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龙国：山东发现的汉代大型胡人石雕像再研究

时间： 2017.8.26

对山东发现的汉代胡人石雕像，林梅村[1]、李零[2]、刘凤君[3]、邢义田[4]、郑岩[5]、朱浒[6]等先生均曾做过描述及探讨。尤其是邢义田先生对“胡人”面貌的研究，视野广阔，所涉资料遍及中外，分析细致入微，结论科学准确。朱浒对汉代画像中的胡人图像进行了研究，并以《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为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上述研究开阔了笔者的视野与思路，为大型胡人石雕像的再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对大型胡人石雕像的用途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对其所表达的含义也未曾提及。结合近来两例新发现，笔者对此再作浅析，以期得到一点新的认识，同时，对于汉代石雕像的艺术发展脉络作粗略地梳理。

一、大型胡人石雕像的发现

山东发现的胡人石雕像较多，据朱浒《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一文统计约有13尊，均为立体圆雕作品(不包括画像石上的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及透雕作品)。朱浒把这些雕像分为跽坐式、四面式、草原式三类。除第一类外，其他两类都是小型雕像，高约100厘米上下。烟台牟平出土的3尊小型雕像，埋在墓葬周围的地下，其中一尊带“建和元年”( 公元147年) 及“急急如律令”铭文[7]，由此推测，此类雕像多数应与道教镇墓活动有关。本文所说的大型胡人石雕像，即指朱浒文中的“跽坐式”一类。2012年以前，此类雕像山东地区发现了3尊，形体高大，多数高在200厘米以上，不同于墓内人物俑，从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判断，亦非中原汉人。2012年以后，山东临淄又发现2尊，形制与以前所见基本相同。根据出土地点、造型及体量判断，此类雕像应是立于墓葬或祠堂前面的胡人雕像。

(一)青州胡人雕像(图1)。1980 年，山东青州瀑水涧一条古河道边出土，现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雕像完整，高305厘米。石人头戴尖帽，高鼻深目，尖下颔，双臂细长，仅作象征性雕刻。双手合拢，十指相扣，交叉于腹部，双腿并拢，态度恭顺，坐于方形石座上。尖帽上有菱形穿璧纹和水波纹，身着紧身窄袖袍服，腰部装饰与帽边相同的图案[8]。硕大的头部和棱角分明的身体比例与真人大相径庭，手腕和腿部只雕出大体轮廓。从石人圆形的大耳朵、深陷的大眼睛、长长的尖下颔、椭圆形张开的嘴巴来看，是有意夸大表现出不同于真人的形象。雕像还特别表现茂密的络腮胡须。服装的表现上，石人穿着立领的筒袖上衣，上衣的表面全部雕刻着波状细纹。更可注意的是石人的着衣为左衽。腰带和帽子上浮雕出汉代画像石上常见的菱形穿璧纹。

(二)兖州胡人像(图2)。1993年，山东兖州城东泗河金口坝附近出土。雕像完整，高135、宽47厘米。石人双臂及衣饰用阴线刻出。高鼻深目，头戴尖帽，双手握于胸前，手持弩，直身坐立[9]。据说雕像出土于金口坝以北泗河西岸的尧祠。李白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一诗中有“门前长跪双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的句子。可见，唐代还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石人像。

