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雄形象的塑造与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联动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话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英雄为题材的文学和美术作品尤为突出，“欧阳海”母题创作就是其中的显例，在文学上有金敬迈的小说，在美术上有唐大禧的雕塑，皆盛极一时。本文即以欧阳海形象塑造分析作为个案，试图梳理欧阳海形象产生及进入文学、美术领域的初始关系，以探讨特殊政治形态下艺术呈现、演变及评述的模式特征。

关键词：欧阳海；超人英雄；形象塑造；意识形态

近些年来，革命美术专题展与研讨会的举办，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相关学术资源，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也为该领域的研究专题化铺垫了较好的基础。笔者亦得益于这种研究氛围，试图逐步对某些专题展开探讨，革命美术的英雄主题便是计划之一。

关于此一主题，尹吉男、李峰、黄小峰策划的《英雄档案》（《艺术世界》2003年第5期）以文化漫谈的方式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建构问题进行了评述。邹跃进编著的《毛泽东时代美术（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在第二部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革命历史”和第四部分“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工农兵形象”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分别讨论了革命历史美术作品中的英雄和作为工农兵集体形象的英雄。冯原于2006年5月20日至6月4日参与香港访问写作计划的研究课题《阶级斗争的相面术——革命文艺中英雄和反动派的视觉形象分析》则是这一方面较为深入的研究著述。

如果整体审视毛泽东时代这样一个阶段的英雄塑造，我们可以看到，与英雄观演变的历程相对应，美术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由朴实的学习、劳动、战斗场面中的英勇形象越来越朝着强调阶级身份以及向党和毛主席表忠心的面貌靠近。在英雄塑造的类别上，可按英雄出现的时间分为：1、古代英雄（如关羽、岳飞、穆桂英等），意含对传统英雄形象与价值的转换利用；2、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的英雄（如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英雄事业的赞颂，含有新政权历史观的表述与合法性的诉求；3、现实社会建设与革命战斗中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雷锋、欧阳海、陈永贵、王进喜、焦裕禄、向秀丽、金训华等），此旨在为革命、建设以及阶级斗争树立样板。也可按个体典型与集体典型分为具体的英雄和无名的、集体的、类型化的英雄，前者虽然作为典型个例进行推崇，但无一不被纳入到工农兵形象与角色特征的集体像中；后者则是以广泛的工农兵作为集体的英雄形象。在英雄的性质上，既有传统的、民间的对英雄的定义，也包含有新的时代意义和对传统意义的转换，以符合国家、民族、阶级等话语期望达到的效应。在表现手法上，英雄主题最为明显地应和了革命美术表现的美学诉求，并围绕凸显英雄的塑造而出台了一系列的创作语汇、组织模式，美术与文学、电影尤其是样板戏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表现方式相互影响。

英雄形象的塑造与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联动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话题。本文仅以欧阳海形象塑造的历史语境作为此话题探索的一个例证。笔者试图梳理欧阳海形象产生及进入文学美术领域的初始关系，由此我们便能够领会，当历史环境产生变化时，我们的阐释立场和态度已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一、欧阳海与英雄主义

1964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防部发布的三项命令，其中一项为授予解放军某部三连七班以“欧阳海班”称号；同时发表报道《欧阳海舍身救列车，广州部队官兵、衡阳铁路职工和桂阳县人民广泛学习他的高贵品质》。2月7日发表八人（敬迈、艾蒲、永铭、王伟、世任、尔志、方航、学方）署名的通讯报道《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1]；并以《广州部队举行“欧阳海班”命名大会，陶铸号召学习欧阳海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欧阳海班”班长表示，决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保持光荣》为题介绍报道了“欧阳海班”命名情况。 
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学习英雄的例子并不鲜见。在此之前更为突出的是号召向雷锋学习。雷锋他那艰苦的成长环境，对党带来的巨变的无比感激，在平凡工作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在日记中流露出的对党和领袖毛泽东的忠诚与信仰，体现了此一时期官方所希冀的英雄品质的最完美要求。接下来我们在欧阳海英雄形象塑造上也可看到这一系列品质的体现。

