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2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龙美术馆联合主办的 “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聚焦20世纪前半叶的留学法国艺术现象，一代艺术先驱前往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等学习，系统研习油画、雕塑、素描、色彩等艺术科目，并大部分学成归国，遂将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艺术等带回中国，新的美术形式、语言、观念的注入，影响中国艺术的整体发展形态，其中至为重要的是油画正式开始在中国生长，成为中国艺术家认识、表达世界的途径，也极大促成了中国艺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留学法国的艺术家主要是学习以油画为核心的西方造型艺术方法，本次展览也是以油画为主体构建起“先驱之路”的叙事。油画在中国艺术版图的出场并不是以留法艺术家作为开始的，15世纪凡•艾克兄弟完善油画技法，17世纪伴随早期的传教士活动进入中国。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进入宫廷，西方油画的观念和表现方式也给中国自成体系的水墨绘画带来某些刺激，但始终认为油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油画遵循的光影、透视、结构等核心观念并未被中国绘画所接纳。虽然后来也有一些人掌握一定程度的西方古典油画的写实技巧，比如土山湾画馆的教学活动以及外销画的商业创作。这些最早期的碰撞和实践并没有将油画带入到中国的艺术经验，直到20世纪初留学运动的兴起才改变这种被动吸收的状态，一批留学生漂洋过海学习西方美术，学成归国兴校置学，创刊办展，这是20世纪中国艺术特有的事件，油画也正式进入中国美术的叙事。
其实早在留学法国之前，就有过一次留学日本热潮，高剑父、李叔同、陈抱一、何香凝等人进入东京美术学校等学习油画、雕塑、图案等，也对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留学日本诚然有着文化背景相似、路途较近、花费较少等优势，但日本当时的艺术也是日本留法艺术家归国后确立起来的，待条件成熟，中国艺术青年还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欧洲，毕竟油画是欧洲的传统，欧洲才是油画的圣地。欧洲油画源远流长，体系十分完备，除学校和教师条件外，欧洲也有着系统的油画博物馆收藏，能完美把握不同时期油画艺术的语言变革和观念演进。还有一点，20世纪初的日本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留日学生或多或少都有革命思想，相比之下，留学法国的艺术动机则更加纯粹，专业思想牢固，更崇尚学术自由和为艺术而艺术，也更能把握西方艺术的真谛。
留学法国，主要是前往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几乎与中华民国同步的，从1911年吴法鼎进入这里留学开始，一大批中国艺术学生在这里学习，至1949年前后，共有40余位留法学生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美术家，也是他们的实践深刻影响着中国美术的进程。这也是此次“先驱之路”展览叙事的框架和结构。放在全球艺术史的视野下，直到二战结束前，巴黎一直是世界美术的中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艺术家都云集在塞纳河畔，形成一个充满弹性的、开放多元的艺术网络，这群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实在难以用一个概念归类，艺术史家只能依据他们活跃的区域统称他们为“巴黎画派”。我们谈论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谈及夏加尔、苏丁、莫迪里阿尼等人，来自中国的常玉、潘玉良等也是这个艺术现象的一个剖面。20世纪初的巴黎本身也是诸多艺术风格、流派并行的艺术都市，在通常的艺术史中，此时的巴黎上演着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一系列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但不可忽视的是，学院派的古典写实主义仍占据着官方艺术话语，若不如此，也不会促成现代主义的诞生。中国艺术家在此留学，个人审美取向的不同，也导致中国留学生群体同时接收到各种艺术流派的影响，各种风格的油画艺术同时在中国发生、发展。这就形成中国油画艺术发生的独特现象，法国的油画艺术变革有着从古典到现代的线性叙事，而中国则是跳跃的“法国模式”，在法国有着官方嘲讽式的“野兽主义”声音，而中国也发生着“二徐之争”，这都是学术争论的声音。
油画并不是因为留学法国才进入中国，却是由于留学法国才真正走上油画的发展道路，而且在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个方向同时发生。前往法国留学的学生大多师从传统学院写实派画家，此次展览也单辟专题“饮水思源：留法艺术家的法国老师们”展示了中国艺术青年留学法国师从何处，比如儒勒•勒内弗（Jules LENEPVEU） 、帕斯卡•达仰-布弗莱（Pascal DAGNAN-BOUVERET）、弗朗索瓦•弗拉孟（François FLAMENG）、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Paul Albert BESNARD）等人都是法国古典学院派艺术最后的大师。徐悲鸿、李超士、颜文樑、吕斯百、韩乐然、唐一禾、吴作人、董希文等大多数人接受法国传统的写实技法训练，其中徐悲鸿的影响力最大，他回国后主持中央大学艺术系，又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创作和教学中都倡导“写实主义”，形成注重素描基础训练，强调造型的精准，追求体积感、光感、重量感，影响力辐射整个中国美术界，直至今天。同时，也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受到当时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潮流影响，比如林风眠、庞薰琹、方君璧、潘玉良、常玉、吴大羽等人，他们推崇莫奈、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大师 ，将关注的重点转向艺术形式本身，从具体的外部世界向不确定的精神世界、从忠于自然对象向内在想象力和内视觉的表现的转变。林风眠回国后主持杭州国立艺专 ，极大推动形式主义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学院艺术是法国艺术最辉煌的代表，从17世纪开始，法国开始取代意大利成为世界美术的中心，大革命之后，法国开始教育制度现代化，巴黎美术学院代替以往的美术工坊登上艺术史舞台，也推动了法国诸多艺术运动的发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20世纪初法国古典的学院派写实艺术是处于被动的、批判的、衰落的黄昏状态。一般艺术史书写认为， 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院派艺术无视艺术家的个性自由和创造性，僵化保守而脱离现实生活，在精神意蕴上回避社会性与文化思潮，也因学院派艺术视教化为唯一目的而降低了绘画性，流于庸俗。因此在研究20世纪初美术史时，相较于现实主义、印象派等现代派艺术，学院派往往被视为反面典型，属于反动的、坏的艺术，作为弘扬现代艺术的前卫性及现代艺术家的英勇抗争言行的背景而出现。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法国古典的学院派写实艺术经由中国留学生来到中国艺术土壤重回辉煌。20世纪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革命环境，顺应革命宣传的时代需求，写实主义艺术受到极大推崇，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工农兵创作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成为中国艺术家遵循的原则，写实艺术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且与“留学到苏联”带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学院的古典写实主义在法国穷途末路之际，中国的这次留学法国行为却无意之中将这一欧洲几百年传统的生命得以延续，并且与中国文化实际结合，生发出别样的生机面貌。在西方反架上、反绘画的当代艺术运动浪潮中，中国的学院教育一直遵循着这一套绘画传统，直至今天，西方艺术有着重回绘画性的趋势，与中国的学院派艺术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当代绘画，共同构成今天全球化的绘画版图。
文/张文志
图/胡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