1993年，泗河滩金口坝还出土2尊无头石人像，其一残高94、宽59厘米，其一残高76、宽50厘米，底座高约10厘米(图3)。无纹饰，四肢简略。2尊雕像的背部及臀下都刻有铭文，内容及书法风格相同，应出于同一人之手。臀下铭文有“此石人令守桥堰人蛟不得毁坏有辄毁坏殃及万世”21字；背部铭文共13行，行20字左右，漫漶严重，其中有“大魏延昌三年……将军兖州刺史河南元匡咨洙川不浚……于洙水之南，起石门人于泗津之下……纪时事书于四石人背而已……”字样，延昌三年为公元514年。清代咸丰年间，兖州也发现1尊同样的石人，现仅存拓片。根据残存的文字可知，有铭石人为兖州刺史元匡主持疏浚洙川(泗河)修筑泗津桥堰功成所造。很显然石人是用作镇水守桥的。郦道元《水经注》：“洙水……又南经瑕丘城东南入石门，石人结石为门，跨于水上也。”因有1尊已不存，2尊头部已失，形象不清，似为北魏时作品[10]。由铭文可知，石人原本应该有4尊。有学者认为其为汉代遗物，北魏时用作镇水守桥之用[11]。实际上，胡人雕像与上述3尊有铭雕像不但风格不同，而且胡人雕像亦无铭文，胡人雕像是汉代作品无疑。

(三)临淄胡人像。2尊，分别发现徐家庄和左家庄[12]。徐家庄石人(图4)。1996年出土于临淄大道中段北侧300米(稷下街道徐家庄)，现临淄区政府以东，遄台路以西。石人身躯形双耳。背部宽厚，腹部肥大，乳房突出，两臂自然下垂，贴身弯曲，双手抱腹，十指交叉相扣。两腿跽坐于方座上，赤脚，脚心朝外，脚趾相对，横置于臀下。细审之，尖帽有弧形边缘，上饰弧形双线纹，尖帽眉心上有一个四瓣柿蒂纹装饰图案。身穿衣甲，领有三重，外衣交领左衽，肩部以下至腰带以上周身雕出浅扇形纹饰，弧面朝下，状似铠甲，扇形纹直到臂腕处。腹部微下垂，腰部束带，饰菱形穿璧纹，宽15厘米。腿部所穿裤似编织的席纹。臂腕以下衣服纹饰与裤同。石座呈长方形，分三层，上层与跽坐的石人雕为一体，四周饰连弧纹；中间比上层稍宽，周边同样饰连弧纹；下层饰垂帐纹。

左家庄石人(图5)。发现于临淄金山镇左家庄村西山坡上，面向东南，通高170、宽60、厚50、周长219厘米。虽然石人局部残损，后部被削平，头部、面部削去一半，足腿部及底座残破，但基本形象尚存，亦高鼻深目，与徐家庄石人相比，衣饰稍异，上身穿圆领衣，胸部双乳凹陷，双手合拢捧于腹前，十指相扣，亦呈跽坐式。《临淄文物志》认为，风格与中原石刻不同，可能是地方祭祀的对象，反映了古代民间地方崇拜[13]。

两尊石人雕像都对乳房特征作了特别刻画，徐家庄石人两个乳房是凸出的，左家庄石人两个乳房是凹陷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乳房的凸凹，似乎代表了性别的差异，推测凸出者可能表示为女性，而凹陷者表示为男性。在以往的描述中，有人把徐家庄石人描述为上身赤裸，实际上是穿有衣物的，可能还是铠甲，腰部有一周明显的菱形穿璧纹，显然是表现丝绸的纹饰，但又不可思议地描绘了凸出的乳房特征。左家庄石人也有同样的表现方式。

此外，大约2010年前后，临淄又发现1尊胡人石雕像(图6)。据说出土于临淄西孙徐姚村东部，临淄大道在此由东西向转为南北向，西孙徐姚村隔临淄大道与临淄新建博物馆群东西相对，出土地点南面有一座很高的已经烂尾多年的大楼。雕像仅存上半身，下身残失，传说残存部分高约200厘米，仅胡人头部就达150厘米。从上半身雕像看，与青州、徐家庄、左家庄3尊大致相同，石人头戴尖帽，高鼻深目，尖帽前倾，边缘饰菱形穿璧纹。据说附近还出土其他石刻，其中包括2件汉人形象的石翁仲，据知情者描述，一件为拱手恭立，另一件为拄剑而立。两件石雕像应属附近汉墓的墓上石刻。从这一信息推测，胡人雕像为墓上石刻似无疑问。

