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盛产棕榈树，用它做成鞭子，抽打着奴隶的脊背，打断十万根，金字塔就造起来了……”
西方艺术史在1980年的一个傍晚开讲，就在这堂课上，秦宣夫老师成了我的艺术史启蒙老师。而我，现在是一个艺术史教授，我以艺术史为业。
当一个反观自己的职业的时候，有人是将这个职业作为维系自己生存的劳作，有人却将它作为自己理想的保证。我将艺术史作为自己理想的保证。也就是说即使我不能用艺术史研究来维持生存，也会从事其他的劳动来支持自己从事这个工作。这就与启蒙老师的第一感召相关。如果不是秦老师的那次讲授，我不会将艺术史放到一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通识层次上去理解，也不会透过艺术史不间断地发现了回复本性的道路。
现在我们都逐步理解了艺术史在人的精神中的作用。秦老师当年讲《艺术史》的时候“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艺术史的作用根本不像今日这样为人所知。想起日本当年发动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运动，把现代科技和美术史作为二个衡量水准的标志，前者是众望所寄，而后者则是在无言无形无意之中，反射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素质，显露出人的品性。秦老师的《艺术史》课程从一开始就针对于这种境界，否则，我怎么会，我们同班七七级的一帮同学怎么会对艺术的价值如此执著？其执著的程度常常超出了对艺术本身。由此出发，现在我不仅继续的老师的职业，而且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意识到。艺术史不仅是追求真理，不仅是研究文化，文化的差异和意义，而是因为这个学问昭示着，一个艺术品就如同一个人生，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而且，对作品的观看，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之间有所不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观看一件作品时也会随之飘移而变更。而这种际遇的体现，就是一种美术史，就是一次个人的艺术史“写作”，只不过有很少的人会把这种写作和宣讲，当作职业。并且在其中实验和运营的个人独自的自由和尊严。也许这种不可收拾展开就源发于秦老师的那次初讲。
这次初讲说起来已经是我们刚上大学的不久。正逢文化大革命之后恢复招生，班级的同学成为一群学龄悬殊，阅历奇异的大学生。我们全班前后跨十三届中学学生，从老三届的66届，到1978年行将毕业的应届生。这一天都在听秦老师讲艺术史。我想当时秦老师一句话出来，一张图展示，会引发相当不同的理解，而如何充分地引发各种理解，则成为教师的本事，也凝聚着睽睽众目，切切之心。秦老师是这样讲课的：
“尼罗河，直贯埃及，是埃及人们的命也。埃及人靠尼罗河水定期的泛滥来灌溉两岸狭长的土地，河水也给土地带来肥沃。相隔不远，就是沙漠。我们沿着尼罗河来追溯过去的年代，瞻仰古代伟大的奇迹。
尼罗河深兰色的水，上面漂浮着一只只特具风格的白帆。在河边有许多金字塔，矗立在沙漠之中。”
我现在复述老师的讲话，发生在已经是快三十年前的晚上，怎么就觉得他的语音会在耳机响起来！包括他那雪白的胡子，在唇上，会随着他轻轻吸一下鼻子而往上一扬，又会跟着他咂一下嘴而往下一挂……。咂嘴时常常讲到艺术的妙处，然后会有一个停顿，每个人的心就被提起来，顺着自己的心思在黑暗和沉寂中流淌。
“如果把金字塔复原，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字塔前面有个站，上祭是在这儿停留。埋葬国王也是先在这里暂息。然后走入后面的隧道，到金字塔之前的享堂，享堂是正式上祭的地方，当年国王的棺材经过享堂，然后进入金字塔里面，往下深入一百米，才是棺室。”
教室有厚厚窗帘，里黑外紫，用一个巨大的单反投影仪把图片打到墙上，不用幻灯片，只要将书把开，放在灯镜之下，就可以反身出去。秦老师每次上课都是直接从家里带十几本甚至几十本书来。一边讲，一边翻书，老式投影仪微微鸣响伴着老书的独特的纸页翻折声，永远萦绕着秦老师的陈讲：
“来看卡尔纳克大寺，从平面图上可以看到，进了大门是院子，旁边有柱廊，接着是大殿。大殿是柱子的世界。中间二排有二十米高，柱顶上可站一百个人。柱子上满是浮雕和象形文字。当年还涂了彩色。柱头是盛开的纸草花，上面的浮雕比真人还大。庙前的二排神兽大概和明孝陵前的石人石马的用处一样，是迎接国王的光临和保护神灵的。
在卡尔纳克大寺旁边是路克索尔大寺，路克索尔的柱头是含苞的纸草花。纸草是埃及的一种植物，叫papyrus，埃及人往往在上面写字，后来西方各国文字多延用这个字作纸的名字。”
文化革命结束。资料室开始向同学开放，里面都是苏联的画册，因为文化革命和之前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统治，对于这个旧中央大学的美术系来说，虽有旧物（“米罗的维纳斯”是法国进口，据说是从原作直接翻铸）、旧书（中央大学的进口图书和古籍犹在）、旧人（老师多有旧中国留学归国的教授），但是“余悸”同样强大。所以，资料室只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给学生看。
