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专题报道
今年的“红五月”有些特殊， 2012年的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纪念，2012年5月又是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学科发展自延安“鲁艺”的文脉，上世纪四十年代江丰、艾青在陕北搜集剪纸，编辑《西北剪纸集》；八十年代初期靳之林在延安工作期间，组织延安地区十二个县的民俗艺术普查，办剪纸学习班，发现民间“剪花娘子”；八十年代中期杨先让组织民间美术系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队，行程万里，完成了黄河十四走；新世纪初乔晓光带领学生们以志愿者的方式完成了中国民间剪纸向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继而又申报启动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再次带领他的研究生们以志愿者的方式投入到项目的田野考察当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的指导下，七十年，三代人风雨兼程，走向“大鲁艺”，为延安“鲁艺”这条文脉的延续和发扬默默耕耘。在今年五月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乔晓光带领他在校的所有研究生们前往延安，沿着当年江丰、古元等先辈们调查剪纸的足迹，又一次走到“大鲁艺”中去寻找这条源自人民的文脉。
从定边开始
1943年2月14日，艾青、古元与刘建章一行去三边地区（定边、安边、靖边）考察陕北民间窗花，我们踏着先辈们走过的黄土地，开始了寻根之旅。
沿着艾青与古元他们走过的道路，我们于5月10日抵达了定边。此时恰逢陕西省在定边举办“中国剪纸（陕西）传承人研修班”，乔晓光应邀为研修班的学员举办讲座，回想七十年前，在同一片土地上，艾青与古元深入到村庄，搜集窗花，七十年后的今天，一群同样对剪纸饱含热情的人们在这里探讨作为非遗的剪纸的保护与传承，恍然感受到了历史的轮回与宿命。讲座中乔晓光介绍了中国剪纸在国际视野中的保护现状和经验，并为学员展示中央美院非遗中心在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田野调查中的最新成果。随后乔老师一一点评学员的剪纸作品，针对在剪纸产业化、商品化影响下学员们剪纸创作出现程式化、单一化的问题，乔老师提醒学员们要注重向传统学习，发掘民间传统，保持剪纸的地域性特征，把不同地域的剪纸传统传承下去。
乔老师还提出“科学性保护，创造性传承”的理念。陕西是率先牵头开展非遗保护的大省之一，也是民间艺术最丰富的产地，今天急需解决的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问题，即如何让文化回到发生地去，如何让传统文化在乡村里面传承。定边在此举办全省范围的剪纸培训班，不仅是学习剪纸，更需要寻找一种“活态保护”的方式。为此，乔老师建议在定边这样一个民间艺术丰富的地方，探索活态传承的路子，建立“活态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在平时就是一座普通的村庄，不需要在基础设施上进行过多的额外投入，到年节的时候，通过网络和媒体邀请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陕北文化、农耕文明感兴趣的学者和游客来村子过年，此时传统的剪纸以窑洞为展台，以窗格子为展板展出，同时带动起相关民俗活动，从而真正的做到将展品展在文化的发生地，更重要的是，这种活态传承的模式可以激活乡村和农民，农民自身就是传承者、保护者，另外，政府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城市，可以部分投入到乡村里来，在文化的发生地保护非遗。
走安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是到“大鲁艺”中去，是关注乡村，是对农民的感情。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学科一直关注乡村，此次乔晓光带领学生去考察最基层的乡一级文化站在今天的生存状况。
安边如今是辖属定边县的一个乡镇，一个看上去有些破败的镇子，我们在杂乱的众多沿街房之间找到了安边文化站，很不起眼，大门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造物，上书“安邊文化站”。进去有个小的院落，走进去是个二层的小楼，安边文化馆馆长李生程在这个年久失修的小楼倾注了半生的热情，里面是的他的摄影作品展览室和他的一些剪纸和绣品收藏展览。十几年来，他自筹经费，一直积极的从事保护长城的工作，曾于1996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考察长城，累计走过了5,000多公里的长城，共拍摄照片10,000张，写了近70,000字的笔记，记录了长城的重要资料。他自豪地拿出罗哲文先生为他题名的《陕北长城》一书，向我们讲述他保护长城历程的艰辛与荣耀。