(四)邹城胡人像(图7)。1972年，山东邹城文物管理局在城关镇西关居委会院内征集到一尊石雕像，现藏山东邹城市南关孟子庙内。石人高148、宽48厘米，以灰白色砂岩雕刻，造型粗犷。头上似无冠帻，眉骨突出，眼窝内凹，鼻梁细直而隆起，面部形象与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州石雕像有几分相似。上身双手持一棍状物，不能确指为何物，根据画像石推测，所持当为彗或为斧鉞等武器。下身浑然一体，不刻双腿，原来可能插入土内，故四面削刻如楔形[14]。邹城西关胡人像与其他胡人像造型不同，头上戴的不是尖帽，也非坐姿，不能肯定是否为墓上石雕。

二、胡人石雕像的命名

上述石雕像为胡人形象，对此学者们均无异议。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人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在汉人的认知领域，胡人的概念比较模糊，大致也有个变化的过程。先秦时的胡，专指匈奴，汉晋时期泛指匈奴、鲜卑、羯、氐、羌，“胡人”的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族群。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胡”（Hu）字为匈奴首音节“匈”（Hiun-Hu）之译音[15]。陈寅恪认为，“胡本匈奴（Huna）专名，去‘Na’而著‘Hu’，故音译曰胡，后始以之通称外族。”[16]汉代匈奴也以胡人自居，如狐鹿姑单于在致汉武帝的文书中曾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17]两汉时期，当北匈奴远遁，逐渐脱离汉人的视野，而南匈奴内附，开始汉化，匈奴族逐渐失去了“胡”指代的唯一性，王国维先生说，“后汉以后，匈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胡号”，并认为“设是胡人之容貌，显与他种不同，而其不同之处，则深目多须四字尽之”，“独西域人民与匈奴形貌类似，故匈奴失国后，此种人遂专有胡名，顾当时所以独名为胡者，实因形貌相同之故”。[18]吕思勉先生也认为：“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高鼻深目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 [19]

《史记》《汉书》等汉代文献，从未记载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外族容貌上各有什么特点。关于匈奴，《汉书·李陵传》记载，汉使往匈奴见李陵和卫律，“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除了胡服椎结外，再无其他容貌描述。《史记·大宛列传》里只提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挣分铢”[20]。《汉书·西域传》亦有相似的记述。另外，繁钦在《三胡赋》（残篇）中记载：“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像炙蝟，顶如持囊，隈目赤眥，洞頞卬鼻。额似鼬皮，色象萎橘。”[21]

正如邢义田先生所言，汉代对胡人的描绘及刻画与汉代文献对胡人的记载一样，都是程式化、模式化或定型化的东西，绝少可以说得上写实的作品[22]。因此，画像或雕像上虽然是胡人，但与文献记载的哪一种胡人都无法完全对应，他们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他进一步认为，山东发现的这种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胡人形象，很可能是与斯基泰人文化有关的某些白种民族，并推测可能是月氏或早于月氏的民族[23]。

的确，在汉人的意识当中，这些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常常被用来代表匈奴人、西域人等有异于中原人的外族人。在汉画像石上，这种人物形象有时自带榜题，自名为“胡”。如山东长清孝里铺孝堂山画像“胡汉战争图”中坐阵指挥的“胡王”(图8)，山东微山两城画像石“胡汉战争图”中骑在马上的“胡将军”[24]，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过桥图中骑马持弩的“胡使弩”[25]，山东莒县东莞镇画像石中的“隶胡”等[26]，他们都是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形象。还有一种虽不戴尖顶帽，但头及脸部多发须，也是胡人形象的写照，如河南方城杨集余庄村出土的一幅墓门画像，胡人圆眼，高鼻，大嘴，一手持斧，一手拥彗，面部还有黥印，门上“胡奴门”的榜题，点明了人物的身份[27]。

