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对历史图像的微观分析，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宏观思考。本文认为，梁启超《新史学》中所谓的“世界之中国”，并非只是最晚进的“近世史”阶段的特征，而是包括“上世史”“中世史”在内的中国整体历史的特征。作为文化和空间双重视域的“中国”，正是在与“世界”不断交接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大中国”和“小中国”的视域，一方面，认为可以通过传统图像关于“昆仑”的艺术想象，学习到具有重大历史潜力的新的空间和地理范式；另一方面，还指出了这一空间和地理范式背后所依据的真实的自然地理格局：是青藏高原的崛起导致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双向循环的季风模式，形成亚、欧、非三大洲，以及地中海、黑海、红海、印度洋与太平洋诸文明之间来来往往、相互交流的自然节律，从而为世界文明相互需要的整体性，以及全球史和跨文化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自然与地理的基础。

作为中国20世纪“新史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梁启超写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暨其中最具有“革命性”的表述，是他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重新界定了中国“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范围，即“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这一论述设定了一个进化论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叙事，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设想为一个独立成长的中国文明的少年，走入“亚洲”和“世界”之丛林，而与之激烈竞争并求取生存的艰难历程，反映了同时期帝国主义环伺下晚清中国的严酷情势和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思想在中国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笔下民族主义的、人格化的从“孤立”走向“开放”和“竞争”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它作为一个历史命题却不尽正确。

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早已证明，“现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本身即一个“世界性”种族；意味着世界上的全部人种都是约20万年前于东非诞生的“智人”，于大约8万年至6万年前越过大陆桥向世界各地迁徙和播散的结果。换言之，现代人类各种族群均非本地土生土长猿人的后代，而是同一个波澜壮阔的早期现代人类迁徙史的组成部分。这一历程或许还可以借助地球历史上更早时期的大陆板块漂移—碰撞学说来说明，即今天地球彼此分裂的诸大陆（洲），曾经于远古均从属于一个被称为“潘吉亚”（Pangea）的超大陆。这意味着无论从地理格局还是人类生命而言，世界的整体性均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前提；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文明的宏观眼光和视野。

由此产生我们所谓的“中国之于世界”的第一层含义：“中国之在世界”。即一个孤立的“中国之中国”并不存在，“中国”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世界”之中；“世界”从一开始就作为“中国”之所以产生意义的语境而存在。从西周的“何尊”到春秋时孔子删定的《诗经》，两周文献中屡见不鲜的“中国”表述，无论其意义是“都城”还是“国家”，均是作为一个表达空间的方位而存在的；而作为空间中的方位，“中国”实际上离不开中央之外的“四方”的界定。这种空间关系的最佳图示，可见于根据《尚书·尧典》绘制的《弼成五服图》（图1）。 

图1 《弼成五服图》，《钦定书经图说》卷六，光绪三十一年（1905）

所谓“五服”，意味着一个围绕着王都（图中为“帝都”）层层展开的一个同心圆（或方）式结构。其大意是：王都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是叫作“甸服”的王畿所在地；“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是为王朝诸侯国所在的领地；“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是受王朝文教治理的人民和战士所居之地；“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泛指远离王都的边远地区，也是东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蛮夷”所居之地；“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顾名思义是更为遥远的蛮荒地带，所居的民族为北方和西方的“戎狄”。

这张“地图”所示的空间关系，一方面，是一幅以周代宗法和分封制度为核心的理想“中国”图景：以层层外围包裹着中央和王都，其从近而远的空间路程，同时也是血缘上的亲疏和认同上的同异关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表征（“五服”同时指血缘关系中的“五族”）；另一方面，图式中的“世界”并没有缺位，表现为环绕着中心的每一方位在每一层序上的展开，其最内层与最外围一样，共享着与外界和他者交接的结构性位置。故图中的层级并非只有所示的五层，而是像省略号那样可以继续向外展开，其与四方的相连，既是“中国” 由内而外联通“世界”的方向，也是“世界”自外向内进入“中国”的通道。在此意义上，图式层层套叠的结构可喻为一个并不完整但却可以无限向外编织的网络，它的边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接而逐渐扩大和延展。

