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必端先生是我们崇敬的艺术家，他的才艺不仅仅表现在木刻，他的石版、铜版、丝网版、素描、水彩、水粉，以至招贴画都有极高的造诣。上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就曾发表过多幅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画的战地速写《在运输线上》、《英雄机枪手》、《枪在这儿》、《送饭到火线》⋯.特别是《枪在这儿》，画面上一个美国士兵面对志愿军战士，高举双手不敢放下，只用手指尖指着插在裤袋里的手枪，哇啦哇啦地表示：“枪在这儿。”把美国“少爷兵”贪生怕死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受广大读者好评。他的招贴画《感谢志愿军叔叔》，也曾贴满大街小巷，工厂、学校，甚至幼儿园。70年代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社会上掀起“李自成热”的时候，他与陆鸿年合作的工笔重彩画《李自成进北京》：庞大的场面，恢宏的气势，众多的人物，以及工笔画特有的细到发丝的描绘，让人有如身临其境。而周总理逝世后，他精心绘制的《周总理像》，邓颖超同志评价说：画出了总理的神态、气质、精神。许多人将它装入镜框，挂在墙上，或压在玻璃板下，作为永久的纪念。后来，看到伍必端先生为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夏伯阳》创作的一组木刻插图，更令我想起父亲曹靖华早年送我的一枚苏联纪念邮票：夏伯阳在飞驰的马车上，指挥机枪手向追赶来的白匪军扫射。那一幅苏联版画家创作的木刻，被公认为是再现夏伯阳的艺术经典，后来拍摄的同名电影，也用特写镜头重现了这一特定场面。而伍必端先生的这一组木刻，如果同那幅被视为经典的艺术品放在一起，简直就像出自同一位艺术家之手。而且涉及的内容也更充实，更宽泛，难怪这组木刻一问世，就受到中国和苏联美术界的一致赞扬⋯.
70年代末，伍必端先生曾应父亲之邀，为香港版的《铁流》创作过封面与插图。80年代，父亲的散文结集付梓之前，又特意邀请伍必端先生创作了四幅插图。伍必端先生与父亲的这两次合作，我们都在国外，不了解当时具体的情况。却清楚地记得，我们回国之后，父亲把特意为我们留存、并作了题签的港版《铁流》和《散文选》交给我们时，对书中附有的伍必端先生的插图欣喜与赞赏的情景。特别是三联书店的港版《铁流》，父亲说：“20年代末，我从苏联将应鲁迅先生之约译的《铁流》手稿寄给鲁迅，在白色恐怖下，竟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承印。鲁迅先生毅然决然拿出一千现洋，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使它得以在‘岩石似的重压之下’，开出‘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并在中国掀起瞿秋白所说的‘铁洋的飓风’以来，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出版过多少版，但都比不上这新出的港版《铁流》。”并说：“对翻译书籍，鲁迅先生历来主张，不单译文，而且连序跋、注解、插图最好一齐收入书中，方便读者。鲁迅先生更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园丁与导师，对苏联的版画尤其推崇。当年，为了找寻苏联版画家毕斯克列夫为《铁流》创作的四幅原版木刻，费尽心机也未找到。作者绥拉菲摩维奇曾表示：中译本最好由中国美术家制作插图，那样或许更有情趣。然而在当年，能将书印出来就难能可贵了，上哪儿去找伍必端先生这样，既有卓越的艺术才能，又专门在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绘画、建筑、雕塑学院版画系进修过三年的艺术家来绘制插图呢？所以，历来《铁流》中文版的插图，至多只是用原本的照片翻印。就这样，鲁迅先生还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一本⋯.完全胜于德译。而序跋、注解、地图和插画的周到，也是日译本所不及的’。《铁流》作者和鲁迅先生在天有灵，得知这本有伍必端先生创作封面与插图、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精致的版本，终于和中国广大读者见面的话，他们该怎样地欣慰啊！”⋯.
