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漫画中的胡风批判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漫画的取向

时间： 2018.9.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文艺领域，一系列批判运动奔袭而来，批判电影《武训传》、俞平伯及《红楼梦》研究、《文艺报》编者冯雪峰、胡适思想以及胡风“集团”等皆是共产党的决策者统一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环节，而胡风“集团”案无疑是其中株连最广、影响最为深重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它开启了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大门。【1】关于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及背后缘由的分析层出不穷，李辉、林贤治、万同林等人的著述做了很好的梳理工作。本文主要介绍在这场运动中，美术家是如何以漫画为工具介入到其中的？尤其是通过与《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比读，探讨胡风“集团”批判漫画的图式、语词来源及表达特征，并以此透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漫画的取向。

一、胡风与主流话语间的多次论争

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试图将胡风事件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所谓的史实的简述，一个是批判胡风的政治话语文本，最后才是漫画图像中的胡风批判，通过对这三者关系的辨析以洞察漫画在这一政治-艺术的网络中的角色。

关于胡风事件史实本身，有不少人做了清理工作，力图还历史以真相。正如很多文章表明的，这一事件无疑是一桩冤案。但是研究者王丽丽引用了哲学家冯友兰一句对历史的体悟“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形容该事件。这个因就是：胡风“在政治这一敏感的领域中，至少触发了三个雷：漠视和拒绝了意识形态对其的屡次‘询唤’；所主张的文艺理论容易导致美学和意识形态的还原，从而在实际政治效果方面与主流文论南辕北辙；其具体组织文艺运动的方式包含着批判者十分警惕的‘异端’因素”。【2】在出自毛泽东之手的《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中就说到：“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3】

以下便依循着晓风所编的《胡风年表简编》【4】，并结合其他资料来简要回顾一下胡风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多次论争：

1936年春，胡风曾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争鸣，其后又有感于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的缺陷，在冯雪峰的倡议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得到了鲁迅的同意，并写成反映这一口号的短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却引起了围攻。

1940年，胡风针对国统区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写成《论民族形式问题》，与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等左翼同仁的观点产生分歧。

1945年，胡风在主编的《希望》第一期上发表反对客观主义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引起了文化界的非议。

1948年，面对对其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主观论”的系列批判，胡风写成《论现实主义的路》予以答辩。

1952年4月，《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第十五期上发表了《对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些意见》，开始批判他的文艺理论。胡风同人舒芜“倒戈”，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在6月8日转载此文的编者按中指出，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9月，《文艺报》十八期上发表了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又以编者按指明，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1953年，《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1954年7月，胡风给中央递交了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及附信，批评了“以周扬为中心的文坛宗派主义统治”。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12月8日周扬在文联和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重要发言《我们必须战斗》。

1955年1月，《文艺报》印发了《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原报告的二、四部分）。

1月19日，胡风向中央呈交了《我的自我批判》，自我批评的同时对自己的一些理论主张进行了解释，后来又多次修改并加《附记》。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其中包括：①由舒芜摘录并加了按语的胡风给舒芜的信件；②加了《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我的自我批判》；③《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又分别于5月24日、6月10日发表了有大量编者按语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6月15日，《人民日报》将三批材料汇集成册。

可以说，胡风曾在典型论、民族形式、现实主义、思想改造，乃至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认识等方面与代表党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有一系列的分歧。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意识到，与之对立一方的意见很多是来自于党的文艺理论的权威诠释者甚至最高领袖本人。因此，批判者对其的罪名也在不断加码，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唯心论、小资产阶级、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直至演变成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革命分子。

二、批判胡风的政治话语文本

《人民日报》陆续发表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的时候，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集团的汹涌浪潮。美术界的批判主要是在这三批材料公布之后进行的。