由此反观梁启超的“新史学”，即可发现他所谓的“世界之中国”，并非只是最晚进的“近世史”阶段的特征，而是包括“上世史”“中世史”在内的中国整体历史的特征。作为文化和空间双重视域的“中国”，正是在与这一“世界”不断交接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根据不同时期“世界”的形态，可以将梁启超的“新史学”三段论分别改写为统摄于“世界之中国”的总命题之下的3个子命题：“四夷之中国”“四海之中国”“五洲之中国”，作为经重新阐释的21世纪“新史学”的开端。

“四夷之中国”

所谓“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古代中国对于中原四方所有周边民族的总称。长期以来，该词被认为是位居中原的华夏民族对于四方少数民族的贬称，但实际上，“夷夏”之间边界并不分明。不仅中国历史如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和元与清，有大量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而且20世纪以来的众多研究已经证明，就连华夏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都与四夷民族入主中原分不开干系。正如人类学者张经纬所说，中原其实“不是文明之源”，而是“中华文明昌盛的舞台”；这意味着在中国，始终存在着一个由四方与中央组成的一个动态结构，这个结构犹如一个舞台，永远上演着“四夷”与“华夏”之间彼此互动、活色生香的精彩剧情。在这种意义上，“四夷便是中国，中国亦是四夷”。

《弼成五服图》中，“四夷”即置身于“要、荒”二服之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故图中的“中国”，清晰地呈现为一个处在“四夷”围合之中的“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四夷之中国”。

这个“四夷之中国”及其“华”“夷”并置的结构，其图像表现可见于现存中国的第一份世界地图——刻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或金天会十四年（1136）的《华夷图》（图2）。地图上“华”的部分呈现了黄河与长江、长城和海南岛（署名“琼”）的清晰形象，详细地标出了数百个地名；“华”的四周，则是由另外数百个地（国）名所标志的“夷”（世界部分）。其中“华”“夷”保持着中央与四方的结构，但“夷”的具体族属多有变化。例如，位于北方的“北狄”，有“女贞”（女真）、“契丹”“室韦”（蒙古）等；位于西方的“西域”，除“楼兰”“于阗”等外，还有“条支”（叙利亚）、“安息”（波斯）、“大食”（阿拉伯）、“大秦”（拜占庭）和“天竺”（印度）等；位于南方的“南蛮”，则有“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等；位于东方的“东夷”，则有“日本”和“流求”等。在图形表现上，“华”被详细勾勒出了轮廓线（如中国东部的海岸线）；“夷”的部分，所有国家均没有呈现外形，仅以文字（国名）标志。因此，“华”与“夷”（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关系，在这里以图形的语言，被表现为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差别。这种“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可以联系同一石碑背后的另一幅用“计里画方”方式刻制的《禹迹图》来考察，即后者进一步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化为一种有限——无限的关系：中国尽管重要，但却不是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尽管粗略，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可即的。这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画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手卷式横向展开方式：相对于中国的精确与可测量而言，外部世界并非子虚乌有，而只是有待于精确和测量而已。这种构图方式暗示了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从而为“四夷之中国”与更加宏阔的世界的连接与拼合，作了很好的铺垫和暗示。

图2 《华夷图》线图，原碑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南宋高宗绍兴六年或金天会十四年(1136)

“四海之中国”

无独有偶，同一幅《华夷图》中确实可以找到较比“四夷之中国”更为宏大的世界观的表达，体现为它将地图中有形的“中国”放置在无形的大“海”之中加以观照的视域。这个大“海”位于图中东、南两个方位所在的空间，上面仅于右下角空白处标出了一个“海”字；其东部的“东夷”被标志为“海中之国”，南部的“扶南”“林邑”则被标志为“海南之国”，说明此“海”实为连绵一体并向画外空间延伸的一个无限大“海”。不过，尽管图中的北、西两个方位并未画出水面，但图中的榜题文字却既提到了“西海”（“汉甘英到条支，临西海而还”），也暗示了极北处亦有海的存在（“西北有奄蔡，北有骨利干，皆北距大海”）。联系到四方的方位，意味着“中国”如图所示不仅是一个“四夷之中国”，而且更是一个“四海之中国”。

