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绘画多宋、元以后的作品，对我国早期绘画艺术的了解，过去主要依靠文献记述和一部份宋以后摹本。战国和汉、唐帛画的出土，揭示了早期绘画的高度成就，但遗物极少，无法知其传承变革；石窟与寺观壁画虽较丰富，主要是从宗教画方面展示了发展轨迹；近年大量墓室，壁画的发现，则比较全面呈现了长期世俗绘画艺术的发展面貌。
汉唐、辽金以至元明墓室壁画的不断出土，为了解汉代以来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实物。使之不仅能联系文献，具体地认识各个时期绘画艺术的成就，而且弥补了早期传世绘画作品的缺失，能清楚地了解到古代绘画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例如各时期题材内容所呈现的社会意识与习俗、绘画技艺以及质材运用等的发展，从而能较明确地认识古代绘画各时期的变革及其传承关系。
汉代壁画墓在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内蒙、辽宁、甘肃等地多有发现，广州、江苏等地也偶有汉代壁画出土，壁画内容多为以下几方面:
一、日月天象、四神、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以及祥瑞等。这些图象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升仙思想，以及驱邪祈祥的意愿。河南永城芒山柿园梁王壁画墓，主室顶部西半部中为巨龙，两边为白虎、朱雀，四周绕以云纹，窗壁绘有朱雀、白虎、云纹，西壁（即墓门两侧）绘灵芝和云纹。这一铺巨龙生动展示了西汉绘画的高度技艺，以及表现想象中神兽的宏伟气势。西安交大西汉墓，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弓形券顶上为《天象图》和仙鹤云彩。矢象图》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星辰相配，除剥落外尚存八十余颗星，星间以黑线连接。并配有人物、禽兽，以图画表明各星组含义和名称，共二十八组。诸星皆白色，仅东方青龙左后爪下的一颗星为朱红色。在星辰圈中间南北一线，南有朱色太阳，中有展翅金乌；北有白色月轮，中绘玉兔和蟾蜍。日、月周围有青、绿、莲、白、黑诸色云，云间绘黑、白仙鹤。太阳左侧有一绿色凤凰。星辰圈外，南边为云和十余白鹤，或侧或正，各具形态。北边东侧夹角绘一青蛙，相对应的西侧绘三足乌。后壁绘鹿和仙鹤，四壁下部绘云纹，东、西、北三壁绘虎和猛禽、鹿、鹤、天鹅等。此墓二十八宿，是汉代矢象图》的重要发现。
二、圣贤、孝子、列女等历史传说故事。汉代在宫殿、馆舍画历史人物故事，始于西汉晚期。文献记载光和元年鸿都门学就曾画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汉献帝时太常赵岐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烧沟六十一号墓前室隔正面梯形花砖绘四神及傩仪，楣额用两块长条空心砖连接，上绘《二桃杀三士》故事，人物生动，富有气势。
三、墓主家居生活图象。如洛阳偃师辛村壁画墓，中室西壁南为《庖厨图》，庖丁戴冠，身著紫红宽袖上衣，袖上挽，左手按物于案上，右手执刀，作切割状。左侧一女侍束发，身著红色宽袖长裙，双膝跪地，向盆里抓物；前方两侧各一男侍，手持托扳把食物端向主人。北为佧博宴饮图》。帷幔下右边二人相对而坐，戴黑冠，著红袍。左边二人，前一老者著长袍，后有侍者两手相挽。画面下部绘两老者六博，右著长袍，束腰，上身前倾，右手高举；左著宽袖紫袍跽坐，身后跪坐一怀抱乐器的侍者。东壁南为《宴饮对舞图》，中绘男女对舞，左右各有三乐伎席地而坐，正在奏乐。男舞者居左，上身袒露，白发披肩，下穿灰裤，双腿半蹲，女舞者居右，上著舒袖衣，下穿裤，束腰，腰带飘曳。画面左下角观舞老者席地而坐，著宽袖长袍，前一女侍著红衣，跪捧耳杯。右下角一老者箕踞地上。上部空心砖破碎，可见帷幔下二人对坐而饮，中一羊尊，上部四人分二组对饮。右下左为一妪著宽袖长裙席地而坐，前跪一女侍，双手捧耳杯递上，左下方三女子，中穿紫色宽袖翻领上衣，红裙，左右各一侍女，亦长裙。这些图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世俗生活情趣。
