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0年，“困难时期”，版画系三年级那个班，创作了一套叫《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根据中国青年报同名特写改编）的版画组画，效果极好，影响极大！老谭就是那个班的，而且是主力。我那时已经是版画系的学生了，对师兄、师姐们热火朝天地投入创作，作品水平又是那么高，从心里佩服极了，也羡慕极了！后来，我们那个班在怀柔农村参加劳动，杨澧先生组织大家创作《人民公社好》组画，其实，从创意到表现，很受《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影响，至少在我构思和刻画的时候，脑袋里，谭大师哥的构思和表现手法总是浮现出来。这件事让我至今还不能忘，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创作需要热情、个人能力、甚至还需有团队的精神和组织的能力，而在老谭他们那里，什么都像是具备的。
二
1962年4、5月间，版画系的各班同学都要下乡“体验生活”，只留下一个班在学校里忙他们的毕业创作，就是老谭那个班。
我们班20位同学随黄永玉、梁栋先生到了大连附近的渔村，每天画画、出海、劳动，过得很快活！渔民可怜我们这些学生，一天的饭，只收一斤粮票四角钱，吃的非常好，每顿饭给两个大馒头和一大饭盒的炖带鱼，冒了尖儿了，少说有二斤！
一个半月回到学校，谭大师兄见了我惊讶地说：“大师弟，‘宝葫芦’一样啦！” （现在再翻看老照片，真是有点“虎背熊腰”了，平生第一次体重达到160斤！绝对与高蛋白过剩有关。在那样的挨饿年月，纯属不正常）再看我这位大师兄，精瘦，且“面有菜色”，唯有那双眼睛还算得有神，可那完全是强打的精神。站在师兄面前，不免就有些难过，好像我自己偷了嘴似的。
他让我进教室看他的创作，画面上漾出一片的生气、快活。我由衷地感动了，断定这就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出色表现。
三
他们班毕业以后，各奔前程，也不大知道那一班大师哥、师姐都去了哪里？那会儿学校正忙着怎样维持好教学秩序，不使因为饥饿动摇学习。后来，听说老谭去了附中。凡在附中呆过的同学，都觉得能有学版画的充实进去，无疑是件大好事。
后来我也毕业了，分到卫生部的一个报社，画了几套卫生挂图（给‘赤脚医生’看的），像“新法接生”、“怎样消灭跳蚤”、“游泳卫生”、“南北方农村粪便管理”等等，后来，就去山西农村参加“四清”，又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下放“五七干校”------从离开学校以后，就再没有见过谭大师兄。
终于回到北京，又落进另一个卫生单位中医研究院，工作不外针灸图、草药图、解剖图、也写大牌子及至厕所牌子、出黑板报------常想，从附中到美院，九年苦读难道就是为了干这些？虽然心里总还是搁着毕业时古元先生送给大家的一句话：“你们走向社会以后，一生中做千行，改万行，只要不改革命这一行就好。”
在委屈和失望的当口，1978年，附中老校长丁井文托人带信来说，美院要招研究生。倒是听人说过，“邓大人”发话了，要“不拘一格选人才”。经过“文革”十年，整个教育口，折腾得青黄不接的，缺少师资，便要招些研究生来补充。我很想投考，但是信心并不足。后来，大着胆子考了，真就考上了，但是，也真的不容易。
十一个研究生跟着李桦先生学习，那时李桦先生已经71岁了，负担不小，连到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体验生活”也要亲自带着。还好，有谭大师兄做助手。他除去要贯彻李先生的艺术主张，还要关照先生的生活和健康，又要参与对学生的管理等等，上传下达的事儿天天有，相当繁琐。老谭热情投入，件件事都和大家商量着办，像自家一个大哥。
耳濡目染的，学生应该怎样尊敬老师、维护老师？老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四
毕业以后，留在系里工作，我和老谭成了同事。在宋源文先生当主任的时候，老谭和我做他的副手。老宋在我们眼里是近在咫尺的“老干部”，一是因为他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二是在版画系又比我们高几班，最为突出的是大家公认的他为人严肃，原则性强，因此我们把他当工作的“主心骨”。相比较，我就是那种“稀里马哈”的人。比如有一回政治学习会，听到一个新词儿叫“两手抓两手硬”，讨论的时候，我说，“政治和业务如果不能‘两手抓两手硬’，起码得两手抓一手硬吧？”主持学习的老宋立马严肃地纠正，“哪有‘两手抓一手硬’的？！”我当时就意识到“懂政治”在我就是不及格。我以为老谭平时挺有幽默感的一个人，应该不比我强到哪里去。实际上，他比我强，比我明白，看问题看得透。
那会儿，中央美院版画系的教员还承担着“版协”的工作，筹办两年一届的“全国版画展”，收画、退画，还要编一个《版画通讯》，以及会员登记等等事情。有一年，在广西艺术学院开“版画年会”，会上就有人“发难”：“你们版协这些人拿着国家的钱，不为版画家服务……”老谭扭头看了我一下，大约是看到我一脸的惊讶，登时就站起身冲那个人缓缓地说：“你这样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我在这里郑重说明一下，版协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大家都是义务的。如果是我们工作有缺欠，大家可以提建议，我们一定改进。千万不要这样说……”老谭这话说得及时又给力，我就想，老谭这“版协”秘书长是很有原则性和尊严的呀！