作为乡一级文化站的馆长，身在最卑微的地方，他却站在这个狭小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舞台上尽全力守护民族的魂魄，他当得起这份荣耀。我们同时也不可回避这样的一个现状，李生程的保护行动是个人行为，出于自身的摄影爱好和对长城的感情投入到长城文化的保护工作中，自筹经费，独自呐喊，而乡一级的文化站依然破败，他们经费不足、人才匮乏，没有能力开展真正的农村文化传承工作。长城下的农民称长城为“边墙”，真正的文化关怀离“边墙”下的人们还很遥远。乔晓光在李生程的展览室中徜徉许久，他劝说李生程关注“边墙”下的村庄、关注“边墙”下的农民，用镜头记录这些村庄和人民，他们才是“边墙”的魂。
离开文化馆，乔老师要求去村庄看看，在李生程的带领下，我们去了“五里墩”，一座保存完整的土烽火台，烽火台矗立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大地上有零星的绿色，这是被称之为“柠条”的植物，政府近几年大量栽种这种植物固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晚，我们住在了离烽火台不远的一座“边墙下的小村庄”——郭梁村。整个村子只有三十多人，多为老人和妇女儿童，年轻人都已经外出打工。乔老师带着研究生走家串户，在村里调查民俗、民居，村里年轻人的离去让村子失去了往日的“红火”，传统年节习俗逐渐衰败，被玻璃装点的窗格子上已经看不到窗花的影子。没有了学校的村庄，父母为了儿女就学只能涌向城市，废弃的土窑洞遍布整个村子，杂乱的土炕上还糊着近月的报纸，旧衣物散乱的丢弃在屋角。这是也许是万里“边墙”下的无数村庄的一个缩影，边墙下的村庄自生自灭，悄然淹没在漫天黄沙和人们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保存，“边墙下的村庄”依然是边缘，依然是被人遗忘的。
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向我们袭来，瞬间黄沙蔽日，狂风呼啸，步行在田野中的我们找不到可以遮蔽风沙的地方，只好紧紧包裹口鼻，沿着大路向最近的老乡家摸索前进。老乡告诉我们，这样的沙在他们眼里远不算什么，往年的时候风沙比这大得多。在老照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昔日那如同戈壁滩一样荒凉的土地，如今已经可以看到四处茁壮生长的“柠条”，尽管为了保护植被禁止放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群群山羊自在的啃食大地上星星点点的绿色，显然这是在偷放，过度放牧带来了比沙尘暴更厉害的持续的贫困。
靖边行
靖边民间艺术形式丰富，这里是艾青、古元采集窗花剪纸的地方，李季也曾来采风，他在这里听到了信天游，在三边文化的熏染下，他以信天游的形式创作了《王贵与李香香》，这个题材在今天仍可以在靖边的很多剪纸作品中看到。继续沿着先辈的足迹追寻，我们于5月12日到达靖边，至此，我们完整的走过了昔日的三边地区。在靖边县文化馆馆长闫志雄的带领下，我们先去参观文化馆办的剪纸传习班，靖边剪纸风格细致，据说种细腻的风格源于早年当地来自于南方的屯兵，乔老师对这种细腻的风格产生浓厚兴趣，他拿起剪刀与传习班上的传承人热切交流。
随后我们前往关家庙村考察，该村妇女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剪纸合作社”，这是个新生事物，合作社的组织者名叫许长峰，关家庙村是她的娘家。合作社是一种新的模式，在许长峰的组织下，农民自发的行动起来铰剪纸、卖剪纸，合作社现在有50多个剪工，他们按照许长峰画的样子剪，许长峰按照每张小幅2元的价格给他们工钱。据许长峰说，她已经投入10多万元，到今年已经收入27,500块钱，现在生意逐步的走入正轨，她希望很快能把本钱收回来。我们到的时候她正在创作剪纸《王贵与李香香》，这是大幅的创作型剪纸。从创办合作社到个人剪纸创作，关家庙村的妇女们已经走在了文化的前沿，自觉性的寻找民间艺术的出口。
当年，古元来延安的时候，窗花还处在原始状态，靳之林来延安的时候发现了窗花后面的文化，并且把老奶奶请到中央美院铰窗花，带到法国去办展览，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三边，剪纸已经不在窗户上使用，他已经脱离开民俗，变成现代社会中的商品、艺术品，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历史，见证了七十年的变化，如何解读这七十年的变化，正是我们这次寻根考察的课题所在。
告别关家庙村，我们马不停蹄的赶往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东坑乡，参观该乡的文化站。此时，我们再一次来到了一个乡一级的文化站，这里与安边不同，靖边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我们看到了硕大、气派的广场，结实、敞亮的房子。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剪纸书画展，据乡文化站的负责人说，剪纸是乡上活跃的老年妇女的作品，没有年轻人参与，乡文化站也是没有经费做活动，听说国家给乡一级的文化站划拨了5万元的活动经费，以此支持鼓励乡一级文化站举办文化活动，可是自去年底听到消息到现在资金依然没有到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乡文化活动中心变相的成为老年活动中心，没有年轻人的传承徒有其表，总体经济水平较好的区域依然面临文化活动没有经费的困境，文化部给乡政府的文化活动资金，不是被克扣就是拖欠。中国乡村的文化建设，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波澜壮阔的展览，真正的文化关怀离乡村还很远。