“四海”体现着传统中国的地理视野。《尚书·益稷》中说“予决九川，距四海”，意为大禹治水时疏通九州河流的水道，把水导引到四方的四个大海。这个“四海”即《礼记·祭义》提到的“东海”“西海”“南海”和“北海”。但它们并不一定确指4个具体的海域，而是经常用于表示某种想象中的形式对等性，从而与“中国”概念相匹配。中国的东面和南面本来即环海（是为《华夷图》中东南连通的大“海”），但北面和西面并不临海。“北海”通常仅指北方极远之处的水域，有时可以对应《华夷图》中“骨利干”所“北距（至）”的“大海”（应该指北冰洋），也可以指东北部堪察加半岛的鄂霍次克海（如明代亦失哈七上的“北海”）。作同样理解的还有“西海”，可以意指一系列不确定的水域，如青海湖、巴尔喀什湖甚至地中海（即《华夷图》中明确提到的甘英所临的“西海”）。中国位于“四海”之中（“四海之中国”），并不意味着“四海之内”均是它的国土，而是指它实际置身于从“地中海”到“东海”，从“北冰洋”（或“鄂霍次克海”）到“南海”的广阔的欧亚大陆所编织而成的一个文化和空间的网络。

这个网络到了元明之际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的“四海”观念被扩展为深受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地理概念影响的“七海”观念。所谓的“七海”是伊斯兰世界对全世界所存海洋的总称，其具体内涵并不确定，如《世界境域志》的作者（10世纪）认为是指东洋（绿海，太平洋）、西洋（大西洋）、大海（印度洋）、罗姆海（地中海）、可萨海（里海）、格鲁吉亚海或滂图斯海（黑海）和花剌子模海（咸海）；《黄金草原》的作者马苏第（Al Masudi）则认为是从西方到中国所经过的7个海洋，即今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暹罗湾、占婆海（南海西部）和涨海（南海东部）；还有的作者则将红海、地中海和里海、黑海等纳入其中。

在13世纪至16世纪，上述“七海”的观念和图像都随同时代东西文化大交流而进入中国。例如元代周朗款《拂朗国贡天马图》中就有拂朗国使者“凡七渡巨洋，历四年乃至”的说辞；而明代地图《大明混一图》（1389）和朝鲜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原图制作于1402年，图3），则不仅将上述“七海”的图像赫然表现于上，而且还将包括欧亚非三洲在内的已知世界，概括为一个左、中、右三分的牛头形世界，反映出中国逐渐整合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体系之中的趋势。17世纪初利玛窦集中西地图知识于一体而完成的集大成之作《坤舆万国全图》，便是这一趋势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终点。它把中国镶嵌在包括美洲和南极洲在内的完整世界格局中，奠定了现代中国世界观的基础。

图3 根据日本岛原市本光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约1513—1549)绘制的线图，上面标出了从西方到中国的七个海洋

“五洲之中国”

从1584年至1608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尝试制作不下于12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其中1602年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因为进呈万历皇帝，成为最著名的版本。但无论哪个版本，其基本形态均保持一致，都是将西方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地理知识和科学成就引进中国的尝试。图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呈现了包括南北美洲在内的世界五大洲，即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非洲）、南北亚墨利加（美洲）和墨瓦腊泥加（大洋洲和南极洲），以及经纬线、赤道、南北回归线等。

图形和内容最接近于前者的通俗版本，当数《三才图会》版的《山海舆地全图》（1609，图4）。该图的原本是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时所绘，据说有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刻本，但现已不传。图形略呈椭圆形，更接近于圆形。图的四角各有题识，其中尤其标出了上述世界的五大洲（“内一圈地球分天地五州区境之略”）。该图像随着《三才图会》的广泛传播而影响深远。图上，尽管中国（“大明国”）位于左上方亚欧非大陆的中央部分，但由于3个大陆连绵一体的形象本身，呈现为犹如一个极不规则的图案而漂浮于空中的样貌，图像无疑会给同时代习惯于“中央之国”形象的观众，带来诧异和不安。