除了重点报道欧阳海舍身救列车的壮举之外，比照于雷锋，他的贫农出身、童年苦海，及感恩新社会，为群众做好事，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事例也被屡次提及和详细叙述。他日记里摘抄的格言——“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等也成为解释他英雄事迹的思想源泉的标向。[2]欧阳海的行为举止无疑脱离不了当时学习英雄尤其是学习雷锋的时代内涵。比如受学习雷锋充当无名英雄，在平凡琐事的劳动中做好事等先进行为的鼓动，当时的学生还因为相互竞争而产生了许多有些扭曲的摩习方式：写日记，将日记在团员们中传阅以示积极；争着做最可能被发现的无名好事。[3]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说明欧阳海的英雄行为存在某些歪曲，而是说他的行动无疑也潜含着某种受时代语境感染的表演性。

这种英雄主义情绪的感染导致一些人甚至试图以献出生命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英勇。正如阿妮达•陈的《毛主席的孩子们》[4]一书通过实际调查所说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模范身上，有一种最能吸引和诱发这些青年的想象力的品质，那就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情愿光荣牺牲。”“某些人们显然觉得仅凭那些平凡单调的事例来教育群众是不够的。于是便不断出现诸如此类的报道，描述普通的人是怎样跃入熊熊火海，或投向滔滔洪流，来保护或抢救集体财产，借着一死成为英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联系到1969年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不幸牺牲的事例，曾有人劝他不要以身试险，他却回答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义无返顾地跳进洪流中。对此，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发表他的日记和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予以表彰。[5]

欧阳海的英勇行为也是在这种“献身革命”的英雄主义观的促动下出台的。不过欧阳海英雄模范的树立稍有曲折，其舍身救列车的壮举起初是被当作事故处理的。这当中据说涉及到欧阳海生前与指导员的私人关系问题。经过对事件的冷静分析，以及由于欧阳海战友向上级机关写信反映，由总政和铁道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经过实地核实，最后改变了原来有关事故的裁决。由此，欧阳海才从所谓的事故“肇事者”跃身为大英雄。《战士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报道，许多记者、作家、美术家也纷纷前往他生前所在的6900部队炮连以及他的家乡湖南桂阳县采访，搜集其生前事迹及相关资料，由此出现了不少有关欧阳海的通讯、文学及美术作品。[6] 

二、关于欧阳海的文学创作

《解放军文艺》1963年5期刊登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四好连队、五好连队、新人新事征文评奖启事》，启事声称：“几年来，我们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元帅的指示，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日日夜夜守卫边、海、空防的斗争中，在训练、施工、生产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工作中，涌现了很多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和五好战士，创造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文艺创作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现实性，更好地配合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的开展，迅速地反映部队生气蓬勃、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宣扬我军近几年的辉煌成就，歌颂我军英雄模范人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本刊决定举办一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评奖。”征文从1963年5月1日开始到1964年4月30日，号召部队作家、业余作者和深入部队生活的军外作家参与。据《解放军文艺》1964年第9期刊登的萧华的《新人物 新思想 新风尚的颂歌——第一期“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选集序》说，自开展征文活动以来，《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报》已经发表了三百多篇歌颂部队新人物、新思想、新风尚的报告文学、散文、短篇小说、小型剧本和曲艺等征文作品。

而正是在此次征文活动中，《解放军文艺》1964年4期同时发表了董必武的诗《向欧阳海同志学习》和白岚、孙辑六等撰写的应征报告文学《欧阳海》，该报告文学分十二部分描述了欧阳海的童年艰难生活，后来的参军、训练、帮助群众、苦读毛著、回家刹退“资产阶级风”以及最后的舍身救列车整个人生过程。《解放军文艺》1964年第6期刊登的辅之的《读〈欧阳海〉》一文评述道：“这篇报告文学，就是以这些生动感人的事例，让我们全面认识了欧阳海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战士，从而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一种伟大的行为，都绝对不可能出于偶然。伟大的行动是在伟大的思想指导之下产生的；而伟大的思想又来源于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忠诚。”