上述雕像多数未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时缺乏其他伴生遗迹及遗物，对其用途，大家并无一致意见。学者一般推测是墓上的石雕，如李零、刘凤君[28]、林通雁[29]等。林通雁先生认为，石像表现的是一位侍者形象，应“列置于墓地或祠庙之前”。李零先生认为，胡人石雕像就是墓前的翁仲。因为青州胡人雕像出土于河道淤沙中，兖州胡人雕像又被报道与北魏镇水守桥石人一起出土，所以郑岩先生提出，可能是用于“镇水、守桥、护堰的偶像”的观点，同时提出，他们作为“大人”的仙人或“当时民间仅凭道听途说而雕刻的一尊胡神之像”的观点。郑岩的观点影响较大，被许多学者所引用或接受。虽然朱浒对郑岩的“镇水说”提出怀疑，但是并不能肯定其怀疑的正确性，仍然认为这种雕像“用于镇水是可能的”。

首先，青州胡人雕像的出土地点可能已非原位，我们暂且不说，其他几尊雕像均非出土于河道或河岸。临淄的3尊都出土于距离河道较远地方，临淄西孙徐姚村石人是在基建过程中发现的，与之伴出的还有其他石刻。临淄左家庄石人发现于丘陵山腰，更无作为镇水守桥石人的可能。兖州胡人像与其他几尊北魏石人相比，不但风格不一样，而且北魏石人均带铭文，兖州胡人像没有铭文。从郦道元《水经注》和李白的送别诗看，当时胡人像有2尊，是立在兖州尧祠中的，而北魏石人有4尊，是立于兖州泗津桥两岸的。可能因为樊英民在报道时把他们放在了一起，因而引起了不少误会，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北魏石人也同汉代胡人像一样，是北魏利用汉代旧物作了镇桥石人。

山东出土的胡人雕像尺寸较大，多数比真人高大，最高的达305厘米，不是放在墓葬里的俑，而是放在地上的雕塑作品，是汉代墓上建筑的一部分，即李零先生所说的墓葬神道前面的翁仲。因为这些石人雕像体量较大，不易移动，如无大水冲击，河岸崩塌，一般其出土地点应为原位或距原位不远。如果以此为线索进行寻找，可能会发现他们所属的墓葬以及与之共存的其他遗迹。青州胡人雕像原位可能因距河岸不远，后因河岸崩塌，被冲入河道中。

三、汉代墓上石刻

中国古代坟墓的地上建筑大约在商代晚期就出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地上建筑的内容不断丰富。汉代时期，不仅墓上有高大的封土，封土周围有大片的墓园（冢茔），而且随着墓祭的普及，墓园内还出现了用于墓祭的祠堂、庙寝、门阙、神道建筑及其他石刻。这样的墓园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墓地上的房屋建筑，如祠堂、庙寝、门阙等，一为墓地上的石刻，如石人、石兽、石碑、石柱等。关于以上两个部分，《汉书》《后汉书》《水经注》《金石录》《隶释》等文献记载十分丰富，杨树达先生对此做过专门的整理研究[30]。从《水经注》记载看，在郦道元时代，不仅很多墓园布局很清楚，而且墓上石刻保存也比较完好。有的墓地甚至在祠堂前立有三通石碑、两座石阙及四对石雕[31]。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水经注》所记载的汉代墓上石刻，只有少数流传下来，大量的已经湮没地下或已毁坏不存，以至于人们对绝大多数汉代墓园建筑的布局及内含模糊不清了。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些西汉墓葬，如陕西咸阳西汉阳陵、河南商丘梁孝王陵园[32]、江苏盱眙江都王刘非陵园、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园等，都发现墓葬周围有冢茔、庙寝、门阙、司马道等，此时墓上石刻还没有发展起来，除汉武帝时期的霍去病墓、张骞墓外，其他墓葬均未发现墓上石刻。