我们一直希望有机会结识这位艺术家，当我们从报上看到伍必端先生举办画展的消息，立即托我们的学友、油画家艾民有帮助联系。很快接到伍老的夫人史军女士电话，欢迎我们参观画展，并说伍老很愿意和我们“聊聊”。兴奋与喜悦自不待言。
画展开幕那天，去的人真多，连90高龄的版画家彦涵，也在孙儿搀扶下前往助兴，并兴致勃勃地参观展览。新中国成立后，伍老一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这一天，既是他从教65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他80寿诞。选择这样的日子举办捐赠作品展的开幕式，更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今“收藏热”急骤升温，拍卖会上美术作品的价格也不断飊升。而伍老却不去凑这个热闹，从2005年12月起，他已先后向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累计捐赠了428幅他创作的版画、素描、速写、彩墨、招贴画和他收藏的苏联版画。他在致辞中说：“我很小就离开父母进了保育院，后来有幸进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亲聆陶先生教诲，并受到不少艺术界前辈的熏陶。我的一切，包括求学、留苏、从教，全靠国家的培养。我一直牢记陶行知先生的教诲：‘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的美术作品和我搜集苏联版画，不应仅仅看作是个人财产，我把它们捐献出来，一为实践陶先生教诲，回馈国家和人民；同时，也为这些作品找一个更好的归属⋯.”朴素的话语，回荡在大厅，更回荡在人们心中。
展览会场伍老周围围满他的美术界的朋友、同事、学生和众多美术与版画爱好者，其中不少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他们都等着向伍老祝贺，交谈，约时间采访或要求签名、合影。史老师见状忙把我们拉到一边，说：“看样子，老伍没空在这里同你们聊了。你们等我电话吧，约个时间欢迎你们到家里聊。”后来根据史老师的安排，我们如约去到伍老家。
那天，我们为伍老带去一部父亲的《曹靖华散文选》，里面有伍老的四幅插图。还带去一本我们的散文集《岁月流痕》，请伍老夫妇指教。伍老笑着说：“我也有一本书送你们，封面上也有一个‘痕’字”。说着让史老师拿来一本自传体的《刻痕》和一本伍老速写与随笔集印的画册《走过50年》。在伍老为我们题签时，我们随他走进画室。画案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黑白木刻：陶行知陪同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参观育才学校。画面表现的是他们参观完毕离去时，孩子们簇拥在他们身边依依不舍的情景。那是1940年9月的事。那是伍老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是那一次，周总理在为孩子们题词时，也为伍老题了“一代胜似一代”几个字，给他莫大的激励。令伍老惋惜的是，“皖南事变”后，他准备去延安前，组织上为了安全，让他销毁了。但周总理的勉励，他一直牢记在心里。平时学习木刻刀法与印制技术时，也更加刻苦努力。他表现日寇轰炸重庆的木刻《血的控诉》，就是在育才求学时创作，并被《新华日报》刊用。几十年后，他成了中国著名的版画家，又用更娴熟、更细腻的刀法，生动地再现了他心中时刻铭记的那一幕。谈到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伍老说他当年在重庆与他们的接触远不只这些。他还曾有一段时间在红岩村中共代表处“待命”，等候去延安的机会。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还被调到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的办公室，做些誊写与分发文件的工作，并负责将重庆各报刊有关政协会议的社论、文章、报道，用红笔划出来，呈送给周总理参阅。除了周总理、邓颖超同志之外，他还经常接触到代表处其他成员：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秦邦宪、吴玉章。还听过周总理、王若飞等人的报告，迎接过廖承志及叶挺同志出狱⋯.耳濡目染，思想觉悟及对敌斗争复杂性的认识，都有很大提高。半个多世纪后，伍老回忆起当年的一切，依旧充满深情。