《美术》杂志1955年第7期的记者撰文《全国各地美术工作者积极参加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美术界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规模。文章称自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以来，美术界纷纷举行声讨大会或座谈会。美术界自上而下的行动包括：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联名写信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议把胡风从文艺队伍中清洗出去，并召开了声讨和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座谈会。全国各地美协分会、省市美术工作室、画院、出版社、美术院校、美术团体先后举行了拥护上层决议，声讨胡风“集团”的会议。当时统计全国各报刊上已有八十几位美术家发表了声讨胡风“集团”的文章，一百余名漫画家、美术工作者和职工业余美术工作者发表了批判作品，其中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一人就发表了近三十幅。此外，各地还举办了相关画展和出版了相关漫画集、漫画挂图和宣传画等。【5】

如此大规模的胡风批判图像，其构思的内容来源于何处呢？据笔者的分析，它们主要是依据所公布的三批材料，尤其是其中序言、按语、注释部分的说辞所创作的。这三批材料在汇集成册后，在标题上作了统一，以及修补了部分注释和按语，笔者阅读的主要就是此一文本，但这并不妨碍对胡风批判漫画的比读研究的准确性，并且此文本印量巨大，本身就是众多美术家们学习的材料。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这三批材料对胡风“集团”进行了怎样的陈述吧。在第一批材料中，舒芜所写的开篇导言中这样评述：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共文艺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而语气最重的还是出自毛泽东手笔的编者按，他对胡风在《我的自我批判》中的说法持强烈的贬斥态度：“甚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甚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甚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甚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甚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甚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甚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他认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只是他的假招牌，他的检讨也只是从进攻转变为退却的策略，是假检讨，应该“剥去假面，揭露真相”。被勾选出来的胡风文章用语的片段和编者按的强力批判措辞便成为漫画对比塑造的最好素材。

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评述那些胡风及同人交出的信件：“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着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档。”并进一步谴责了胡风的两面派手法以及假检讨行为。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则对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作了如此追索：“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在漫画创作中，这些评述经常被直接借用并配以鲜明的图示。

三、漫画图像中的胡风批判

正如上文所述，批判胡风集团的漫画数量不少，笔者目前从各刊物及漫画集中搜集到的大约有一百多幅。从这些漫画来看，创作时间主要是在三批材料公布期间及之后，表达取向极为一致，主要是对三批材料的批判语汇的亦步亦趋的跟随和图解。

从人物形象方面讲，胡风在漫画中经常被丑化成秃顶的粗壮汉子，胡风及同人还常被予以象征化的处理，比如比喻成老虎、狼、狐狸、蛇等这些凶狠的动物。美术家们在看到被揭发的胡风集团的事迹后很自然地联想到农夫与蛇、【6】东郭先生与狼【7】的故事，在批判文章中也经常将胡风比作老虎、狐狸等动物最终暴露了凶残的面目。而在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那天的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便有一句“我们不能同老虎睡在一起，不能把反革命分子认作好人！”【8】这种比喻成为很多漫画作品描绘的场景，如士博、炳灿、石朗与陈今言的同题漫画《同老虎睡在一起》、吴耘的《你睡它不睡》等。

对于胡风的品性的描述，最为核心的一点便是说其“两面派”，这一措辞在三批材料的按语、结语中不断出现，以至于不少美术家都是从这一点来构思漫画。仅从标题上看，批判胡风及同人的两面做派的作品就有：廖冰兄与郑文中的同题漫画《两面派》、吴耘的《胡风的两面派手法》、叶浅予的《两面手法》等。其中最鲜明有力地揭示这种两面性的要数廖冰兄的作品，【图1】他在画中以并置的方式展现了胡风两个不同的形象和两份不同的简历：上图是胸悬“仁爱胸怀”红心、手握毛笔的笑脸胡风，其简历显示：学历：曾向鲁迅先生学习，经历：廿多年来一贯追随革命，特长：文艺工作，社会关系：革命文艺人士，住址：身居新中国；下图则变成了挂着“破坏革命”炸弹、手持带血的国民党军刀的狐狸，简历则换成：姓名：狐疯，学历：精研伪装革命的技术，经历：剿共军政治工作，廿多年来一贯反革命，特长：两面手法，社会关系：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住址：心往台湾。胡风并非一开始便被树立为敌对的一方，相反，长期以来他还是作为坚定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出现的，他与中共队伍里的众多文学家、艺术家以及领导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要打倒他，也许最好的方式是谴责其以往的言行实则是外在的虚假包装。除了在标题上明示这种两面做派的作品，实际上还有很多作品是以此思路来进行描绘的：外表仁爱、追求进步，实则包藏反党反人民的祸心。

