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九六九年，福建。这决定了我将幸运地成爲一种杂食动物。啥都吃，死不掉。
这个时间，意味着文革晚期的事情，还来得及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埋伏下来。我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小学课文的第一篇则是《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此后，如果我期末考试成绩优秀，我会得到这样一张奖状，上面总是有那座大桥。
刚上小学，第一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被组织到人民会堂去参加追悼会。周围的人都在哭，我哭不出来，十分着急。但是最后被周围哭的气氛所感染，也跟着哭起来。等到大家都结束时，我已经欲罢不能。这种表现，应该是得到了表扬。
即使是在文革中，传统文化的痕迹还是到处都在。古城里面还是到处都是老牌坊。我看到的《水浒传》还是民国时出版的带着綉像的版本。老派的书法家们，互相笔会唱和的时候，写的是毛主席诗词，但用的却是石鼓文。山水画家们，在群山中加上一队举着红旗的人，或者，远景中有一座南京长江大桥，就变成了革命性的题材。
文革一结束，遗老们从各个角落冒出来。功夫热、书法热，死灰复燃。这时，恰恰是在一种很社会主义的艺术体制，一种叫做「群衆艺术馆」的机构所办的少年培训班里，我接触到了本地文人传统的正脉。原来，文革期间他们不少人靠着抄抄大字报，出出黑板报，都过来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就是这样。风暴到来时，竹子会趴下。风会过去，竹子会重新挺立。我的恩师郑玉水先生用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的《解放军报》练习汉朝的《石门颂》，这张报纸上有越南人在前一天击落12架美军飞机的报道，还有毛主席语录：「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这在当时或许是可以构罪的。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五年，因爲故乡小城买不到《石门颂》这本字帖，我从老师那里借来字帖，连夜就用透明的纸双钩下来。
我度过了浸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少年时代，混迹在最后一代儒者中间。老师在庙宇中找和尚参禅聊天的时候，我爲他们磨墨。必须重按轻推，不能发出声响。等他们兴致来时，写一堆「翰墨缘」、「金石乐」之类，很快耗尽一天磨的墨。跟他们去拓印各种摩崖石刻；听他们用文读的闽南古语读线装书，一篇《孔雀东南飞》，读得老泪纵横。看他们用清水在红砖上写字，作每日的功课。这期间，我临摹了近千个汉印。进入青春期时，因爲担心日记被偷看，我先是用篆书记日记，后来还是觉得不保险，索性用甲骨文当偏旁部首。发明了一种拼音密码。多年之后，在我早就忘记此事的时候，一次回乡偶然发现了一本日记本，上面是我自己完全不认识的文字。这是我的版本的「天书」。而用水在砖头上写字的经验，在十年之后，当我接触到所谓过程艺术和激浪派的时候，默默地，变成了《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
在我三岁的时候，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在我学习书法和中国画的同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因此，我用篆书所写的日记中，充满了对弗洛伊德、尼采、萨特、卡尔·波普尔、卡夫卡、拜伦、海德格尔混乱的阅读。我们那群中学生，甚至有一个松散的小组在阅读《共産党宣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于《资本论》。这种思想上的不安，让我在一九八六年十月，看到一个叫「厦门达达」的展览时，非常明确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东西。于是我放弃去读考古成爲一个敦煌学家的梦想，决定考美术学院。
