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必端先生生于1926年，从他发表第一件作品1941年算起，迄今已在自己的艺术征程上探索跋涉了60多年。他近期将赴家乡南京举办个人的艺术回顾展，从精选出的200件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位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的老艺术家矢志不移的人生操守和执着不舍的艺术追求。在当前社会转型，中外文化剧烈碰撞的形势面前，对这些年过古稀仍不辍耕耘的前辈艺术家所走过的创作道路予以系统深入的思考，既是史论界的责任，也是推动艺术健康发展的切实需要。
伍必端先生发表第一件木制作品《血的仇恨》时年仅15岁，目睹日军的侵华罪行，这位热血少年发出了悲愤的控诉。作品在艺术技巧上固然是稚嫩的，但体现在作品中的情感却是爱憎分明的。通过创作反映时代的呼声，抒发大众的感情，这一创作宗旨在他创作起步时便已确定了。
从1946年起，伍必端先生投身于解放战争的美术宣传工作，创作了许多宣传画和漫画。抗美援朝时期，又以美术记者的身份奔赴朝鲜战场，画了不少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和大量战地速写。热情泼辣、庄谐并见是他这个时期创作的突出特点。在今天看来，这类作品或许被认为有着过重的政治色彩，但当民族处于化之际，时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艺术，正是这样的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艺术家。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大蠹，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个世界”。
当年轻的共和国立稳国基后，1956年，伍必端肩负着国家的期望前往苏联列宾美术学院深造，在那里开始接受艺术专业的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同时有机会参观了各大博物馆的丰富收藏，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个人的文化素养，从而也使自己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发掘生活底蕴，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性之美成为这个时期着重的创作追求。俄罗斯的风土民情，乌克兰大草原的辽阔幽邃，伏尔加河畔的波光月影，以及吉卜赛人的粗犷豪爽和立陶宛少女的健美柔情都深深地感动着这位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年青艺术家。他将这些一一收入画幅，三年间创作了近百幅作品，《伏尔加河边》、《歇晌》、《吉卜赛老人》、《悲剧演员》等便是其中代表。《悲剧演员》用的是铜版干刻技法，通过洗练刚劲的线条和黑白分明的艺术语言，生动地刻画出了悲剧演员迷茫中沉积着哀怨、不幸中含蓄着抗争这一复杂的内心世界，《伏尔加河边》则象一首最老的俄罗斯民歌，以它特有的舒缓节奏和深沉的情蕴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文静细腻，蕴藉清淳，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出至真至美，然后用朴实无华的艺术语言予以表现，是伍必端先生这个时期的创作用心，而这一用心逐步成为他的创作宗旨并一直贯彻到后来的系列人物画创作中，如70年代的《丰收曲》，80年代的《夏》、《补网》、《牧归》、《水上曲》等作品，无不具有这一审美追求和艺术品格。
这些作品的艺术节奏是舒缓平静的，但意蕴却是幽远深切的，犹如一条缓缓流淌于平原上的大河，没有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声势与喧闹，只有汩汩的低声诉说，但就在这不舍昼夜的迂回推进中，人们可以感悟到顽强的、任何力量也左右不了的信念和意志。如《补网》这件作品，描绘的是以打鱼为生的中年夫妻正在专心致志地修补鱼网，两人之间没有言谈笑语，但从这静默中，我们分明感受到这以船为家、相依为命的一对伴侣，他们之间的感情如大海一样深沉，如礁石一样稳固。又如《牧归》，夕阳西下，夜幕轻垂，牧牛人正从田野返回，成年人默默地走着，不知疲惫的孩子坐在牛背上信口无腔地吹着短笛，幽谧平和的氛围中洋溢着醉人的诗情画意。伍先生自己讲过：“越是美的就越朴素，最平凡的人身上往往蕴蓄着最感人的淳美。从清洁工人的身上，从结束了一天田间劳作默默地返回家园的行人行列中，甚至从人们挤公共汽车时的紧张神态中，我总是感受到一种无声的人性之美，这种美常常使我感动不已，萌发出强烈的创作冲动，我力求找到一种最生动的艺术语言将这种内在美揭示出来，以期引起人们的共鸣。”这当是伍必端先生这一代艺术家共有的对生活的审视角度和创作追求。这种审视与追求实质上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对民众命运的关注，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饱醮感情的画笔，记录下了时代的风云和民众的心声。
1973年伍必端先生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绘制了巨幅工笔重彩画《李自成进北京》。李自成是杰出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他领导的农民起义撼动并摧垮了腐败的朱明王朝，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这后来发生的历史悲剧，李自成在进京时或许已有预感，想到了巩固社稷较之夺取政权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画家没有将李自成表现为一个踌躇满志的英雄，而是赋予他庄敬严肃的神态。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不少人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伍必端先生坚持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创作构想，从而使这件作品克服了历史题材绘画的公式化倾向，深化了主题，突出了人物性格，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召力。