朝鲜王朝从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一类奇怪的圆形“天下图”（图5），它由两重大陆和两重大海相互套叠而成，其图形、布局和地名大致相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类图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众说纷纭，其真相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中。笔者曾经在一项研究中尝试揭开此图的秘密，辨析出图像的原型正是上述《三才图会》版的《山海舆地全图》，进而展示了图像作者为此图敷上一层中国面纱，将其重新镶嵌在中国古典知识系统中的具体过程。

图4 《山海舆地全图》，《三才图会》，1609年

这一过程最主要的方面可简述如下：

首先，图像作者将《山海舆地全图》中飘浮于一隅的亚欧非大陆重新安置在中心，使其成为一个中央大陆。其支离破碎的形状，则按照道教《五岳真形图》的眼光，整饬成为一个略近方形、有河海山川流峙的形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侧面的人像。

其次，图像作者再来处理外围的大陆。他将《山海舆地全图》中位于外围的一系列破碎而并不连贯的陆地——南北美洲（南北亚墨利加）、南极洲（墨瓦腊尼加），加上北极和格陵兰（卧兰的亚大州）——连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略近方形的外围大陆。这个外围大陆，看上去像是为凸显中央大陆上的那个人脸肖像所提供的一个镜框。

再其次，他为重整之后的河山安排了双重“五岳”的秩序。除了中央大陆上的“内五岳”（“泰山、嵩山、华山、恒山、衡山”）之外，他还围绕着中央大陆在海上增设了一道“外五岳”（“广野山、丽农山、广桑山、长离山、昆仑山”）。这一源自道经的“外五岳”系统，无疑是图像作者在面对《山海舆地全图》中的“五州（洲）”系统（“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南北亚墨利加”和“墨瓦腊尼加”）时，运用东方资源所作的一次独特的回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如今是“昆仑”而不是“中国”，成为这一新的河山系统中新的中心。本来，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为了能够拼合西方地图，不免使原先传统中国地图中起特殊作用的“昆仑”变得相对化和渺不足论，但在《天下诸国图》图像作者那里，这一“昆仑”不仅恢复了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还在想象中，通过将古代道经与现代地理知识熔于一炉，从而创造出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潜力的新的空间和地理范式。

最后，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天下诸国图》中的双重“五岳”系统还有助于我们阐释“中国之于世界”的复杂含义。前面我们讨论了“世界”含义从“四夷”“四海”到“五洲”的扩展，与之相应的是，这一命题中“中国”的含义亦非铁板一块，而同样存在着内在的演变。首先，既然《天下诸国图》中央大陆东侧的五座岳山（“嵩山”“华山”“衡山”“泰山”和“恒山”）被称作“内五岳”，意味着它们围合的“中国”所代表的其实只是一个“内中国”（或者“小中国”）；与之同时，由海上四洲围合中央大陆构成的“外五岳”系统，其中心“昆仑山”上标志的“中岳”和“天地心”字样，无疑暗示着一个更大的“外中国”（或“大中国”）的存在。一方面，这个“外中国”固然反映着《天下诸国图》作者通过援引中国古典而想象性地回应、抵抗和重构西方现代性地理知识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对中国本身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更本质、更深刻认识的视野。

事实上，数千年中国历史进程中，仅仅囿限于“五岳”或“华夏”等中原视域而治理的王朝屈指可数，且它们往往是处于分裂或偏安一隅的小朝代。大部分波澜壮阔的统一王朝和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都持一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其所在的王朝，则往往是一个集农耕、游牧与渔猎等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于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经把7世纪之后的中国历史进程，概括为“一直围绕着内中国和外中国的空间组合而展开”的过程；而把从唐代以来的“中国史的基本构造”，看作“大中国”（唐、元、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小中国”（宋、明、中华民国）相继交替的历史。他所谓的“内中国”（“小中国”）和“外中国”（“大中国”）之分，并非空穴来风的任意，而是依据清代疆域和政区的通常分野而定的：“内中国”（英文Inner China或China Proper）为清朝“内地”（应指长城关隘之内）的18个行省（也是明朝故地）；“外中国”（英文Outer China或Outside of China）指东北（满洲故地）和藩地（包括蒙古、西藏和新疆）。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中国”，无疑应该是包容“小中国”在内的“大中国”。