当然，文学上以欧阳海为题材取得巨大成功的还是金敬迈的小说《欧阳海之歌》。该小说于1965年先在《收获》杂志发表，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沫若题写书名；1966年1月《人民日报》选载并大力推荐；5月《解放军报》头版发表郭沫若诗《水调歌头•读〈欧阳海之歌〉》强调“三过硬，三结合”“实践延安讲话，体现建军纲领”的作用[7]；4月《文艺报》辟“《欧阳海之歌》的成就和意义”专栏，郭沫若又以《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为题加以长篇评述。文章将欧阳海的形象归结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字当头、活字作准的好样板”，视这部小说为“我们的活生生的政治教材”。他认同陈毅在接见金敬迈时称赞小说带有划时代意义的评价并特别强调道“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部最好的作品”。他还从“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角度评论了小说将“真人真事”与作者体验结合的做法。而对于作品取得成功的因素，郭沫若的结论是，最关键在于作者努力做到了“三过硬”及其中的核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过硬。文章刊出后又被4月20日的《光明日报》全文转载。[8] 

将欧阳海英雄事迹归结为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与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将《欧阳海之歌》归结为遵循“三过硬”、“三结合”原则的结果是当时评论这一小说的基本套路。这种所谓发掘思想源泉而又紧扣当时宣传口号作出统一结论的阐释实际贯穿到当时众多文学作品的评论当中。

余岱宗在《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一书将《欧阳海之歌》放置在1950、1960年代以军人英雄为中心的红色小说中来看，他认为《欧阳海之歌》塑造了抛却世俗性和传奇性而更显“纯粹”的超人英雄欧阳海形象，“英雄追求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完善和对革命理论的不折不扣的追随，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以致这种高度“纯化”、高度自觉的革命激情，反倒成了革命的“难题”、被规范的对象。[9]然而，我们也可看到，这种高度革命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辅以可转译为对革命负责的“个性”细节既符合了政治的需要，又满足了众多读者的阅读心理。对它的推崇也就混合了政治利用与由衷的赞赏以及成功典型反过来形塑观众趣味取向等复杂的因素。[10]

鉴于这部小说的巨大影响力，围绕它的曲折经过也成为屡次被谈及的话题。小说前后修改过多次，每次修改都留下时代的烙印。最初是小说中所描写的欧阳海与指导员的是非矛盾，被总政文化部分管创作的副部长认为有损作为“党的化身”的指导员的形象，经严厉要求，金敬迈将“矛盾”改为欧阳海与来自文工团的代理副指导员之间的一场“误会”。小说正式出版后，又遵照上级传达的江青关于修改欧阳海职业乞丐经历、其兄当国民党壮丁、最后四秒钟抒情不当之处的三条指示进行了改写。再就是小说创作时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为欧阳海的出台设置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五好”运动中培育出大量英雄人物这样的政治背景。当刘少奇被打倒时，金敬迈不得不删去《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还加上了一段“黑《修养》在窗台上被风刮到垃圾箱里”的情节。而“9•13”事件后，《欧阳海之歌》所面临的是要将书中所描述的欧阳海成长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动力抽除的关键性问题。当时作者已身陷牢狱，勾去“林副统帅”名字、去除对刘少奇的不敬之辞以及恢复“最后的四秒钟”原貌的工作是在1978年作者平反后来完成的。[11]