四、车马出行、幕府官寺、属吏。常见以车马出行表现墓主的仕途经历。安平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墓出行图》绘于中室；手持便面坐于帷帐中的墓主与门卒、属吏绘于右侧室；陶灶、陶釜等明器置于左侧室。其后墓室布局大体相同。和林格尔墓的《出行图》，生动地描绘了边塞官吏浩浩荡荡的出行行列。此外，安丘画象石墓、安平壁画墓等也有多套《车马出行图》。《幕府官寺图》、《属吏图》出现于东汉晚期壁画墓，都是显示墓主所任官职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河南密县东汉晚期壁画墓，壁画皆绘于中室。后土郭一号墓中室东壁，绘有十人组成的仪仗队；后土郭三号墓中室西、南壁画六名形象高大的属吏，或戴梁冠，或著巾愤。密县打虎亭二号墓，中室北壁上部所绘宽726厘米、高95厘米的巨幅宴饮百戏场面，实质上也是《属吏图》，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此墓是通过墓主夫妇和众多属吏同赏乐舞，来炫耀墓主生前的地位。
五、反映庄园生产的图象，如水田、池塘、践碓、井、仓房等。这类图象见于平陆枣园等墓，壁画所表现的牛耕、耧播等标志当时庄园经济所占的重要地位。和林格尔墓出现比较完整的庄园生产图象，说明当时庄园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实行多种经营。
六、楼堂建筑、庄园乌壁。楼堂建筑出现于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增多，东汉晚期达到盛期，出现了重楼连阁、宅院。建筑中有望楼、角楼以及守卫武士。和林格尔墓则出现了坞壁。
由于近年大量汉墓壁画的发现，使我们知道:汉代绘画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有很高的水平，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在绘画技艺上也呈现了多种的表现形式与方法，和当时在墓俑上体现的雕塑造诣是不相上下的。
魏晋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以及其它各种原因，中原及江南地区，墓室壁画遗存较少，而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墓室壁画，虽在规模和技艺的某些方面不及中原汉墓壁画，但却更多地反映了边区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墓，墓壁上栏画云、鸟及四神，北壁下栏画墓主手执麈尾坐于堂上，旁设旌节、兵阑、华盖等仪仗，其余壁面绘夷汉部曲、铠马、家丁、宅邸等。壁画技法拙稚，但对研究当时西南地区的习尚及民族关系具有一定价值。河西地区魏晋时期的壁画墓，在甘肃酒泉、嘉峪关、敦煌及新疆吐鲁番等地均有发现。东北地区魏晋壁画墓集中在辽东郡首府（今辽阳）近郊，在朝阳、北票等县也发现少量东晋十六国墓。集安附近先后发现高句丽壁画墓二十座，现存早期高句丽壁画墓，年代相当十六国时期。
魏晋十六国时期边区少数民族墓室壁画，都各具特色，而表现技艺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流行的内容，除传统的日、月、星、云、四神等天象图外，也出现有东王公及西王母、羽人神兽、飞仙莲花、礼佛供养等图象，这与传统的神话故事以及佛教的广泛传播是密切相关的；在家居宴饮、乐舞百戏、祭奠奉食、狩猎出行、楼阁宅第、农牧庖厨中，则生动地表现了当地乐舞、狩猎、牛耕、屠宰、牧放、角抵、炊煮等日常生活习俗；家居宴饮皆画墓主夫妇对坐，出行多乘牛车；嘉峪关魏画象砖墓一号、三号两墓见到多幅《坞壁图》，酒泉西沟村93JXM7墓除表现了不同民族群体所进行的农耕和畜牧不同的生产活动，反映了边塞的特色；表现大量简牍书籍的画象反映了墓主在文化领域的身份与地位。而高句丽墓的狩猎画面则继承战国、秦、汉传统，而又与北朝敦煌？石窟壁画上的《狩猎图》遥相对应。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彩和相互交融的密切关系。