那么，在这样的视野中，“昆仑”究竟位于何处？

有意思的是，如若按照明代的传统理解（实质上反映“小中国”的观念），“昆仑”作为“众山之祖”确乎位于大地的中心，但它的实际地望并不在中国，而在距“于阗”“西去四千三百余里”的地方；中国实际上位于这一“昆仑”的东南面。然而，在作为“大中国”的清朝具有的地理视野中，“昆仑”确确实实变成了“大中国”的山川。例如，在梁启超笔下：

盖中国全部山岭之脉络，为一国之主干者，实昆仑山也，使我中国在亚洲之中划然自成一大国者。其大界线有二，而皆发自帕米尔高原。其在南者为喜马拉耶山，东行而界西藏与印度之间。其在北者为阿尔泰山。实为中俄两国天然之界限焉。在昆仑山与阿尔泰山之中，与昆仑为平行线者为天山，横断新疆全土，分为天山南北路，而终于蒙古之西端。

梁启超把“东半球之脊”当作“帕米尔高原”（即古代所谓的“葱岭”），并把后者看成是喜马拉雅山（南）、昆仑山（中）和阿尔泰山（北）三大山脉的“本干”，无疑反映的是过时的地理知识；但他把昆仑山看成是中国“一国之主干”（实际上应该联系到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却是十分正确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以昆仑山（和祁连山）为北界、以喜马拉雅山脉为南界并以横断山脉为东界，构成的实际上是被誉为“世界屋脊”的世界上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这一广阔的地域才是中国传统观念中作为“众山之祖”的“昆仑”的原型，也是《天下诸国图》作者以惊人的直觉，作为表征世界五大洲的“外五岳”之“中心”的那座“中岳昆仑山”之原型。

图5 《天下诸国图》，原图设色，约18世纪下半叶，法国学者古朗收藏

道法自然：文化的地理依据

我们已经论证了《天下诸国图》中的中央大陆，其实是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中支离破碎的亚欧非大陆经“整容”和“化妆”之后的重构；其中“昆仑”山下的三条河流“洋水”“黑水”和“赤水”，分别是亚、欧、非大陆之间的水域“黑海”（欧亚之间）、“地中海”（欧亚非之间）和“红海”（亚非之间）的隐性表达（图6、7）。加上中央大陆东侧的“河水”（“黄河”）和“江水”（“长江”），以及将所有5个水域连接起来的无限的海洋（从太平洋的东部和南部海域到印度洋，再到红海、地中海和黑海），这些水域作为通道在沟通亚、欧、非三大洲的文化和贸易交往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它们被浓缩在一起围绕着“昆仑”布置排列时，一个问题自然提了出来：它们跟“昆仑”有何关系？

既然“昆仑”的实质意义是青藏高原的表征，那么，我们需要把焦点暂时集中在作为“昆仑”的青藏高原上。学者们指出，大约6500万年前，一次地球板块的大碰撞决定了今天地球尤其是亚欧非大陆和中国的地理格局。大碰撞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印度板块，另一个是欧亚板块；印度板块从独立的状态从南向北漂移，与欧亚板块发生剧烈的大碰撞，在雅鲁藏布江一带插入欧亚板块底部，导致超大幅度的地标隆起。于是，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诞生了。作为地球上最高的地方，青藏高原以其平均海拔和独特的环境，被称为与地球南极、北极并列的“第三极”。

这一地球上“第三极”的诞生，导致了一系列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环境后果。

首先，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形成巨量的降雪、冰川与湖泊，成为滋养人类几大文明的大河如黄河、长江、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湄公河）的发源地。

其次，因为青藏高原得到了较比平原地区更多的太阳辐射，夏季大气受热上升，地面气压降低，导致高原如一台大型“抽风机”般抽取外围的潮湿空气进行补给，在印度洋上形成南亚季风，在太平洋上形成东亚季风；这些季风带来了大量水汽和降雨，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藏南地区）和中原的东南地区，形成鲜明区别于世界同一纬度其他地区（因受行星风系影响往往干旱枯涩）的烟雨蒙蒙、“一派江南”的独特风貌，也埋下了日后江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粮仓和人文荟萃之地的文脉。