再回安塞
安塞是陕北剪纸的腹地，1974年，靳之林因为热爱古元的作品，热爱延安，历尽艰辛踏上延安的土地，在延安工作十三年当中，他在这里发现了剪纸，在这里办起了剪纸学习班，在这里挖掘陕北文化。乔晓光接续了上一辈源自延安鲁艺的精神，热爱民间艺术，关注农民的传统，去黄河走了十年，1990年，刚刚毕业留校的乔晓光开始为安塞剪纸在美院的展览奔忙，后来又多次带学生到安塞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与陕北的情缘，出于对民间艺术的热爱，出于对农民的感情，三代人奔赴陕北，使得陕北剪纸在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出现在当代文化视野中。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安塞，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向延安鲁艺精神的致敬，走向基层了解乡村，去探寻先辈们走过的地方现在的状况。乔老师带着我们这群年轻人，到“大鲁艺”中去，为寻找民间美术学科的精神而来，这是也是民间美术学科自诞生延续至今的传统。
我们采访了安塞文化馆的孙胜利，他从1991年进入安塞文化馆，一直工作至今，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馆对安塞剪纸传统的守护，靳之林老师当年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安塞一直延续着自1979年开始的“剪纸学习、培训、创作班”传统，至今已经举办了26届，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传承、生产、展览乃至销售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安塞模式”。安塞有着丰富的民间艺术，县城旁边的小山丘现在已经被建设成了腰鼓山，红色的金属剪纸雕塑环绕山腰，山顶矗立着一个十几米的巨型腰鼓，民间文化在安塞登上主流文化舞台，成为安塞面向外界的品牌。在文化馆馆长陪同下，乔老师参观了县城里的部分剪纸作坊，发现那些乡村里优秀的剪花妇女都云集在县城，她们对非遗影响在社会上的提升以及地方政府和文化活动对非遗的需求都十分敏感，她们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陈列室、剪纸作坊、合作社和传习班，她们的剪纸销售得很好，主要用于当地政府、企业文化活动中的礼品和室内装饰。安塞作为民间剪纸传统丰富深厚的区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剪纸普查中，曾经在几万乡村妇女中发掘出了几十位优秀代表性的剪纸传人，那时日常民俗生活中，贴窗花的习俗还在盛行。今天安塞的许多乡村中，贴窗花的习俗渐趋式微，乡村里许多年纪大的传承人已不再剪窗花，年轻人已不再学剪窗花了。如何让传统回归乡村？乔老师再次提到了“活态保护”的概念，他建议安塞文化馆寻找有民间艺术基础的村子建立“活态博物馆”，把一些培训活动从县城搬到乡村的窑洞里去举办，促进乡村与活的文化传统结合，安塞文化馆馆长对这个建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希望能在在今年春节将“活态博物馆”搞起来。
下午，我们结识了当地热心的民间文化组织者张宏琦，在他的陪同下，我们前往马家沟考察，这条沟里零散的分布着几个村落，村落之间隔山相望，真是“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我们徒步走在大山之中，寻到一个很小的村庄，村子只有极少的人，我们在半山腰遇到了在地里耕作的奶奶，她已经七十多岁高龄，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她拉着我们的手带我们去她的窑洞，三孔的窑洞只有一孔还在使用，其他已经破败坍塌了，因为只有她一个人住，儿女们都住在县城里，隔一段时间会回来看她，她住惯了山沟里的土窑洞，也不愿意为儿女添麻烦，不想去城里住。当晚，张宏琦请了陕北说书艺人、民歌手和吹手为我们演出，演出十分精彩，周围的村民也热闹聚在一起观看。这样的表演在山沟里偏远的村落中已经很少见得到了，但乡村对文化的需求依然在，这种需求在当下成为奢望，年轻的农民工告别了土地，在城市打工，他们留恋城市里多彩的生活，乡村的生活已经离他们远去，文化生活贫瘠的乡村更不会吸引年轻人回去。
访延安大学
从安塞回到延安后，乔晓光访问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和当年的“鲁艺”有着密切的关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在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1996年，延安大学恢复重建鲁迅艺术学院。乔老师参观了延安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陈列室搜集、展示了大量延安鲁艺时期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延续了自身与延安鲁艺的联系与传承。