三、关于欧阳海的美术创作

1964年为了配合欧阳海班命名大会，广州部队大尉美术员杨胜荣在很短时间内创作出中国画《欧阳海舍身救列车》，赢得部队官兵的欢迎。当时陶铸书记、黄永胜司令员为欧阳海烈士的题词的照片就使用了这张作品的图片。[12]后来毛主席像章也曾采用这幅作品的浮雕图形：正面为毛主席语录“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及欧阳海拦惊马的雕塑像；背面有“毛主席的好战士欧阳海，中国＜湘＞衡东”等字样。

杨胜荣的《欧阳海舍身救列车》还参加了1964年的“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1964年8月6日的《人民日报》和1964年第4期《美术》杂志均刊登了此幅作品。对于这次解放军作品展，《人民日报》陆续刊登了评论文章，对其在创作革命化以及歌颂英雄方面给予了高度肯定。如8月2日的《坚持正确方向，深入实际生活，反映现实斗争，部队美术工作者为文艺界树立革命化榜样，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受到工农兵观众和美术界热烈欢迎》、《文艺工作革命化的又一个榜样》（短评）、《思想有武装，用笔如用枪——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美展》（蔡若虹）；8月6日的《创作更多更好的现时代的美术作品——歌颂人民军队、毛泽东战士的高贵品质和英雄形象》（张爱萍）、《塑造当代英雄人物的形象——学习解放军版画的札记》（马克）等。 
《美术》1964年第4期刊登那狄的《部队美术工作革命化的道路》评述“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五好运动，给部队面貌带来的巨大变化，歌颂了新人物、新思想、新风尚，战斗性强，风格新鲜，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明显的进步”。而这样的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全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在军委和林彪元帅的领导之下，各项工作都有了飞跃的发展，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级领导对部队文艺工作抓得很紧，坚持了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的方向；业余文娱活动和业余美术创作活动的广泛开展，给部队文艺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美术工作者方面，则做到了老老实实听党的话，坚持走革命化的道路。”文中介绍道，作品题材包括阶级斗争、部队的斗争生活、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历史和光荣传统以及部队英雄人物几个方面，欧阳海英勇献身救列车等众多表现部队英雄事迹的作品就是在树立活榜样的政治工作中出现的。而部队美术工作在组织和制作上也采用了所谓抓两头（上级指示及时传达，底层事物及时反映）；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业余作者同上阵；大胆创新；以创作当武器；抓紧人的革命化等得力的举措。

同一期《美术》杂志还刊登了多篇文章对于部队美术中所反映的组织和创作方式给予了肯定。比如徐彦的《“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好处多》陈述了该方法在引发作者深入思考、紧抓重大问题、防止比例失调、鞭策画家创作方面的功效。王朝闻的《夸标兵 学标兵》将创作成绩的取得归结为“三过硬”，尤其是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感情的过硬；他认为美术作品在承担思想战线武器作用时，还需要依靠生动活泼的形象，歌颂忘我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欧阳海舍身救列车》（杨胜荣）就是其中之一。

美术的革命化意识不仅体现在部队美术创作中，在接下来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全国美展”，相关的报道和评论也是从此一角度进行展开。《美术》1965年第5期的记者文章《发挥革命美术的战斗作用——记全国美展中南地区作品的展出》指出展览多方面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取得的成就，大力塑造了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模范人物。《美术》1965年第6期的本刊编辑部文章《〈全国美展〉的回顾与前瞻》将展览反映的创作经验归纳为：“第一，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大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第二，充满革命激情与理想地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第三，创作符合群众利益，适应群众需要。”“第四，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三结合’的方法。”“第五，美术队伍不断壮大、不断革命化。”以此可见，对于英雄题材美术作品的评述与文学评述一样将当时政治领域的核心要求强调到极为突出的地位。 
在这次美展的中南地区作品展出中，有关欧阳海的作品有雕塑（2件，唐大禧、曾肇权）、年画（陈白一）、连环画（中共桂阳县委编绘）等多种形式。