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墓上石刻逐渐发展起来，在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北京等地发现很多东汉祠堂、门阙、石兽、石碑、石柱等，应该是墓上建筑的遗存，如山东金乡“朱鲔”墓[33]、嘉祥武氏祠[34]、嘉祥宋山石祠[35]、长清孝里铺孝堂山“郭炬”祠堂[36]、江苏徐州白集墓[37]等。山东嘉祥武氏祠至少有4座墓葬，墓葬前面各有1座祠堂，在其前面有一条共用的神道，神道前端两边各有1个石狮和1座阙[38]。北京石景山发现17块石刻，为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及神道石碑[39](图9)。

在石刻当中，神兽及动物石刻占居多数，目前见到的神兽有天禄、辟邪、麒麟，动物有狮子、骆驼、马、牛、羊、象、虎、鹿等。动物石刻一般比较容易辨认，而一些神兽则不易分辨。关于麒麟和天禄的区别，林梅村先生认为，它们都是带翼双角神兽，麒麟系蹄足，天禄系爪足。先秦文献多次提到麒麟，月氏人西迁中亚以前麒麟已经传入中原。大月氏王陵所出麒麟均为蹄足，河南邓县汉墓出土的麒麟画像也为蹄足，并有“麒麟”题铭可资证明[40]。天禄往往与辟邪成对出现，有的自带铭文，如《集古录》卷三记载：“后汉宗资墓今在邓州南阳界中。墓前有二石兽，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图10)实际上，天禄即天鹿，《三辅黄图》卷六“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辟邪，是带翼的狮子，来自西方的波斯，汉代叫安息。“辟邪”二字即波斯“Persia”的译音，“此实为全亚细亚以及欧洲诸国各种狮类雕刻的鼻祖”[41]。

四、大型胡人石雕像的用途

石人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墓上石刻，不但文献中有载，而且也有一些实物发现。《水经注》卷二十二《洧水》记，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竖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风俗通》卷九《怪神篇》载：“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巫鸿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描述了河南密县张德墓上建筑的情况，“此墓地的基本设计方案遵循东汉单冢墓地的标准模式。与尹俭墓地类似，这里入口处矗立着双阙和石兽，石祠修建于墓前，紧挨着祠堂立着一排三座石碑。除却这些基本组成部分，张德墓地里还有立于碑旁的两个石人、数对石柱以及另外一些石兽”[42]。

李零先生在其《翁仲考》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收录了现已发现的东汉石人雕像，有山东邹城市匡庄1尊，邹城西关1尊，曲阜汉故乐安太守墓2尊，曲阜东汉鲁王墓2尊，枣庄桥上、藤楼、小李楼和张古堆共7尊[43]，河南登封中岳庙2尊，北京丰台永定河1尊。

另外还有两例，李零先生未能收录其中。1985年，河北石家庄北郊小安舍村发现一对男女石人雕像(图11)。男像高174厘米，女像高160厘米，除了帽子和腰带外没有着衣。男女双手抱于胸前，露乳房，肚脐，并清楚地雕刻出两性生殖器。腰间均系带，但头饰不同，男戴冠帻，脑后有发髻。女戴帽，顶部下陷，中央阴线刻成方形。二者均为跽坐式,除无尖帽外，其面部及乳房的刻画，与山东临淄所出胡人相近，从平帽分析，汉人特征多一些，时代当为东汉晚期。出土地距赵佗先人墓3公里[44]。

1981年，陕西华阴西岳庙内出土一尊石人像，身高182、宽48厘米，与真人等身(图12)。石人右脸一侧残留着可能是所持物顶端的石块,推测是彗的顶端,因此被称为“持彗石人”。石人长髻，著大领右衽袖袍，足蹬方履，右手执彗，左手搭于右臂上。胸前原有五字，但已剥落。右衽向来被认为是中原汉人的服饰传统[45]。

以上石人雕像均是立于墓上的翁仲。翁仲始见于东汉文献中。汉末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也。”三国时东吴人谢承《后汉纪》亦曰：“铜人，翁仲其名也。”林梅村先生认为，翁仲来源于匈奴人的“鬼神”一词，蒙古语作“ongon”(偶像)[46]。