作为文艺理论家、诗人的胡风，对其批驳的材料，很大部分还是只能来自于他的文艺著译。实际上，在三批材料公布以前，漫画作品也是这么做的。《漫画》1955年4月号刊登的顾炳鑫的《断章取义的胡风论点》、吴耘的《唯心论者：灵不灵，当场试验》，前者讽刺胡风以剪刀加浆糊的方式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中剪切出所谓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谬论；后者讽喻胡风理论中的 “人格力量”“艺术良心”“主观精神”“真诚”“自我斗争”等唯心论的迷药。后来，以胡风著译、书信中词句片段作为素材的漫画大都跟随三批材料的论调将其定位到反党、反革命的方向上去了。比如丁聪的《不合适的帽子》描绘兜里揣着反党材料的胡风指着头上小小的帽子说：“小资产阶级的……”，这很明显是来自于第一批材料编者按中对胡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假招牌的斥责。另外还有：王逸的《透视胡风的“艺术良心”》指出所谓的“艺术良心”实则就是心怀蒋介石。沈同衡的《胡风的“剑•文艺•人民”》指出胡风给著作贴上马恩列斯毛、高尔基、鲁迅的标语，暗地里却在准备着反革命纲领，磨着反共的刀。周路石的《同是反革命的封锁线》将胡风的标着“到处有生活”的笔与国民党军的刺刀视为相同性质，它们皆对通向解放区的路予以封锁。华君武的《蒋记马戏班的角色》描绘了蒋介石挥舞着插有五把尖刀的钢圈，让胡风穿行而过的画面，以映射其“五把理论刀子”的言论。【9】可以说，胡风许多针对文艺理论及文艺界的用语被三批材料的组织者简单粗暴地使用于政治批判之中，胡风及同人在当时及后来均做了很多理论概念的厘析工作。实际上，在那些美术家那里，他们根本就不必去辨析这些理论用语，只需要跟随政治走向将其表达为直观的图像即可。

既然胡风“集团”被定位于反革命，那么就得要有反革命的行迹，于是那些蓄意编造和曲解胡风信件词句意涵的按语、注释、结语便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在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提到的胡风的污蔑、咒骂、秘密计划、探听、盗窃等行为就成为漫画表达的重要素材；而原本针对文艺问题、文艺界的“集束手榴弹”、“挖心战”“散兵战”、“赤膀上阵”、“争取人”、“联络人”等用语便成了所谓的反革命战术。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在材料中也被指责为假检讨，是掩护退却、伺机再起的幌子。漫画中，乐小英的《胡风的“集束手榴弹的战术”》、吴耘的《假投降的诡计》、【图2】华君武的《扒手》、裘沙的《“挖心战”》、洪荒的《“争取人”、“联络人”》等便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胡风“集团”这些所谓的“反革命伎俩”。

从上述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批判最终大都将胡风及同人归结为蒋介石及“美帝”的走狗。这是第三批材料编者按和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所反复强调的结论。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8月编辑出版的《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漫画集》中，第一部分即题为“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中骨干分子的来历”。荒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底细》描述的情形直接对应社论的这段话：“胡风分子到底是一些甚么人，现在也大体有了眉目。可以说，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基本骨干。”裘沙的《同僚》指对胡风与国民党特务陈焯的勾结。师群的《受命出击》说的是胡风同人阿垅的国民党军校经历。张乐平的《绿原：“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挖的是绿原的中美合作所背景。实际上，这些被材料组织者片段摘录的书信中提到的机构和人，胡风及同人并无多深交往，有的事情甚至并未成行。在第一批材料中，胡风曾在信中有过对闻一多的讥评，但那是附和舒芜的来信之语，并且写信的时间在闻一多被暗杀之前，如此被孤立地摘取出来，便成了对毛泽东都高度赞誉过的革命民主人士的污蔑。【10】华君武的《一条战线》，将特务暗杀闻一多与胡风的“闻一多当然是投机”的言论描绘成同类的反革命行为。【图3】