我就着这个话题，同伍老谈起他为父亲的散文选做插图的事。伍老为父亲散文选共创作了四幅插图：一幅是《永生的人——怀念周恩来同志》。文中，画的是在周总理病逝的日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胸戴白花，手拄拐杖，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总理默哀的情景。另一幅是为《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配的插图，文章里有一段描述父亲当年对上海的情形不了解，仍穿着在北平很普通的蓝大褂去上海看望鲁迅先生时，鲁迅先生叮嘱他立即换掉，不然会遇到“麻烦”。画面上是鲁迅先生写作与会友的地方，尽管书案旁主人与友人都已不在，但似乎仍能听到鲁迅先生的殷殷叮嘱：“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第三幅重庆红岩村的远景与第四幅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大门，都是为父亲“川行漫记之一”《红岩归来》配的插图。我们想了解父亲当年约请伍老配插图的情况。伍老回忆说：“六、七十年代曹老的散文集《花》及《春城飞花》，曾分别请彦涵、李斛同志绘过插图，编完《散文选》，他希望再补充几幅。由于这之前，我为他的港版《铁流》绘过插图，曹老非常满意，便又找上我。能与曹老合作，我感到荣幸，合作得也非常愉快。这四幅插图都是曹老建议的，内容也是我熟悉并乐意画的。”他谈起周总理逝世，举国同悲的日子，人们自发地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伍老当时住在王府井帅府园，离天安门不远，几乎天天都去。伍老说：“我插图中的白发老人，就是画的曹老。”恰恰应合父亲文中写的：
⋯⋯我一连几夜，孑然一身，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徘徊，直至深夜，依依不忍离去。举目环顾，人海如潮，戴着白花，抬着花圈，从四面八方涌来。个个热泪涌流，泣不成声。整个广场，浸沉在呜咽中，天地似乎也在同八亿人民一道，同声哀泣！⋯.
伍老说：“曹老与鲁迅先生关系密切，《散文选》里有好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他让我无论如何选一篇绘一幅插图，我便画了这一幅，曹老非常满意，他看着插图说：‘这不禁让我又想起当年⋯.’”
而重庆的红岩村与“周公馆”，更是伍老不能忘怀的地方。解放后，他又多次去过，画过写生，也应邀画过多幅水彩与彩墨。伍老指着画中的那条山路说：“当年在‘育才’，有一位老师领着我第一次去红岩村，就是走的这条山路。不过那时情况特殊，我不能和老师一起走，只能跟着他，保持看得见的距离⋯.”他笑着说：“这些我都写在《刻痕》里了。”
话题转到港版《铁流》，我们说：“伍老，您是艺术家，但更以版画家称著。您为港版《铁流》创作了木版封面，通过对人们刚毅的面容、延绵不绝的行军队伍的刻划，充分展现了这部小说大气磅礴的主旨，给读者强烈的震撼。为什么书中的插图，不也用木刻来表现呢？”伍老笑着说：“我在列宁格勒进修时就读过《铁流》，也熟悉俄文版的木刻插图。曹老请我为中文版《铁流》设计封面与插图时，没有向我提出具体要求，只告诉我当年鲁迅先生和原作者都希望能由中国艺术家为中译本设计封面与插图。曹老提出封面最好用凝重的笔法，紧扣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插图则可根据不同章节、不同内容，不妨活泼一些，色彩也不妨鲜艳一些。于是我又将《铁流》仔细研读，参照曹老的建议，决定用黑白木刻创作封面，只将行军队伍中的旗帜用几点红色，衬上土黄的底色，显出画面肃穆、凝重。而插图选用水彩技法，绘在皮纸上，还特意画了一两幅行军途中的生活场景，呈曹老过目，曹老很满意，我也很高兴⋯.”
我们告诉伍老，他为《铁流》创作的封面与插图，不仅在中国受到一致好评，也深受俄罗斯艺术评论家的赞扬，如塔·波斯特列洛娃写的《〈铁流〉在中国》一文中，就曾专门提到伍老的插图，说：“这些插图不是生活速写，而是一幅幅洋溢着英雄主义、革命胜利豪情以及日常生活的浪漫情趣的图画”，它们“不仅表现出绥拉菲摩维奇的革命思想，同时也符合画家本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英雄，对于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解。”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准备告辞时，伍老得知我们曾长期在中东地区工作，竟又与我们讨论起中东问题和阿以冲突。史军老师说：“他呀，对国际问题可关心了，每天必看电视新闻⋯.”伍老笑了，我们发现已是耄耋之年的伍老，竟然像孩子一样，笑得那么纯真。我们又不由想起在画展开幕式上，他引用的陶行知先生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转载自《艺术评论》2008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