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物仕女画摆脱前代《女史箴图》《列女图》等说教题材的限制，直接描绘妇女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情趣，反映出唐代绘画艺术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技巧上都有新的突破。魏晋至隋唐的人物画虽然都在追求刻画人物的神情与气韵，但因不同时代的审美要求以及表现技巧上的差异，有着不同的绘画风貌。魏晋时期所追求的“骨气”与“情思”，主要是要求表现士人共通的理想气质，是在更多地塑造一种理想的人物形态，容易流入程式化和概念化；而唐代则要求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具体神情，要求“备得人情”，重视世俗情趣。这种绘画成就还可以从出土的同时期墓室绘画得以了解。
唐 永泰公主墓 前室东壁北铺 宫女图
唐 梁令瓒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 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唐代墓室壁画由于制作时间等因素，一般都较为粗放，设色浅淡，但绘画技艺同样具有高度水平，代表了所谓的“疏体”风貌，别具特色。且墓室壁画多为死者生前活动的写照，因此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内容。在绢画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墓室壁画为我们提供了反映唐代绘画面貌极为丰富的实物。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都是反映贵族游乐生活的宏伟图景，鞍马、人物各具情态，林木、树石宛然如真。永泰公主墓的《宫女图》、懿德太子墓的《侍女图》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宫廷妇女的身姿与神情，通过面部特征和嘴、眼的微妙变化，刻画了不同的性格与气质，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唐墓壁画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极为广泛的，而显示的绘画技巧也是极为精湛的，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唐代绘画的认识。
在出土墓室壁画的同时，新疆吐鲁番唐墓中还出土了初、盛唐时期的绢画，更为直接了解这时士族绘画水平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除此之外，武威军子总管张怀寂的儿子张礼臣墓出土的《舞乐屏风》绢画，是悬挂在墓室的绘画作品，画上原为二舞伎、四乐伎，是长安二年 (702) 前后的作品。乐伎和舞伎高髻披帛，额上用红色描花钿，形象优美、色彩绚丽、线条流畅劲利、极富情思，是具有高度水平的仕女画作品。阿斯塔那第187 号墓出土的《弈棋仕女图》，描绘妇女弈棋、游园等活动，则是表现当时贵族妇女家庭生活的写实性作品。
从《观鸟捕蝉图》，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石棺线画宫女，以及敦煌壁画中的都督夫人供养像等，可以知道在张萱及其以前的表现贵族妇女的作品中，已逐渐形成“秾丽丰肥”的风格。宫廷与民间画家作品上所呈现的共同时代风貌，说明具有代表性风格的出现，是长期逐渐形成的，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周家样”这一流派的形成，实际包括了初、盛唐一批以描绘贵族仕女生活的画家，如张萱等曾给予周昉以深重影响。辽宁省博物馆藏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有金章宗题签、明昌诸玺，南宋贾似道等公私三印。《庚子销夏录》《大观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书著录，是流传有序的宋摹本。张萱，京兆人，是盛唐时的宫廷画家，与杨宁、杨升并擅画人物，为开元年间集贤院画直，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幛、宫苑、仕女，名冠于时。《历代名画记》《新唐书》载有张萱画《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虢国夫人出游图》。原作在《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也有记载。此外尚有《虢国夫人踏青图》《虢国夫人夜游图》等作，是张萱一再描绘的杨氏姐妹的游乐生活。该图描绘虢国夫人带领随从乘马游春，人物服饰华贵、形象神情从容。画面中部两位盛装贵妇，前骑着蓝衫红裙，面目清秀者，为虢国夫人；并列着红衫蓝裙，面颊丰腴，年稍长者，为韩国夫人；后乳母抱女婴乘三花马，左右为侍从。前行者，中为骑三花马之贵人，身着描金鸾圆领绿朝服，腰系玉饰朱带，戴曲脚漆纱帽，可能是右相杨国忠。史称秦国夫人早卒，国忠与韩、虢二家受宠最久。国忠每入朝谒，与韩国、虢国联辔挥鞭骤马、鲜装炫服，率从官褴而行，此图所见正复如此。《虢国夫人游春图》与杜甫名诗《丽人行》一样，再现了杨氏姊妹的生活片断。
辽 宝山辽墓 壁画
唐 章怀太子墓 狩猎出行图
唐 佚名 宫乐图 48.7cm×69.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张萱《捣练图》，《宣和画谱》著录，《遗山先生文集》记张萱《四景宫女》之《长门怨》，亦此图之另一种摹本。描绘捣练、织线、缝衣、熨练各种活动中妇女的情态，人物相互关系生动而自然。由于身份、年龄、分工的不同，动作、表情各个不一，分别体现了人物的特点，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在熨练一组中，执绢的妇女身躯稍向后仰，微微着力，形于意表；熨练妇女专注的表情、端丽的仪容，体现了温厚从容的性格与心情。在绢下窥视的女孩的好奇举动，煽火女童畏热回首的情态，都生动引人。表现妇女的捣练活动，不只是描绘捣练、织线、缝衣、熨烫等过程，既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又注意刻画某些富有情趣的细节，就使画面更具有生活气息。