最后，所有针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和揭底，其目的是为了更大范围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整顿社会人群。正如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所强调的，革命队伍的成员在政治上不应麻痹大意，对反革命不应丧失警惕，以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于是还有一类漫画是为了教育那些“盲目乐观”、“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的人而创作的。比如由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编、北京大众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的《原形毕露——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漫画选集》中的第三部分就是以此为专题的，集合了黄传谋的《两耳不闻窗外事》、韦启美的《不闻也不问》、《入套》、方成、钟灵的《“天真”病患者》、李滨声的《“朋友”》、赵洪武、国刚的《小心上当》等漫画。这些皆是提醒人们警惕那些伪装成朋友、好人的坏分子利用其政治意识淡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使其受骗上当。而针对美术领域，漫画所提醒大家最多的是，不要只顾技术而忽视了政治，如华君武的《“革命十多年，政治上差不多了，现在就缺技术。”》、沈同衡的《你是谁的同志？》、周路石的《画虎》。华君武曾撰文说：之前有不少美术家呼应过胡风的文艺理论，即便在第三批材料发表后，还有人在强调技术第一。【11】实际上，胡风并非一个唯技术论者，甚至还是一个坚定的反技术论者，但其对“政治”的理解与主流话语不一致，便被粗简地归入技术论者那一边了。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在批判胡风的漫画中，将蒋介石与胡风并置，成为突出的手法。除了材料中强调的胡风与蒋介石国民党的联系，一些偶然事件和特意安排也加深了这种印象。1955年4月载有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因遭台湾特务破坏失事的突发事件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几乎同时发生，使得国人容易将两者无端联系在一起。此外，《人民日报》还有意识地将声讨胡风“集团”的消息与台湾蒋介石国民党的活动报导安排在一起，以及曲解台湾对胡风事件的反应，以坐实胡风“集团”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关系。【12】相应地，在漫画中，胡风与蒋介石国民党有着“一脉相承”、“一唱一和”的“姻缘”关系；胡风“集团”的言行皆是配合蒋介石的反共以及后来的反攻大陆计划；而胡风集团被“摧毁”则让蒋介石懊丧不已以及“隔海遥祭”。其中，有些先前的图式为一些漫画所袭用，比如1947年华君武创作的让众多民众记忆深刻的漫画《磨好刀再杀》就出现在姚治华的《何其类似》和游科元、宋国志的《一模一样》中，作者将胡风拿出“自我批判”和蒋介石抛出“和平方案”视为同样的掩护自己、伺机再起的策略。当然，这也是受了第二批材料中摘取出来的胡风的“磨我的剑，窥测方向”词句的启发。再就是，在表达“美帝”、蒋介石、胡风三者关系时，有些漫画几乎完全沿用了之前批判胡适漫画的思路，《漫画》1955年4月号封面刊登的吕西安的《文武家奴》刻画了一个拄着手杖的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的一个口袋钻出蒋介石，拿着刺刀凶神恶煞地冲向前方；另一个口袋钻出戴博士帽的胡适，阴冷地向外射出“实用主义”的箭。而张乐平的《胡风的政治背景》描绘的是同样角度的一个美国将军的肚子，口袋中的笔是胡适和胡风的形象，腰间的枪柄则是蒋介石形象。【图4】在这里，批判并不需要详加辨析，只要如此替换即可。不仅如此，只要一展开批判，不管是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还是源自文艺领域的运动，图像和措辞便都可以袭用同一套方法了。

当然，我们在谈了胡风批判图像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图解以及对于先前批判图式的惯用沿袭之后，一定不要忘记的还有，当时中苏美术的渊源关系。实际上，不少漫画的批判思路和表达方式也与苏联漫画的影响分不开。《美术》杂志1955年第8期还专门从苏联的《鳄鱼画报》上转载了7幅漫画，以配合当时的肃反斗争的需要。这7幅漫画告诫人们，一是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在生活中应时时提高警惕以防泄漏机密；二是要注意识别敌人的伪装术。在这些图像里的毒蛇形象的间谍、披着羊皮的特务、带着假面的堕落分子等，同样也出现在那些中国同行的作品里，充分显示了两者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语言领域的相关性。