南北朝时期的墓室壁画，主要发现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在太原、固原和磁县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大型北齐墓葬。在山东济南临朐等地也发现几座北朝中下层官吏的壁画墓。南北朝墓室壁画，除表现与死者相关的世俗生活图景，也有历史故实如《七贤图》以及寓意吉祥的《千秋万岁》等图象。表现死者生前出行、狩猎、宴乐等场面则更为宏伟。磁县湾漳六世纪中叶大型壁画墓和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茹茹公主闾氏墓，墓道壁画均为青龙、白虎引导下四列仪仗出行图，当为皇室的墓葬规格。湾漳墓道两壁《仪卫出行图》，上方描绘神禽异兽、莲花流云，下为由五十三人组成的仪卫，气势宏伟，展现了北齐宫廷绘画的技艺与特色。太原王郭村发掘的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娄睿墓，甬道天井画武士侍从，墓道两壁画出行仪仗，分上下三层:上层绘奔犬、骑卫、马群和驼队；中层画出行骑射行列；下层作诞马、侍卫、鼓吹。东西两壁内容大体相同，只是西壁作向外出行，人物多乘骑；东壁则向内归来，人物多步行。中层人物皆佩弓箭袋，执弛弓，三五成组，或策马扬鞭，或纵辔缓步，或勒缰回首，或驻马凝视。人员向背呼应，马匹导从有序。笔迹雄健浑厚，形态生动自然。墓室后壁~下层，绘娄睿夫妇端坐帷帐内，前有几案；两侧绘歌舞伎乐，供奉内侍；左右壁绘准备出行之鞍马、牛车。左壁（东壁）绘备马出行，墓主由侍从护卫，御夫童竖迎候；右壁（西壁）绘待发之车。女侍、御夫从者十余人；前壁下层绘树下侍卫。左右壁中层绘羽人、仙人乘龙和雷公击鼓；四壁上层画十二生肖，中间穿插有神兽。磁县湾漳六世纪大型壁画墓和山东临淄崔氏十号墓十七号墓均有《十二生肖图》。
大量北齐壁画展示了这一时期高度的技艺水平，北齐画家迹参戎马，故精于鞍马人物，人物圆额丰颐，眉扬眼吊，姿态生动，神情各异；马匹转侧腾跃，扬首缩蹄，翘尾振缨，生机盎然，似乎能真的听得到嘶鸣叩蹄之声，如形容杨子华“尝马于壁，夜听蹄啮长鸣，如索水草。”的记载一般。北齐画家注意描绘各种活动中的人物动态，并刻划了不同身份人物的内在气质和情绪，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风土人物，反映了时代的特色与风貌。把绘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以至出现了画家杨子华、曹仲达这样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为隋唐绘画进一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陕西、山东、山西、新疆、广东、湖北等地隋唐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壁画。这时天象图仍流行，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张佑墓、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李升墓、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李儇的靖陵在墓室顶部天象下也有十二时龛，沿袭了前代体制。唐代厚葬成风，墓室结构与壁画规模也超过前代。像永泰、懿德、章怀等皇族的墓葬，墓道的两壁绘有青龙、白虎，下面展现有规模浩大的出行仪仗、太子大朝，以及纵横驰骋的狩猎和马球等画面，而文武宫吏的墓葬绘出了出游、备骑出行，以牛车、马、骆驼为主体的仪仗队。在中、睿宗时，淮阳郡王韦洞幕墓道出现青龙、白虎，玄宗时，雁门县公薛莫墓、明威将军高元墓也出现青龙、白虎，说明其限制已不严格。皇室墓室过洞、天井两壁除装饰有柱、枋、斗拱和楼阁建筑外，多有仪仗、戟架、驯豹、架鹰、架鹞、牵驼、牛车等，有的还绘有男、女侍、辇以及各种家内杂役场面。甬道和墓室主要表现宫廷和家居生活，有手持各种日常生活用具和乐器的侍从，墓主夫妇宴乐、庭院行乐，还有农牧等场面。