《宣和画谱》曾载御府藏张萱《遣使寄锦图》《写太真教鹦鹉图》。但一直不见后代传本，1998年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则发现了二画的传摹本。石房北壁以花木竹石为背景，画一贵妇弯眉细目，着红袍长裙，右手按经卷，俯首吟读，右立白鹦鹉。壁画右上角有墨题诗：“雪衣丹嘴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明确显示所画为《写太真教鹦鹉图》，与《明皇杂录》所记是相符的。南壁画一贵妇蝶形双环髻，柳眉凤目，着交领窄袖衣，红裙曳地，贵妇前男童身侧置挑担，侍女右手握锦帛。身后女侍或手捧笔砚，或端椅捧盒。画左上角有墨书诗：“……征辽岁月深，苏娘憔悴且难任，丁宁织寄回文锦，表妾平生缱绻心”，则明确点出是苏若兰寄回文锦的故事，是《遣使寄锦图》。辽墓壁画两图的传摹本，对于今天了解张萱绘画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张萱是盛唐时的杰出人物画家，喜欢选择杨贵妃教鹦鹉、虢国夫人游春、织绵回文、长门怨这类题材来表现，作品幽闲多思、意逾于象。通过所塑造的典型表现了一定的生活景象，反映了一个时代中某些引人深思的社会现实。
辽宁省博物馆藏传周昉《簪花仕女图》也是代表唐代“周家样”影响的作品。
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他的风格特征被称为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 （《历代名画记》） 。“作仕女多为秾丽丰肥之态，盖其所见然也” 。 （《图绘宝鉴》）以晚唐画家周昉为代表的“周家样”是与盛唐吴道子的“吴家样”同样具有影响的另一风格。周昉在刻画人物形象上的成就，从其画赵纵侍郎肖像的故事中，可获得具体印象。一般人在比较画家韩幹与周昉所画赵纵像时，都不能分其高下；只有赵纵的妻子才能觉察出周昉的画不是“空得赵郎状貌”，能“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言笑之状”。说明周昉观察人物深刻，而又善于通过人物言笑时的瞬间情态，来呈现人物的内在气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挥扇仕女图》，对于了解“周家样”的内在意蕴，具有重要意义。《挥扇仕女图》之所以生动感人，是因为画家通过妇女丰肥秾丽的仪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性格与情思，宫廷妇女柔丽的外表透露着内在的悲寂心绪。“周家样”对佛教艺术的影响，也以表现形象的内在情思与曲折地反映生活情趣为其特色。被称为“菩萨端丽，妙创水月之体”的水月观音，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中，以及敦煌所出白描画中都有遗例。
宗教绘画尽管题材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在匠师们的创意下，也适应时代思想与群众审美要求，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情景。特别是唐代佛教深入民间，僧人为了通俗易懂地宣讲佛经，利用讲唱形式发展了“变文”；而变文又进一步促进了“变相”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当时市俗民众接触最广的佛教寺院，实际上也是群众接受文化艺术的场所，并成为当时画家反映生活与思想的画廊。
唐 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图 51.8cm×148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梁令瓒的《五星二十八宿》，是以人物形象表现的星宿天文图像。《谷梁传注疏》：“五星者，即东方岁星，南方荧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镇星是也。”古代天文学把黄道（太阳、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称为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也。”（《三辅黄图》）中国古代对天文的研究很早，对五星观测、对二十八宿的了解表现了天文学的进步和特色。古代观天历算的经典，往往将五星二十八宿比喻为人形、兽形、鸟形等，《五星二十八宿》就是这类图绘。此图前画五星（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后画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等），现存十七图，可能原画为上下两卷，此为上卷。每星宿一图，或作女像，或作老人，或作婆罗门，或作其他怪异形象。此图经宋内府收藏，张丑、茅维称张僧繇绘，《广川画跋》称阎立本画。《书画铭心录》则称梁令瓒画，《图绘宝鉴补遗》称：“梁令瓒或云蜀人，开元中，工画人物，宋秘阁有《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一卷。李伯时云甚似吴生。”梁令瓒在天文学上有一定贡献，曾与僧一行合作设计浑天仪。
敦煌壁画和藏经洞的大量唐、宋佛画，也是了解唐代阎立本、吴道子、李昭道、张萱、周昉等画家艺术风格与成就的重要实物。唐代的佛教壁画与幡画，技巧工致、色彩绚丽，在构思设计与形象塑造上都显示了艺术家的杰出水平。佛教绘画制作的精丽，一方面反映了绘制者的虔诚与高度的技艺，也代表了当时已经完善的一种工笔绘画的优美风格，这与同时期绘制的较为粗放的墓室壁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唐代张萱、周昉绘画珍品与近年考古发现、佛教遗物为我们呈现了当时人物画发展的具体面貌和高度成就。
原文刊载于《艺术品》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