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将人物与特定的环境气氛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作品收到“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的艺术效果，是伍必端人物画创作的突出特色，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他为许多文学作品所创作的插图中。为长篇小说《恰巴耶夫》所作的木刻插图堪称是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这些黑白木刻在主题把握、构思立意、人物性格刻画和黑白艺术语言的运用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禀赋的刻画更显示出艺术家所独有的精湛的艺术造诣。如其中有一幅描绘的是受伤的战士从前线被护送过来，作为战争的指挥者其心情自然是沉重的，但每个将军的表现并不一样，恰巴耶夫作为身经百战、指挥三军的最高统帅，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似乎不大在意，喜怒不形诸于色，但在他那刚毅果决的神态中，分明显示出他对战士的关爱将以即将展开的血债血偿的战斗来兑现。而和恰巴耶夫并排行进的政委则不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回过头来注视着伤员，流露出内心的不安与关切。正是通过这种艺术对比，将两位有着不同阅历、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物的内心情感刻画得十分得体，十分感人。
除了人物画外，伍必端先生还创作了大量的风景画。60年代初，曾深入江南水乡，以水彩、水粉形式画了许多写生创作。70年代再赴长江三峡，画了大批彩墨画。80年代和90年代又远走内蒙、东北和西北边陲，以彩墨形式创作了系列组画。从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景象和不同风格的作品中，更能看出这位刻苦勤奋的艺术家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所进行的广泛探索和艺术风格的演变轨迹。
60、70年代的写生创作，是以对自然景观的仔细观察和真实表现为主旨。秀丽的江南水乡、雄奇的三峡景观，激发了画家的艺术灵感和创作热情，画家陶醉在清新明丽的自然美之中，然后用同样清新明丽的艺术语言将其收入画幅，从而形成了这个时期以秀媚淹润为特色的艺术风范。代表作品有《阳光·山坡》、《逆阳峡江》、《三月》、《雨后太湖》等。由于忠实于感受，所以在描绘上力求精谨，可称是写生创作过程中的“入象”时期。
自80年中期开始，伍必端先生先后赴内蒙、东北和西北地区进行写生创作。苍茫浑厚、宏阔雄强的北国风光与绮丽秀媚的江南景致相比较，给了画家截然不同的感受，这里的景观似乎更清晰地记录了岁月的流痕和世道沧桑的巨变，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悠思与遐想。基于这种全新的感受，画家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创作中的主体意识被强化了，不再满足于对客观物象的再现性描摹，而是突出了超然象外的精神意蕴的传达。作品中形象的描绘简括了许多，但意蕴却更为丰富了，也更深沉了，如果说60、70年代的作品中多的是描述与再现，这个时期多的则是思考与象征。代表作品有《白桦小屋》、《莲池遗迹》、《岩浆》、《故城遗址》、《瀚海孤木》、《晚霞夕照》、《沙漠驼队》、《天山下的骑马人》、《通向穆士塔格峰》等等。
对艺术风格上的这一嬗变，伍必端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近年来我在创作中不再满足于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描绘，我想表现的是某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感觉、意念和冲动。这种情绪、感觉、意念和冲动往往不能借助某一具体事物的精细刻划得到称心的表现，而是通过特有的艺术构成和象外之意的追求，即体现在作品中的特有的艺术意蕴的渲染与集合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表现。这样，就迫使我不得不再寻找一种更具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样式。”这一点在最近几年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画家不仅进一步摒弃了具象的描摹，甚至打破严格的造型规范，改用水墨色彩随意点染挥洒，画的十分轻松写意，代表作品有《白马图》、《落叶归根》、《水墨结构》、《幻觉》等。其中以“幻”为主题的几件作品颇有“现代水墨”构成味道，整件作品全以水墨构出特有韵律和节奏，并呈现出某种神秘感，使欣赏者联想到画家神驰寰宇，俯视大千的创作心境和情状。一位长期从事版画创作的艺术家，由原来的精雕细琢、一丝不苟的艺术规范发展到这种很有些“前卫”色彩的艺术风格，委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嬗变。
但这种风格上的演变，其反差不管有多大，贯穿于伍必端先生的创作中的情感主线和从艺宗旨又是始终不变的，即他一直以一颗纯真质朴的心灵感受人生，潜心艺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艺术征程上所进行的种种探索，都旨在为人们开拓出一片更新、更美的艺术天地。数十年间默默耕耘，默默播种，默默收获和献出，他的创作就象他笔下的金灿灿的葵花一样：植根大地，仰望太阳，不讲求环境的好坏，也无需特别的呵护，只要能得到最基本的水分和阳光，就会顽强地生长，热烈地开放，最后献出饱满的果实。这就是伍必端先生这一代艺术前辈们历尽风雨而不改赤子情怀的令人崇敬的做人准则和难能可贵的从艺精神。
——转载自《美术》杂志2002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