唐墓壁画在内容上鲜明地表现出时代新风，重视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多层次地反映了社会习俗和风尚。宫苑仕女、游园、乐舞等描绘妇女的题材非常突出。韦洞墓壁画宫女多广袖长裙，面饰花钿。长乐公主墓侍女中有肤色较深，满头卷发，耳戴大环的“昆仑奴”。章怀太子墓甬道，宫女有的怀抱公鸡，有的手提彩蛋，有的手托盆景。前室则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奏乐欢唱，还有漫步庭园、观鸟捕蝉等等。懿德、永泰、韦浩等墓也多仕女题材的构思情节、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耐人寻味。
唐代西州时期当地一些望族的墓葬中有以联屏绢画来代替壁画装饰墓室，例如阿斯塔那张氏墓地72TAM230墓绢画《舞乐屏风》，72TAM187墓绢画《弈棋仕女图》，以及72TAM188墓《牧马屏风》，无论绘画技巧还是艺术风格，都与中原唐代绘画作品无异，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杰出水平。
初唐时期的壁画，对人物的面部描绘，不仅注意了五官特征的刻画，更致力于眼的传神，宫女的凝思遐想，回首顾盼，俯视会神，《马球图》反身出球等神态，无一不是通过眼神的描绘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和思想。画家以高度写实手法，塑造具体人物性格、气质与情态，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盛唐时期墓室壁画突出地表现墓主人生前的日常生活。墓道绘男、女侍，在过洞的顶部绘有楼阁建筑、东西壁绘出牵马侍者、拱手侍者。在天井两壁，除戟架、武士像、骑马侍卫外，绘有男侍、花卉、草、石等。甬道两壁绘出了各类男、女侍。在墓室内则绘出侍者与乐舞。有的墓中在墓室的北壁、西壁还绘出墓主人像。如高元墓室北壁绘墓主人像苏思勖墓室东壁绘《乐舞图》。
哈拉和卓TKM50号唐墓，后室壁画花鸟屏风六扇。壁画花鸟作左右相对布局，左为《萱草》、《蒲公英锦鸡》、《药苗家鸭》；右为《水蓼》、《鸢草家鸭》、《药苗锦鸡》。锦鸡、家鸭雌雄相对。花鸟屏风所呈现的绘画水平，说明唐代工细的花鸟画日臻成熟的同时，粗放的写意花鸟也出现新貌，并达到了“得动植生意”的水平。花鸟画也不只是停留在通过鹤的轩昂、鹭的幽闲，来抒发画家的情怀，而壁画上的禽鸟幽闲野适，深具田园气息，是花鸟画在意趣方面的重要发展。这一作品对于我们了解当时被称为“花鸟冠于代”的边鸾在花鸟画方面的创造，具有一定意义。并说明中晚唐以花鸟为专长的画家也日渐增多，师法边鸾或接受他的影响的画家也大有人在。这都标志着唐代花鸟画的长足发展。北京八里庄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王公淑夫人吴氏墓后壁《芦雁牡丹立屏》和五代曲阳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北平王王处直墓前室上部绘云鹤，下部绘《人物花鸟屏风》，都反映了这时花鸟画的发展。王处直墓仍依唐制建方形前后室和侧室，墓室顶部天象图下四壁嵌入彩绘十二时浮雕，与长安唐墓一脉相承。十世纪中叶南京南唐二陵、杭州临安吴越王室墓均沿袭此制。王处直墓东、西耳室各有壁画三幅，东耳室北壁绘一妇女，头梳高髻，身穿襦裙高履，后一男童；南壁绘一女侍；东壁上为山水画，下绘长案及生活用具。西耳室壁画相近，北壁绘一妇女手持盒，后随一女童。人物形象生动，情态感人。墓内石雕伎乐和前室十二时彩绘浮雕，开创了此后墓室彩雕的先例。后室西壁浮雕彩绘《散乐图》，真切地表现了乐队演奏时的神情动态，是雕绘结合的精品。前室北壁的水墨山水画，层峦丘壑，远山近溪，和东侧室的横幅山水，揭示了山水画发展的具体进程，为五代山|水画的重要遗品。
河南禹县、安阳、新安、江苏淮安、福建尤溪等地北宋墓,壁画题材和河北井陉柿庄宋、金墓大体相同，除《宴饮图》、《伎乐图》、《供养图》外，也有《耕获图》、《牧放图》之类的生产图象；登封王上村墓有反映墓主信仰的《论道图》和《升仙图》以及描绘自然的梅竹双禽、三鹤等花鸟壁画；荥阳、嵩县墓室壁画中有孝子故事图象。登封王上村墓《侍女图》人物清秀，井陉柿庄6号墓的《捣练图》完整精美，均富有生活气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壁画反映社会生活的内涵。