说有原则性吧，他又很有人情味。就说对待学生吧，没见他拉长过脸，也没见他严声厉色批评过谁，一贯的和颜悦色。只有一次，让我碰上了，看他紧绷着脸生气地说：“太不像话，太不像话！”原来，是有人办“考前班”，背着他把他的名字挂到指导教师名单里，年底了，还要给他分红，他真急了，把那人好一顿“撸”。
五
老谭接手老宋的系主任工作以后，我又做老谭的副手。我这个人只会做个“被领导”，不会做“领导”，有老谭这位师兄顶在前边，我想，能配合他做些具体的事就行了。实在说，我的全局责任分担的思想准备欠着火候，可是，经过两件事情，我似乎变得“勇敢”起来。
一次是学生作业成绩展，院里要求评奖，版画系教研组认真评出两个金奖来。拿到院会上，杜副院长发了话：“这次油画系也只评了两个金奖，你们怎么也是两个？”我感到坐在我边上的老谭胳臂一颤，接着他低声说：“大师弟，端吧！”我明白他说的“端”的意思，就是“端机关枪”，意思是别管是“点射”还是“扫射”，总得有个动静。这个意思只有我俩知道。于是，我抖擞了一下就说：“杜先生，您这话就差了，您这又是‘油老大’的一套，凭什么油画系评了俩金奖，别的系就不能评俩？评奖凭的是质量，评的是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力。您认为我们版画系的这两个金奖比油画系的差吗？”杜先生没吭声。事后，油画、版画就各有两个金奖。
还有一次，是院领导审查版画系毕业创作，又是杜先生，他认为学生计舟的创作用丝网手段印在有机玻璃上再做成灯箱来展示，就不能算是版画。这回，没等老谭示意我就“端”了，我说：“这您就不了解了，丝网版印刷除了空气和水，没有不能印的。学生把纸换成有机玻璃，版画的性质没有变，再说，展示方式从平面变成立体也无甚不可……”
这一回，杜院长只说了是吗，是吗？这个我就不懂了。结果是让学生的这件作品通过。
到学期末，老谭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师弟，这一年来，车前马后的，不容易呀！”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感谢他，明白一个道理，做事，论事不论人；有话明说，不搞“阳奉阴违”；一起工作，就要相互帮衬，不能撂挑子、使绊子。
但是，我比老谭多了个“毛病”，老是怕麻烦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还使人产生“用人有疑”的意见。
六
当初，咱们系曾负责为广州美院代培“同等学力研究生”，研究生的导师，广州美院是郑爽，中央美院是我和老谭。有课时，我俩就要一起去广州。那会儿，买飞机票要去六部口电报大楼，排队排到街上。
买了票，走出售票大厅，下台阶，再走到马路边上，老谭拉开他的那个有“包浆”的黑提包，取出一卷梳打饼干，“大师弟，好东西，来吧！”说着就掰了一半给我。我知道他的胃不舒服了，他大约也想到我的十二指肠溃疡了。我们两个坐在马路牙子上吃饼干，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一对儿难兄难弟。
到了“广美”，正餐先喝汤，有时，主人热情劲儿来了，还要喝两碗不一样的，说是都很“补”的。第一天晚饭后，回到住处，撒泡尿，那点固体沉了底就饿了。老谭说，“我出去遛个弯儿”，一会儿功夫买两包“哇哈哈”饼干回来。“不行，肚子邪饿，你也一样。超市都关了，楼下小卖部里只有这个。”一人一包，“刷刷刷”吃了个精光。还是他先想到。这就是为人的境界了，凡事先想到别人。我紧跟着学都差着半拍。
平日上班，老谭乘早班车来，乘晚班车走，半天课，中午又没车，所以，要带一顿饭，一般就是方便面。多少次有老师、学生要拽他出去吃饭，他一概拒绝。这是律己，也是他为人低调的另一种表现。
七
到我和老谭都“退”了以后，又被安排带博士生。我是胆怯的，我说：“我又不是博士，有什么资格带博士呢？”老谭说，世界上第一个博士的导师一定不是博士。这么着，我也就随了师兄做了博导。
系里留出一间屋子给我们用，后来，那屋子因为有更大的用途，我们很快撤出来。从那以后，每到上课，就像夏加尔画上的人物，为找个地儿，四处飞。张烨毕业了，也证明了老谭的能力。可自那以后，他再没带第二个学生，或许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或许是招不到满意的学生，或许是借不了系里的光，也或许是连中午吃方便面的地界儿打个盹儿的地界儿都难找了……
从那以后，见面的机会都少，后来，他去了美国他女儿那里，于是，“比邻”变成了“天涯”。前年，他让姚璐带过一封信来，内中还有一帧自制的贺卡。他信里叮嘱我注意身体，特别提到不能什么事都做了，年纪到了，力不从心了。
八
听说老谭要捐画，真是应了那句俗话：“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对版画系真的是一往情深的呀！“版画系”这几个字里容下了几辈人的理想、情谊、艰辛和快乐，容下了几辈人的美好年华，回忆起来，每一笔都是重重、浓浓的。
老谭编过一本《木刻教程》，编过一本附中他们那一班的回忆录，现在又来捐画了。他做的这些事都是极有意义的，很有计划性，安排得也十分妥帖。
还要继续向我这位师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