这就是说，在考上美院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做的不仅是美院正教的那些。
我没有经历过先迷恋学院教育和官方艺术，到反叛爲前卫艺术家的愤怒转折。我也不是在当代的潮流憧憬西方，蓦然回首发现传统。起义者和浪子回头的故事，更好听，但不是我的故事。旧文人、民间文化、社会主义记忆和全球化，这四种食谱，从小就杂乱地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
民间的影响，主要来自福建这个家乡。福建对我的影响是：独特的闽南方言保存了大量古文化信息；然后，民间文化极爲强大。即使在文革还没完全结束的时候，逢年过节，党员们在单位上完班，回家就开始拜天公拜祖宗拜三坪祖师公。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还曾经拿了一块桃木版，爲一位当乩童的亲戚刻了道符。短短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生活，消灭不了南蛮之地的妖孽。给它们一点温湿，民间的怪力乱神就成了癣菌。侨乡的文化更让它略显合法。遍地都是妈祖庙，那是我最早造访的美术馆。
这就是我的杂食背景。这种杂食让动物有着剽悍的适应力，能够胜任多种角色。当它过于确定时，也让我不断地从角色中退出。这应该是一种商业上最差的艺术家策略：从《兰亭序》开始，我曾经作过「后八九」最年轻的艺术家；后来又成爲新媒体艺术的组织和推动者；观念摄影的一员；「后感性」一代和行爲艺术的辩护者；主张社会干预的「总体艺术」的鼓吹者。三头六臂，狗抓耗子。
除了做作品，还写作、还教书、还编过杂志、做过艺术空间，还一次次沦爲策展人。唯一没有离开过的是，一支毛笔。
我这种奇葩，正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混乱，和一个民族的精神病史的病例。三十年不眠不休，欲壑难填，上天入地，正邪兼修。激烈地卷入历史和世界，要麽满身结石，要麽炼成舍利子。
杂食的背景给我一个强烈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分割爲一种文化单位。人不是观念、立场、态度的工具。人有口音，人有气息，人会死，带着各自生老病死沉浮聚散的命运。两个这样的命运之间要互相啓发，一支简单而柔软的毛笔才够。
我学习过很多精巧的设计、场面的调度、图像的寓言、感官控制的技术。后来也知道如何利用阐释、营销和体制的力量。但是这些方便的成功技术，慢慢地变得没有尊严。当代艺术家们精心设计图像，然后用复制和传播占领人类的印象。他们塑造品牌雇佣奴隶把自己变成资本家，甚至爲此去进修管理学；他们到处寻找空白注册专利，爲此可以恶心自己。他们爲了展览想方案，甚至要互相保密方案。这都让我觉得太资本主义，不勇敢，没尊严，没面子。
二〇〇九年，我在纽约的一个画廊展览，我在开幕前两天到达，画廊是空白的，运来作品在美国海关被扣了。老板很轻松地笑着说：反正我知道你今天到，你会有办法的。于是喝酒。喝到半夜，我说，明天你去唐人街花二十美元，给我买一瓶墨汁，两只毛笔。第二天中午我开始在墻上画画。连续画了24个小时。画出了一个展览。下午开幕前还来得及回住处换了一身衣服。那时正是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切尔西的画廊都在展小画。我觉得这次很酷，很刺激。
水墨画和书法，助手帮不上忙，这很酷。画画的这个人读过多少书走过多少路，修养有多深，笔下就有多少韵致；内心有多强大，笔下就有多狠，这很酷。所有的痕迹历历在目，所有的错误无可掩饰，躲不得，藏不住，有冒险，像命运一样，这很酷。不靠人海战术和工艺精致，不靠砸钱堆材料，很大的一个展览运费很便宜，非常环保，这也很酷。画画写字的状态，通着气功和武术，越画身体越好，气场越大。不是青春饭，越老越强大，这就更酷了。
这麽想，我也就也越来越喜欢在墻上画画，展览完抹掉。收藏家很痛心，观衆觉得自己很幸运，很珍惜，看得仔细和激动。这样，双方都像做爱一样，真诚，投入，很有尊严。
然而，书法和水墨绝不是逃避。不是烧香打坐听古琴，假装心平气和，假装万念俱灰。不是装神弄鬼教老外打太极拳。我不但没有断绝激烈的社会关注，反而更积极，能量更充足。
二〇〇八年一月，我在南京长江大桥的栏杆上发现了一个自杀者留下的血书「当爱烟消云散，我剩下的只有忘情」。这时我正在进行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
