、知名度低，大家口耳相传很多人都听成了「丰收舞」，但根据传说，很久以前娘娘七姊妹原集居此地，后来从这里被分配到七个不同的地方，掌管各自区域内的生儿育女，此山头故得名分神窝。据此，加上其他花会的自觉认同，基本可以确定「娘娘姊妹七个」的说法，但此时，各娘娘庙中无一例外所供奉的「九天圣母」牌位就与「娘娘姊妹七个」的认知产生了矛盾。
但无论我以调查者的身份如何锱珠必较地考证追问，对于求子祈福的村民与信众而言，这样的矛盾至多带来瞬间的疑惑和迟疑，对于他们来说，娘娘究竟是谁本身并不十分要紧。
三月十八的前几天，向纸匠们订购儿女花的顾客络绎不绝。儿女花区别于数米的大花树，一树约一米高，上有十三朵纸花，花型有两种：馍馍花（又叫绒绒花或牡丹花）和「嗑嗑」花，但村民们往往根据生男生女的不同诉求赋予了两种花「男子花」和「女子花」的不同的含义，口耳相传，广泛认可。祈求儿女的年青男女也常乐于在「男子花」和「女子花」的选择上展开讨论，然而这种说法却遭到纸匠张立生的一口否绝，「他们冒说，我也没办法。实际上这花没有男女。」
儿女花是用于祈求儿女和儿女诞生后还愿时的重要道具。从三月十七到三月十九，这三个晚上都可以去娘娘庙或娘娘小像所在的村庄进行求子仪式。仪式规矩严格——求儿女的夫妻二人需跪在娘娘面前，从十点跪到天明（实际操作中根据守夜纠首安排从十二点到三点不等），面前点香，期间香不能断，最后随心上好布施钱后，求取一朵儿女花树上的纸花，头也不回地回家，放在灶旁或厨房高处，来年若生下儿女，便定制两树儿女花在三月十八还到庙上，若没如愿，花会之日需来换取新花。每年的三月十八，娘娘的塑像都要被披上新的红布披肩，周围被还愿的几十树儿女花紧紧地簇拥着。还记得去年我第一次踏入这繁花似锦的正殿，霎那间只觉得眼前这场景太美，眼泪刷得一下就掉下来了。
今年的从十七到十九，三晚，跪求儿女的夫妻共有七对，近的有在定仙墕镇子上开理发店的90后小夫妻，远的有吴堡县和佳县慕名而来的青年男女，五对是婚后数年无子，两对是因为有了女儿想再生个儿子，无论为何而来，都无一例外地跪得诚心而专注。深夜，喧闹的人们都睡去，只有娘娘面前慈悲的灯火长明。人类繁衍子嗣的诉求不仅是生理的，更是文化与心灵的，无论白天如何声色犬马，夜晚总要回归到寂静温柔的隐秘之地，寻觅，等待，完成自己。
尾声
花会结束的第二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雨。村民们说每年三月十九后总会下一场大雨，因为娘娘要启程从人间回到天上，娘娘不愿意走尘路。
当天夜里，天空被过去的大雨洗出明镜一般的漆黑色。我乘摩托车经过李家墕，看见彩旗还在闹过秧歌摆过酒宴的广场上飘动，而除了远处的几口窑洞微弱的光亮，只有头顶如织的繁星。
夜晚过去，后日碧空如洗，我又去王家墕补充采访，53岁的王村长嗓子都累哑了，但却隐藏不住言语之间的轻松和满满的成就感：「第二年当村长，第一次举办花会，我觉得很是光荣。」村长朴实勤劳，养了五十多头山羊，花会期间给村里捐了一头。采访过后他赶着羊去山坡上吃草，我站在山头看着，雨余春暮，花会时人满车满的小山村，如今只剩满山刚刚窜出绿芽的枣树了。
文/ 裴诗贇
摄影/裴诗贇 李雷 许雅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