陈白一当时任职于湖南省文联，他为欧阳海事迹所感动，深入其生前部队体验生活，绘制了幻灯片《欧阳海》参加中南区的幻灯会演，并选送越南演出；又创作了年画《欧阳海》，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全国美展”，其后该作品多次参展、获奖并重画。[13] 雕塑家唐大禧在读到报刊上关于欧阳海的事迹后也到了欧阳海生前部队驻地，了解其事迹及牺牲经过，创作了雕塑《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获得赞誉，作品图片被印到红极一时的小说《欧阳海之歌》封面，并出现在许多其他图书的封面或插页中。“文革”初期，唐大禧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有“名利思想”；而接踵而来较为滑稽的事情是，红卫兵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称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照片里藏有“蒋介石头像”。[14]据一些亲历者介绍，此类“趣闻”在当时极为常见。显然，这种妄意猜测既体现了政治运动中捕风捉影的治罪手法，又暗合了许多人在政治极权体制下潜含的游戏式的猎奇心态。然而一个历史阶段过去，这些现象因为其荒谬性而不被纳入到所谓“严肃”的历史考察中。

关于欧阳海的连环画也曾出版了多种。《美术》1964年第6期选刊了描写欧阳海的连环画两种，一是由中共桂阳县委宣传部供稿，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是曹作锐改编、董洪元绘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学习解放军连环画库”中的一种。前者选登了欧阳海挑土、补衣、救火几个场景画面；后者选登了欧阳海推马出轨道以及铁路职工、旅客、官兵围聚医院门口要求献血营救受伤英雄的画幅。20世纪60年代中期，连环画家孙愚创作了新风格的钢笔连环画《欧阳海》。其后以“欧阳海”为题的连环画还有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窦洪振编文，许全群、刘白鸿绘画的版本；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黎强改编，区锦生、梁杰、江显蛟绘画的版本以及2001年金盾出版社出版的窦孝鹏编文，衣博、张美东等绘画的版本等。在2001年金盾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英模人物故事绘画丛书”介绍里，出版者已经赋予了推介欧阳海等英模人物的新的时代要义，那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四有’公民。”

四、欧阳海图像的简略分析

在以“欧阳海”为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唐大禧的雕塑《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是流布最广的一件。这件作品在构图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人与马方向相对的造型。据说，对于是“推马屁股”还是“推马胸脯”这个问题，唐大禧还与部队官兵产生了意见分歧。唐大禧在欧阳海生前所在部队驻地调查，逐渐形成的雕塑构图设想是：“高举前蹄的驮马竭力要冲上铁轨，欧阳海顶住驮马，伸着左臂向疾驰而来的火车示警；马与人构成了一个稳固的‘Ａ’字形。” 他认为，人马相对的构图，产生力量抗衡，更具震撼效果，也符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但官兵们则认为欧阳海是从后部将马推出铁轨的，雕塑构图不符合真实情况。[15]

确实，在当时“三结合”的要求下，群众对于细节真实的朴素要求也是美术家在创作中不敢轻易忽视的。在众多的欧阳海救列车图像中，除了唐大禧的雕塑作品，我们看到的都是推逐驮马臀部的构图。[16]不过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金字塔式的构图来凸显这一壮举的气势，只是设计人物动作时，有的倾向于表现英雄躬身用力（如杨胜荣的《欧阳海舍身救列车》、董洪元绘连环画《欧阳海》封面）；有的倾向于突出英雄伟岸庄严的身躯，人物形象朝斜向挺直（如唐大禧与陈白一的作品）。对于马的形象，作者们都选择了马匹在遇到惊吓时暴烈跳跃的形象。尤其是陈白一，他为了捕捉马匹跳跃的动态，还亲身体验骑马，以素描记录马跳情形，细致观察马腿肌肉变化。[17]而关于对立方“火车”的表达，有的在画面上描绘了烟雾腾腾的火车头（如杨胜荣作品），有的则仅绘制火车的烟雾以示火车近在咫尺（如陈白一作品），还有的限于媒材局限采用以人物神情暗示的方式以突出危险迫近的紧张气氛（如唐大禧作品）。