这座一九六八年底建成的大桥和我几乎同龄。在我小学的奖状里，它是革命、民族独立和现代性的纪念碑，进步的标志。而当我携带著书法再次站在它上面时，它已经是一座意识形态的废墟。四十多年来，从大桥跳下自杀的人在官方记录中是两千多人——你们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从一九三七年建成至今是1200人。我从二〇〇七年开始展开社会调查，同时带着学生，和民间自杀干预机构合作，在大桥上阻止自杀者。这个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从事自杀干预，去当别人沮丧情绪的垃圾筒，是有风险的事业。我需要更强大更自由的内心，书法和水墨就是我的护身符。
二〇〇八年，在大桥上，与这些现代化历史中的失败者一次次地狭路相逢，一次次地劝解这些赴死者。有一些形象和话语，在我的心中一再重复，慢慢明晰起来，沉淀下来，盘桓不去。我站在这座大桥上，常常会想起自己即将出生的女儿。这些形象和语句必须交给她。而它们只能是水墨画和书法。
因爲水墨是失败者的艺术，是搏命的艺术。同时我也知道，那麽多人走上南京长江大桥去死，正是因爲这个时代中水墨和书法气息的稀缺。而毛笔才是写信的工具，是一个父亲对女儿说话应该用的口吻。于是有了此刻在大都会美术馆这里展出的《给丘家瓦的30封信》，30张画10套作品，中间正好是南京长江大桥的九个桥墩。千男万子各自死，一父一女相伴生。
很多人在长江大桥上拍摄旅游纪念照，转印在杯子上，作爲纪念品。我把大桥上的涂鸦拓印下来，印在杯子的另一面。这是《到此一游纪念碑》。
大桥边上的广告牌，写着豪宅的广告词「世界会爲有远见的人让路」。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已经由「革命」变成了「成功」，而成功的指标正在日趋僵硬。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让失败者无路可走。我开着车从北京到南京，经过南京长江大桥，一路留下了轮胎上刻的字：「如何成爲失败者」。
二〇〇八年夏天，我刮去了大桥上自杀者的血书，在那个位置，割破自己的手指头，写下「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字写得不好，因爲很痛，手发抖。
你们中有人在嘀咕，爲什麽是这句话。每次都会有人问的。我再给大家看这个《公元五千年倒计时表》。在大桥上，当我们蒸着失败感的桑拿，不能自拔的时候，我们需要某种东西，比命运更遥远，让心一凉。在这个倒计时表的对面，是北京奥运会的倒计时表。这个荒诞的钟表，其实是政治。
于是我所有的工作得到贯通：表面上看来，在大桥上救人，当教师，当策展人，是最社会性的肇事。而书法和水墨，是最个人，最接近于修身的工作。分布在其间的，是各种机缘中的造物。这样想，就只是中国旧文人的路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但其实，最外部的卷入，正是修身的现场。越在大桥上呆着，形象和笔墨都越独特和厚重，而不是熟练地重复传统程序。而越是坚持书写和绘画，心灵就越敏感和自由。以一支毛笔在宣纸上的走着不归路，这样的书写和绘画，让内心强大，让我敢于走上大桥，这正是一种干预。所以我的水墨，不是枯木寒林松泉高士。我们不戒荤腥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我们必须下地狱。我从小杂食，不怕。
最近，我正在爲南京大桥自杀干预机构设计书法和水墨的艺术治疗方案。同时，丘家瓦5岁了，应该开笔习字。我爲她双钩了《泰山金刚经》，让她描红。我相信，有书法和水墨，有唐诗宋词和汉字，她的一生，无论在什麽样的炼狱中，也就有了护身符。
多年之后，当我们都已死去，丘家瓦也会爲她的孩子双钩一本字帖，让他们描红。
中国人幷不相信不朽。真正的能量，是不息，代代相传。
本文为作者2013年12月XX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水墨」（InkArt:PastasPresentinContemporaryChina）展览论坛「XXX」上所作的发言稿。因本文涉及「三个艺术世界」讨论中的诸多问题，征得作者同意后，特此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