随后，乔老师应延安大学的邀请，与该院所属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师座谈，与会的有延安大学副校长胡俊生，科研处副处长郭延飞，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小兵，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孙宏亮等人，座谈会上乔晓光指出，延安大学应充分利用其优越的资源，依托背后的延安鲁艺、秦汉文化、民间艺术，将这些资源与延安大学发生关联，并要注重建立起宽广的国际视野。同时也提醒延安大学应该发现自己身边源自延安“鲁艺”的文脉，建设体系化的、具有竞争力的民间艺术学科，延安大学在“陕北说书”以及相关口传文化方面研究做的很好，但是相关课程没有真正的开始，应抓紧着手建立和非遗相关的民间歌曲、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等门类，成体系、有序列的品牌学科，在延安这些非遗还没有消亡的时候抓紧保护起来，真正发挥大学的作用。会后，乔老师带领学生观摩了鲁迅艺术学院美术教师的作品，这些教师已经完全使用学院派的方法，虽然在题材上还保持的对延安风景的热情，但延安鲁艺的创作方法已经没有了。作为“鲁艺”传承者的延安大学应该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把“鲁艺”的精神发扬传承下去，这是艰难却有意义的。
寻根碾庄
最后一站，我们抵达了碾庄，碾庄是延安城外十几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于我们而言，这是个精神圣地。古元的“大鲁艺”是从碾庄开始的，这个小小的村落深深的影响了古元，让古元魂牵梦萦，一辈子都难以割舍，1979年他在靳之林的陪同下又回到到碾庄。靳之林受到古元深刻的影响，这使得他奔赴延安，开始他与延安的缘分。历史交汇在碾庄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是什么成就了碾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就了碾庄，碾庄成为了古元成就艺术道路的象征。
古元在1940年的夏天从鲁艺毕业，经由组织分配到碾庄担任文书，在这里创作了《农村小景》、《准备春耕》、《入仓》、《离婚诉》等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在碾庄工作的一年使古元深刻的认识生活，与农民培养的深厚的情感，这一年是古元艺术形成和升华的重要时期，成就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文脉。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碾庄。在碾庄我们见到了古元工作时候的村干部及房东的后代，他们也都70多岁了。他们中有些人见过古元，知道许多古元的故事，但是他们已经成为碾庄红色时期最后的记忆者了。古元工作过的窑洞依然在，坚实的石窑经得起岁月的冲蚀，人们的记忆在时间面前却不堪一击，院子大门紧闭，旁边垒起了一个鸡窝，带领我们的老人指着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院子几年前已经以几千元的价格卖给了个人。为了不让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失望，老人带着我们爬到窑洞顶上，这里可以看到院子的全貌，院子里面荒草丛生，掩映着半截坍塌的院墙，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乔老师从鲁艺旧址桥儿沟过来，来这里却看到了一片萧瑟和破败，显然关于古元的记忆已经和村庄没有关系了，乔老师告诉老人们，回到北京后会写信给延安市政府，建议政府把碾庄作为和延安座谈会讲话相关的革命文物遗址保护下来。
八口窑洞静静的矗立在那里，如同纪念碑，讲述着少有人懂的故事。不过幸好，我们还是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走到了这里，一路走来，我们在三代老师的带领下，看到了延安鲁艺活的精神、活的文脉，在人们仰慕西方的哈佛、剑桥，去他们那里寻找根系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学科是来自于这里！建立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学科，创建实践类大学，延安鲁艺是值得推广的文脉。
未来
回到北京，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马上着手梳理这次考察的资料，梳理的过程也是对我们的训练，因为六月份，我们又要启程，奔赴西南、西北，开始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的田野考察工作。遵循着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沿着延安鲁艺这条人民的文脉，七十年，三代人，我们必定可以把中国剪纸文化这一颗底层的珍珠呈现于世人面前。在大学里坚持这样一种稀有的文脉，任重道远，我们知道这会是一条充满磨难和艰辛的道路，但坚信这也是中华民族有希望的一条道路。
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 何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