据王朝闻《一团火——介绍雕塑〈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美术》1965年第4期）一文的分析，实际情况中欧阳海不可能分心注视火车，对人与火车紧张关系的暗示正是唐大禧作品的创造性发挥之处。文章认为该作品体现了欧阳海像烈火一样炙热的革命感情。他虽然如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描写的依然是英雄与战马之间的戏剧冲突以歌颂英雄的感人事迹，但他有新的着重点和认识。他透过人和马的冲突描写而着重凸现英雄的崇高品质；又合理虚构了英雄推马的同时似乎振臂高呼，注视顷刻即至的火车的情形，表现了英雄惟恐惨祸发生的高度革命责任感，突破了雕塑纪录瞬间现象的局限，使观众身临其境般地体会到英雄的内心活动而深受教育。从这些图像的简略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英雄典型的塑造还是一个既模式化而又融合了规训中的具体个性的问题。

相比于其他英雄人物在美术创作中的宣传，欧阳海并非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1963年为了配合学习雷锋活动的开展，各地美术家纷纷创作歌颂雷锋英雄事迹的作品，并举办歌颂雷锋美术展览。[18]关于雷锋的连环画更是多达几十个版本，作者涵盖各个创作群体，表现工具和手法上，不管是线描还是水墨，木刻、钢笔、还是毛笔，黑白还是彩绘，都被使用过。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有两部雷锋题材的连环画获得奖项（吴敏、高山绘《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获二等奖；王真、刘馗、金岩、李子纯、房英魁、赵明钧、徐思绘同名作品获得三等奖）。[19]《美术》1966年第1期刊登署名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学习焦裕禄，彻底革命化——致全国美术工作者的一封信》，号召“美术工作者在学习焦裕禄的同时，应该以各种美术形式热烈地歌颂焦裕禄，宣传焦裕禄。”“通过学习焦裕禄，同心协力，共同促进美术队伍的不断革命化，劳动化。”第2期即组织了“学焦裕禄 画焦裕禄”专题。“画焦裕禄”的活动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美术作品，虽然没有留下名作，但是活动本身被认为是后来在“文革”中流行的创作组织方式的一次成功演练。[20]在表现英雄事迹中，勤于劳动、节俭、做好事成为常见的套路，甚至有些事例，比如补衣以示节俭，成为几乎所有的英雄都适用的例子。雷锋、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21]等都采用了这一事例。

最后我们回顾欧阳海英雄形象的塑造历程，一个原本差点被抹杀的英雄事迹，一经主流话语看中，便一跃成为最完美的英雄典范：为群众做好事，厉行节约，勤学苦练，尤其是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许多英雄人物那里都被凸显的事迹也体现在欧阳海身上。按照那个时代最为常见的英雄宣传模式，美术家们也对欧阳海进行了歌颂，除了连环画结合文字对具体情节进行表达外，单个图像都选择了最具戏剧性的高潮——推马救列车的形象，欧阳海也因为这一形象而深入人心。

欧阳海的壮举以及欧阳海题材的文学美术作品的涌现与当时具体的革命意识形态及政策是分不开的。文学当中也明确体现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思想来源，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文学中毫不含糊的文字证据不得不随之做出变更；而美术作品与当时政治环境下的相关评述亦编织成一个相互影响的结合体，曾经被认为最为核心的部分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而自动抽除或做出调整，尤其是回避了与某些“反动政治人物”的联系，而且这一切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

近些年来美术界出现的寻找艺坛被遗忘的失踪者的思路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美术史的维度，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美术史上曾经作为主流的波及面甚广的现象也存在一个严重地被建构的问题。通过剖析欧阳海文学美术的话语环境，我们多少可以寻得特殊政治形态下艺术表达的某些线索，即便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爬梳资料的态度也脱离不了当下的某一立场。 