苏派艺术的专政使留法归来的秦宣夫老师已经“丧失”了艺术家的名声。在我们全体学生看来，秦老是一位“艺术史家”。这个情况到了2000年之后的全国油画展上，才得以彻底纠正。我们看到他在40年代裸女像，侧倚在青瓶粉卉之间，完全是“巴黎画派”的一脉正传。而其情趣之味，完全旧日江南。陈丹青用“很民国”来赞美，很恰当。
油画来自西土，但是在秦宣夫老师的笔下，很自然地表达，成为一种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媒介，画画就像他说话。有了这种认识，回头再重温老师的讲课，说话又像画画，天南海北，古往今年，都化作了浅谈深评：
“……埃及还有许多小型的坟墓葬着小官，当我们走进一个，我们会在壁上看到许多壁画，画中夹杂着许多文字，起一种装饰作用。
埃及人对文字是很重视的，他们还把文字变成雕塑。我们中国和书法结合起来，他们却和浮雕合而为一。”
西方艺术史的课程已经停了十几年，重新拾起，秦老师给大家讲什么，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我们总归还是感觉一种强硬的力量坚持着苏派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坚持着对“封资修”艺术的“批评”。有一天义务劳动我整理教具储藏室，发现一迭老教授的“检讨书”。文革中当着造反派的面，这些赫赫成名的艺术大师自我糟残，自我贬斥，把西方艺术中的许多精华，如印象派说成是垃圾，把古典油画说成是颓废，更把自己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一个人看，看得悲愤不已，然后把文稿收拾起来，拿出去烧了。那些检查书竟装满了一个箩筐！今天如果保存下来，我知道是绝好的史料，但是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看到老师精神上的催残和人格上的羞侮，就想着尽快将之了结。况且，这时候的艺术主流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界的领导和主管还是由主张苏派和前苏联艺术观念的占主导。就连法国艺术的大展到达，里面包含印象派、后印象派作品，但是却冠以《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在同学的资助下我周末连夜去看，连夜赶回，回来专门被勒令写了《检查》，表示自己犯了错误！秦老师就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中给我讲课，因此，从家里搬来的画册，就不是资料多少问题，而是一种解放，一种表面似乎没有冲突，却在年轻的一代心中激起波澜的冲击。秦老师这样讲解着：
“我们还看到石崖墓，金字塔虽然很坚固，但道高一尺，磨高一丈，依旧被人盗劫，后来他们就在山里开凿坟墓，在尼罗河上游有阿布—西姆贝里神庙。修建神庙完全凿山而成，入口处悬崖状，立着四座拉姆提斯二世的雕像，有二十米高。在每个雕像的下颌下一个硬棒一样的东西，这是法老特有的神圣的胡子，它象征着一种权力和威严，可能是举行典礼时戴上去的。现在雕像之一的头却被砸下来了，五千年不知谁做了这件坏事！！！”
秦老师是一个畅快真诚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把这帮文化革命担搁聚集起来的学生教好。但是出于同样的秉性，他同样会在面对整个人类的艺术和世界的精神遗产时，是那样地自在，那样地放任，好像文化革命余悸和强大的艺术教条，就在课堂上一下子化得了无踪影。在课堂里，我们不知身在何时，身在何处，只有娓娓的叙述一直到如今：
“我们在金字塔之前，首先看到的狮身人面像，外文名叫斯芬克斯，是一个妖怪，是希腊神话中的妖怪，这是希腊人给它起的名字。埃及人可不是把他作妖怪，而是埃及第二大金字塔的主人。哈佛拉（埃及名海佛林）法老的雕像。人头是智慧的象征，而狮身表现着勇猛和强大。
埃及人对动物的崇拜是很厉害。”
如今，我已经在德、法、美国长期游学，“惯看”原作，“直逼”文本。但是从来再没有了当时听课进的那种蒙受启示，身心欢乐的感觉。不是因为年轻，不是因为初见，因为我们当时也有其他许多课程，但都不能令人如许。
我想，这就是所谓启蒙，在暗昧中，有一个声音像一束光，穿行在压抑多年的文化黑夜，打开刚刚涉足到艺堂台级的心灵。
门打开了，天上一片灿烂。
只是我们在兴奋中似乎忘了秦老师已经是“秦老”。当他讲完了两次后，突然，似乎很不好意思，对同学说：“我们是不是把课时改到下午？晚上讲完，我一夜不能入睡。”
于是我们改在下午听讲。我们真幸运，因为这一位老人，他把曾经在年轻时的辉煌，以自己的乐观和畅达的个性，带过相隔十七年的教条化艺术统治，隔过十年惨痛的文化摧残，隔过拨乱反正之后又二年的观念压制。竟然在29年之后，用一个衰老的身躯承托着诚挚、热情和自由，传到了我们。我直不敢想象，如果是秦老师也像系里的吕斯百、陈子佛、傅抱石一样在我们入学前已先后仙去，所谓清风传承，所谓江南遗韵将是如何？
而对我个人只是因为这一堂课，这一次课，也许人生的道路因此就决定了。
2006年9月6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