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问题的作品，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领域出现得最多。其首要原因在于：从作为人的精神样式的本质而言，艺术与宗教、形上的区别表现在它能够将个人的生命情感的触须敏锐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能够作为一种预言性的力量把其中的问题呈现出来；从客观的表现对象而言，中国社会的“混现代”处境——一种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另现代混杂一体的转型社会的现实——必然会出现种种难题，必然会感动艺术家的意识生命情感。但是，从人类发展的普遍历史看，任何族群都将经历一个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过程。这就是自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来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其中，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后进国的社会精英们还在犹豫不决地思考是否要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时候，当作为前现代的极权统治阶层出于自我生存的需要还在羞羞答答地从一个方面如经济领域推动被统治阶层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向后现代的进发，到21世纪初逐渐开始了进入所谓另现代的时代，由此而来的各种文化现象也渗入到后进国的社会变革之中。这便是我们用“混现代性”来描绘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背景。

事实上，无论处于前现代还是现代的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有情感伦理的、政治权力的、经济权利的、法律权利的四重关系，只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前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以情感伦理为主导外，其他三重关系因人人被划分为有权阶层与无权阶层而更多带有依附性的奴役内涵。这样，便出现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对抗性的“革命”伦理。当其内化于个体生命之中时，就会形成一种人与人对立的生存样态。这就是王庆松的《大败战场》（2009）的象征性所指。汉语、韩语、日语、法语、英语等等不同语言撰写的广告招贴、标语口号、民间段子，其中的内容涉及我们这个混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海外留学到圣诞购物、从古诗两首到纹身美容、从宅男性格到时尚健康、从修炼养生到万科盛会，无奇不有。它们密密麻麻地张贴在一起，经历了覆盖与被覆盖、撕毁与被撕毁的厄运，总之，你从中看不见任何一张内容完整的东西。它们都是失败者、是被征服者，正如在前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最终是奴隶一样。

值得深思的是，《大败战场》和王庆松2004年创作的《大摆战场》之间的奇妙关系：在形式上，它们都利用了当下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巨幅广告牌和文革时代的大字报；但是，“《大摆战场》里有20多人正在疯狂地抢贴各自的广告，似乎在进行广告大战，这都是因为广告文字可以带来‘更快、更好和更高’的权利、利益和名誉。今天这个品牌取胜，明天它的对手就会取代它，在更加显眼的公共建筑物上张贴自己的广告。作品中的600多张招贴都是我自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传统的水墨和现代流行的广告笔写的，总共有近2000个广告，内容大到飞机、小到油盐酱醋。”（王庆松语）那时，毕竟还有广告张贴者在现场清晰可见地作业，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有现实的回报；那时，每张广告的内容都一目了然，至少在贴出的瞬间还享受了存在者的待遇；那时，场景的混乱似乎暗示着每张广告未来的命运，暗示着《大败战场》在未来必然的问世：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将从这种基于对抗伦理的社会生活场景中被消失。

既然这样，张贴广告是为了谁呢？

对于艺术家而言，王庆松的创作还是在昭示某种艺术性的东西。和所有以俗世价值为创作基础的艺术家一样，他们都拥有非常强烈的生命情感和主体意识，他们对于这个转型社会的现实的全部批判乃是为艺术的出场做预备。这就是为什么王庆松在同年把矗立在北京CBD的华贸中心的巨幅广告的文字改成“王庆松作品”的原因，也是这张名为《大广告》的实际所指。以广告形式创作的作品，虽然旨在揭露社会生活的华丽虚假，但其隐含的内容却非常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