注释

[1]根据金敬迈回忆，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的8个人进行实地采访，最后就用了他的文稿，但他署上了全部采访者名字。见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新快报》2005年4月6日。
[2]此类报道可见张健昌、姚亚萍、段秋生：《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解放军画报》1964年第3期；《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广东画报》1964年第2期等。
[3]参见[美]阿妮达•陈著，史继平、田晓菲、穆建新译：《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11月，第82页。
[4]同上，第84页。
[5]转见王明贤、严善錞：《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82页。
[6]参见罗永常：《荣辱相随：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党史文汇》1994年第5期。
[7]这首诗未能入选1977年9月出版的经由郭沫若本人审定的《沫若诗词选》，该诗选为建国到1977年春的代表作（转参见冯锡刚：《郭沫若与〈欧阳海之歌〉》，《红岩春秋》1996年第5期），由此也可觇见作者对于当时具体环境所产生的带有鲜明政治标识字眼有意规避的心态。
[8]转见冯锡刚：《郭沫若与〈欧阳海之歌〉》，《红岩春秋》1996年第5期。
[9]参见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9月，第161—163页。
[10]当时许多报刊将《欧阳海之歌》作为红书大力推介，大量读者表达了赞赏之情，众多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认可。除了毛泽东、江青、刘少奇、陶铸、陈毅等进行了高度评价外，据后来发现的资料，彭德怀还曾饱含深情地批注了此书。（参见董保存：《彭德怀批注小说〈欧阳海之歌〉》，《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1]关于《欧阳海之歌》的修改问题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提及，本文综合参考了黄艾禾：《〈欧阳海之歌〉为谁而改》，《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11期；田炳信：《〈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新快报》2005年4月6日—7日；张骥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沉浮》，《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罗永常：《荣辱相随：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党史文汇》1994年第5期；许国荣：《一本英雄书 一场生死劫——谈〈欧阳海之歌〉及其作者》，《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等。
[12]从发表在不同书刊上的杨胜荣作品《欧阳海舍身救列车》来看，该画有两种不同的构图，一种画面形象向右下角倾斜，马匹前蹄着地；一种画面形象向由上角倾斜，马匹前蹄上扬。
[13]参见《陈白一艺术生平年表》，《新华网湖南频道》（www.hn.xinhuanet.com），2005年10月22日。据该年表介绍，年画《欧阳海》于1978年、1982年重画；还曾送日本参加“中国画展览”，参加“全国建军五十周年美展”，获1984年“全国第二届年画评奖”二等奖；《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发表作品和评论文章，收入《师范美术教材》、《人物画技法图例》、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正气歌》画册，湖南人民出版社多次出版单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西安欧阳海部队纪念馆收藏。
[14]参见李小骥：《唐大禧披露欧阳海雕塑秘闻》，《羊城晚报》2001年7月3日。
[15]同上。
[16]人马相对的造型更晚还出现在欧阳海广场的英雄白玉塑像，该广场是2004年湖南桂阳县委、县政府在城北新区修建的。
[17]参见张志诚、罗语《陈白一：丹青妙笔六十年》，《湘声报》2005年11月3日。
[18]参见《简讯：各地举行歌颂雷锋美展》，《美术》1963第3期。
[19]参见魏雪峰 张治云：《学雷锋话〈雷锋〉题材连环画》，《卡通之窗》（www.cartoonwin.com）。
[20]参见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345页。
[21]《解放军画报》1963年7期刊登的罗远明著《南京路上好八连”英雄赞》第一幅“一条红线代代连”就表现了战士缝补衣服；《美术》1964年第6期刊登的杜秀林编写，贺友直、汪观清、郑家声、陶长华、端木勇、任伯宏、任伯言编绘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也表现了战士缝补场面，以展现他们身居闹市，不忘红军老传统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