李零先生专门对石人与翁仲进行了区分，认为，“石人指各种石刻的人像，主要是武士像或文、武官员像，有时也包括其他种类，如蕃酋像、蕃臣像或宫人像，多列于石兽后，夹神道而立。翁仲即石人中的武士像或文、武官员像”。并认为，“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铜翁仲，从文献记载看，应是胡装、胡相的翁仲，本来的含义是借夷狄为守卫。但东汉魏晋南北朝的石翁仲，一般都是作拄剑武士像，除个别例外，完全被中国化。这种形象也沿用唐代”[47]。

从所见实物看，东汉墓上的石翁仲至少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汉人形象，一类是胡人形象。汉人形象即被“中国化”的翁仲，而胡人形象大概就是李零所说“个别例外”的翁仲。从山东的发现来看，胡人翁仲并不少见。

总之，通过胡人雕像发现情况的叙述，结合汉代墓上石刻的发生与发展进程以及汉代人物石雕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胡人石雕像并非镇水守桥的石人，也不是民间祭祀的对象，而是与汉人形象的石雕像一样，都是立于墓前的翁仲。至于胡人石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立于墓前的喻意、石人雕刻艺术的来源及发展轨迹，容今后另撰一文进行论述。

感谢好友陈旭先生提供临淄西孙徐姚村胡人雕像的出土资料，并一同踏查发现现场。感谢临淄文物局王晓莲老师陪同考察临淄左家庄胡人石像。

[1]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2] 李零：《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9页。

[3] 刘凤君：《考古中的雕塑艺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4]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 236 页。

[5] 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146页。

[6] 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年第1期。

[7] 张凌波：《牟平发现刻字石人》，《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9日第一版。

[8] 刘振清：《齐鲁文化—东方思想的摇篮》，山东美术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5页。

[9] 樊英民：《山东兖州金口坝出土南北朝石人》，《文物》1995年第9期。

[10] 武秀：《从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看李白在山东寓家地点》，《中国李白研究(1994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1] (日)石松日奈子著，杨效俊译：《中国古代石雕论—石兽、石人与石佛》，《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

[12] 王新良：《山东临淄出土一件汉代人物圆雕石像》，《文物》2005年第7期。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临淄文物志》，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13] 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临淄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14] 郑建芳：《邹城发现汉代石雕人像》，《文物》2000年第7期。

[15] ［日］白鸟库吉，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第 1～18 页。

[16] 陈寅恪：《五胡问题及其他》，收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11 页。

[17]《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0页。

[18] 王国维：《西胡续考》，见《观堂集林》第二辑，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617、620页。

[19] 吕思勉：《胡考》，见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编《匈奴史

论文集》1977年版，第45—62页。

[20] 《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4页。

[21]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6页。

[22]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2页。

[23]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1页。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记述波斯军队组成分子时，曾提到斯基泰人的装束和装备：“沙卡人(Sacae,Saka)或斯基泰人，穿着长裤，头戴一种高而尖的帽子。他们配备具有特色的弓和短剑。此外，他们也使用一种称之为沙格瑞的战斧。他们事实上是阿米奇·斯基泰人。可是波斯人称他们为沙卡人，因为波斯人称呼所有的斯基泰人为沙卡人。”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lated by G.Rawlinson (N.Y. : the Modern Library, 1942),bk.vii.64。

[24]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 年版，第 15 页。

[25] 赵超：《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注释》，《中原文物》 1991 年第 3 期。

[26] 刘云涛：《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文物》2005 年第 3 期。

[27] 刘玉生：《浅谈“胡奴门”汉画像石》，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6～28页。

[28] 刘凤君：《考古中的雕塑艺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139页。

[29] 林通雁：《中国陵墓雕塑全集·东汉三国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30]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7～129页。

[31] 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四，商务印书馆，第304～305页。

[32]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33] 蒋英炬、杨爱国、蒋群：《朱鲔石室》，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34] A. 蒋英炬、吴文祺：《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B.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