再其次，青藏高原本身也阻挡了印度洋水汽的北上，导致高原北部的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更加干旱，沙漠和戈壁大范围出现。至此，中国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形成。“大中国”之所以能够汇集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生活和生产方式于一体，其自然地理根源在此。

最后，还需要补充另一个经常容易被我们忽视，但却对世界文明及其跨文化交往至关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青藏高原崛起导致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季风不仅仅是单向的，而且是双向循环的（图8）；即，青藏高原不仅仅在夏天（7月）导致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暖湿气流从海洋吹向大陆（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而且也在冬天（1月）导致高原的高寒冷风从大陆吹向印度洋（东北季风）和太平洋（西北季风），由此形成亚、欧、非三大洲，以及地中海、黑海、红海和印度洋与太平洋诸文明之间来来往往、相互交流的自然节律，为世界文明相互需要的整体性提供了自然与地理的基础。

即使是16世纪由欧洲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或者大航海时代，也没有摆脱这一自然与地理的基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所以会发起航海探险运动，其主要目的都是寻找通向东方的航道。其中葡萄牙人的路线是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最后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西班牙的路线则是往西行，哥伦布西行本来是为了寻找中国和日本，结果他误打误撞碰上了美洲。换句话说，16世纪的世界体系并不是欧洲人所“创造”的，他们只是“占有”和“改造”了“在13世纪里已经形成的通道和路线”，从而完成了“对先前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的重组”，进而后来居上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天下图》作者将文艺复兴的五大洲世界地图改造成以“昆仑”为中心的“五岳”体系，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从现代知识向传统神话的可耻倒退，实际上却是一种对世界真实历史情境的更具有穿透力的惊人洞察，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作为历史范式的意义。

这里，任何一种将某个具体的“中国”当作世界历史中心的行径，都是一种“小中国”的妄言或者失察；在我们看来，文化的“昆仑”毋宁更是全世界人们正在参与建设的共同基础，也是他们共同愿望攀登的珠穆朗玛峰——它尚未达到，却已在地平线上昭然可见。

中国之于世界

只有明白了“中国之在世界”的前提，我们才可以讨论“中国之于世界”的第二层含义：“中国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在编辑《跨文化美术史年鉴4：走向艺术史的“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2023）一书的过程中，笔者为该书的专题设置了两个新的栏目。其中的《世界之于中国》栏目，意在：突破传统世界美术史、中国美术史的习惯性认知，以全球史视野聚焦艺术中世界与中国的交流互动；考察中国历史上诸伟大的“混交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输入和贡献。另一个新栏目《东方之于西方》，宗旨是：重点关注中国、亚洲等东方文化对于西方和世界艺术史的影响；倡导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中的东方视角和流派；鼓励东方学者在艺术史方法论层面建构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其实，两个栏目的宗旨加在一起，就是“中国之于世界：跨文化艺术史文库”的意图所在。该文库将在“世界之于中国”和“东方之于西方”的双向视域中，把世界艺术对中国的输入和东方艺术对西方的贡献，看成是建立跨文化艺术史叙事的一个不可分离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个过程不仅建立在如青藏高原造就印度洋季风双向环路那样的自然基础之上，更建立在笔者所谓的“跨文化性”即人类文化生命的独特属性上面，其存在的前提即交换。正如植物生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光能同时释放氧气，动物生命通过呼吸吐故纳新，亚欧非大陆乃至五大洲上面的人类的文化，则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形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和文明。中国人把商业上的交换称作“生意”，这个“生意”即“生命的活力”；而没有“生意”，自然就是死气沉沉。“交换”实际上与“吐纳”“呼吸”一样，是人类生命不可或缺的本质。本文库所期待的，正是这一类能够揭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换本质的、有生命力的原创性研究。

在此意义上，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或如梁启超想象的那样，是始于封闭再走向开放和竞争的历程；它实际上就是历史本身，是生命的吐故纳新和返本归原。

当我们所在的时代，人类又一次因为疫情和战争而走向割绝和分裂之际，如果文化不得不承担政治的属性，那么我们以为，反抗文化的分离和隔绝并揭示人类历史上无以割舍的相互联系，作为一项广义的政治任务，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重要。（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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