辽的上京、中京和燕云十六州发现辽代壁画墓约四十余座，其中内蒙巴林左旗东陵、内蒙库伦旗壁画墓群、内蒙阿鲁科尔沁旗宝山一（天赞二年923年）、二号墓、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宝山二号墓与一号墓时代相近，规模较小，而形制类似，由前室、南、北两侧室及主室（石房）组成。墓室多绘有壁画，而以石房中壁画最精美。南、北两壁描绘园林中墓主诵经和差遣信使的日常生活情景，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描绘社会现实题材的重要作品。宝山辽墓壁画是反映契丹贵族生活的一面镜子。而河北宣化一带辽墓，则反映了辽代汉族官吏的生活与传统。宣化张恭诱墓、张世古墓、张匡正墓所绘天象图，由内二十八宿、外十二宫或内十二宫、外二十八宿组成，其外为十二时形象，直接继承了唐五代墓室遗制，可见汉文化的深重影响。辽墓壁画有《功臣图》、《出行图》、《归来图》、《牧放图》、《骑猎图》、《备膳图》、《宴饮图》、《伎乐图》，也出现了《茶道图》和《备经图》，以及反映草原游牧的各种图景。辽墓壁画在吸收中原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又具有显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大大丰富了我国多民族艺术的内涵，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继北齐墓室壁画的发现，又一突破性的考古成就。
金墓除砖雕以外，也出现有墓室壁画，多画孝子故事和墓主人生前的起居生活。有的拱眼藻井，上绘有装饰纹样，画风虽粗砺、简率，但生活气息十分浓郁，展现了壁画工匠对描绘现实生活的概括能力。崔琼、程经等画工于正隆三年（1158）在山西长子县绘制的墓室壁画、长治故漳村大定二十九年（1189）墓壁画，就是其中的代表；山西河曲、泌源、绛具、稷山、井邢、闻喜等县以及河南焦作、甘肃武山县均有孝子故事和以侍奉、劳作等为题材的墓室壁画。辽宁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探病图》、《游乐图》，生动地反映了墓主生前的日常生活情况，富有现实情趣。
我国墓室壁画展示了古代广大民间匠师在绘画上的高度成就，特别是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壁画作品，印证了像北齐杨子华、唐代张萱、吴道子、边鸾以及辽代宫廷画师这样一些画坛高手的画风与技艺，对于了解绘画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磁县湾漳大墓和太原娄睿墓壁画呈现了北齐杨子华人物造型和用线的遗风；而永泰公主墓的宫女及阿斯塔那墓绢画则揭示了盛唐张萱画风形成的时代基础；章怀太子墓《礼宾图》的人物造型和纯熟的线描，也开启了唐代盛期绘画的风貌。线条挺拔遒劲，准确有力，人物神态自然，富有性格。盛唐壁画赋彩简淡，用笔浑厚，有粗细疏密的变化。长达数尺的线条，一挥而就。笔势圆转，笔意不断，波折起伏，表现出衣服的飘举和质感。人物洒脱豪迈，满壁风动的气势，体现了张僧繇、吴道子疏体画风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唐、五代、辽金墓室壁画展现的广阔生活场景，表明这一时期不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草虫，在继承民族绘画传统和各族进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使中国的壁画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更具有特点。各地发现的元、明壁画墓，在技艺和绘画题材方面，展现了民间画工在绘画领域所进行的探索，也从不同方面补充了绘画史的领域。由于有了墓室壁画的大量出土，使中国绘画艺术全面揭示了光辉的发展历程。
原文刊载于《美术研究》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