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对于民族形式的热切追求，实际上同时代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新中国建立后，从解放区进入到北京的大批文艺工作者也把革命的文艺思想带到了这里。董希文欣然接受了党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方针，以及文艺面向工农兵的服务思想。党的这些文艺思想同董希文过去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关注点来说，都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甚至可以说，董希文的个人理想与新政权所倡导的文艺发展方向在现实中达到了统一。董希文由此在现实中进一步探索并不断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而新生的中国也需要董希文这样出色的艺术家来实践自己的国家意志。董希文的艺术创作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就大大增强了他进一步追求民族表现形式的自信心。从1949年到1957年这8年间是董希文心情最畅快的时期，也是艺术上成就卓著的时期。1949年7月，他作为代表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2—1953年，他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创作起稿组组长。1953年，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并被选为全国美协北京代表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1954年，他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西藏康藏筑路部队慰问。1956年，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57年2月，他作为中国美术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苏联第一届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等。 诸多荣誉无疑为董希文的艺术探索提供了切实鼓舞的精神动力。尤其江丰继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之后，他所撰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全院师生无不研读。江丰对于文艺复兴的推崇，无非是想召唤新时代的如同文艺复兴三杰一样的纪念碑式的艺术巨人的出现。江丰从著书立说到艺术活动，都在极力倡导历史纪念碑式的艺术。 而以史诗般的、纪念碑式的艺术，对新中国形象的塑造，对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形象的重塑，也正是划时代的新中国从新政权到新社会到人民心理的客观要求。董希文无疑顺应了这一客观要求，而且为此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因此受到江丰的特别器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选择了董希文。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及其后的一系列创作无疑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大地反映并满足了这一历史的客观要求。

《开国大典》之后，董希文继续沿着追求民族表现形式的艺术道路，先后创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如《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长征路线写生、《百万雄师下江南》、西藏写生等，几乎每一幅作品的完成都给人们带来一次新的惊喜。有人认为董希文从《开国大典》后退步了，理由是过于追求宏大的政治主题叙事，而没有像《哈萨克牧羊女》那样艺术表现纯粹了，艺术性降低了。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且不论这种说法背后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及现代主义的价值标准问题，就是回到董希文创作的本身，也没有充分尊重历史的事实。从艺术表现性来说，把董希文建国前后两个阶段的创作比较起来看，很显然，他对民族艺术表现形式的追求，是更加深化和凝练了。比如1961年西藏写生的那批作品，无论是主题思想的提炼还是表现形式，都更加挥洒自如，把油画的基本技术特点与民族艺术的表现方法完全融合为一体，达到了纯熟自由的境地，体现出董希文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是此前的艺术表现力的再一次探索、超越和升华。特别是他对油画民族化的思想主张，更是他个人创作实践的深刻总结和对油画中国风的深入研究与阐发，对后来油画民族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任何艺术作品的艺术性都不能脱离作品的思想实质和具体内容。从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影响力来说，董希文前后两个阶段的表现也是不可比拟的。董希文于4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油画中探索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民族审美趣味的表达，但是应当看到，这还只是他个人朴素的艺术理想的追求，处在对艺术形式本身的趣味探索上，完全在个人理解的道路上前行。50年代，他的革命热情被高度激发起来，作品就大不相同，他热衷于描绘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主题，把艺术当作推动人民群众前进的一种手段了。 作品中的思想内涵由此大大提升。最明显的是《开国大典》，把民族形式的表现已经同整个国家正在高扬的民族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他对民族形式的理想追求同国家、同时代的精神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民族形式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如他自己所说：“能有机会创作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画，是千年难逢的好运气。” 这就大大加深了他对民族形式、民族艺术精神的理解，促使他更加自觉、更有信心地去探索和深化新的艺术表现力。而且民族表现形式的创造性还由于他亲见的新的生活、新的气象所产生的激动而被更加充分地激发出来。应该说，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新旧中国的强烈对比，如果不是他亲身参加了迎接解放、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实践⋯⋯怎能焕发出如此强烈的歌颂新中国强大生命力的创作激情，画出一系列优秀作品呢？如果没有亲见西南少数民族在黑暗的旧中国过的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和建国后三次进藏深入生活中亲身感受到的强烈对比，又怎么可能出现《春到西藏》、《千年土地翻了身》等一系列作品！正由于有了如此深刻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才可能产生如此明确的主题、强烈的激情和表现欲；才可能如此强烈地要求和探索一切表现手段，必达目的才罢休。 由此而言，正是他这一段的政治激情，激活了他艺术创作的激情。正是广袤的人民生活的天地打开了他艺术上更开阔的天地。强烈的爱憎诱发了强烈的表现欲望，强烈的表现欲望又激发他追求最能表达激情的语言。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建国后对重大主题创作的追求，并由此引发对新的艺术表现力的探索和深化，也就没有董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