四、漫画成为政治宣传话语的工具

总体上说，通过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与胡风“集团”漫画的比读分析，我们深刻体悟到了后者对于前者丝丝入扣的紧密配合关系，以及对党的先前批判运动的图式的沿用。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不管对胡风及同人熟悉与否，皆响应党的号召对胡风“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美术界的情形亦是如此。在各地召开的批判胡风“集团”座谈会上，艺术家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胡风“集团”的谴责。与胡风素昧生平的老艺术家表示了愤怒和抗议；一些接触过或了解胡风的艺术家揭发了胡风艺术理论的错误和行为的不端；还有些艺术家揭发了“胡风分子”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13】大家主动服膺于党对于胡风的政治批判话语，先前的印象以及一般常识似乎烟消云散，而基于政治话语之上的图像工程又产生新的发酵作用，构成那个独特时代的一道政治视觉景观。

学者谢泳曾根据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的港台以及各地群众对胡风事件的反映的报导，认为当时决策者完全了解处在事件中心的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而为了达到“舆论一律”的目的，制造了该事件来压制正常社会可能出现的多元舆论。三批材料的按语不符合逻辑、常识，强词夺理，知识分子因为恐惧和迫于压力只能沉默或随势说假话。【14】事实上，美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美术》杂志1955年8月号刊登的李庚的《应当铲除同情反革命的阶级本能》和何溶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容忽视——对中央美术学院忽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意见》就详述了各种“同情”、呼应胡风“集团”的言论。

在胡风事件获得平反以后，有些漫画家也表示了对胡风的内疚之感。比如廖冰兄就自责因虔诚地相信当时全国最权威的报纸所公布的“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按照上面所说的胡风的种种罪名，而创作了批判胡风的这类盲目遵命的漫画，帮助“反胡风运动”深入人心。【15】又比如钟灵回忆说，曾对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表示意外，但他觉得毛主席和党中央不会错，并且作为党员就应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同时他还反省内心存在的另一层顾虑是，自己第一幅漫画就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且受其鼓励，胡风还当面公开讲过，他担心有人告发，遂积极创作批判胡风的漫画，以与其划清界限。【16】

这些反省之思多少可以反映当时漫画家积极参与批判胡风的心理境况。那么，漫画究竟是如何由富有幽默性和讽刺性的社会批判武器演变成党的意识形态传声筒的粗暴工具的呢？我们知道，早在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前夕，张谔、华君武、蔡若虹讽刺画展就因为对所谓革命队伍内部问题的讽喻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其后延安本来一度颇为繁荣的漫画创作寂寥下来。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申明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立场，规定了文艺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分量和对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并强调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同时的整风运动则是一次深彻骨髓的灵魂洗涤。从政治立场到具体表达，美术家们在被规训到党的文艺指引范畴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改造。胡风之所以被批判，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在文艺理论、思想及组织生活方面与党的意识形态有分歧，并始终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规训。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宋如文的来信《漫画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批评了报纸上出现的一些不恰当的漫画，并建议“漫画作者必须认真地去学习政治和政策，以便在严肃的努力中创造出服务于人民的有力的艺术武器”。随文的编者按指出：“我们的漫画作家的笔墨应当而且必须深刻地刻画新中国社会的根本的变化，表现出这个人民做主人的时代，表现出人民对于自己的领袖、对于国家、对于劳动的新的态度以及人民间的新关系。毫无疑问，这种人民生活就是新的艺术形式的源泉。”【17】《漫画》杂志1950年创刊词也说，漫画要“不仅止于善于讽刺，而且善于歌颂”。如论者顾铮以三毛漫画为例所分析的：如果漫画在民国时期以控诉社会种种弊端而起到了否定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作用的话，那么，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便必须以完全相反的事实来证明其合法性。【18】关于这一点，漫画家廖冰兄甚至讲得更明了，当然他抱着的是欢迎新时代的态度，他在1949年的文章中说：这时代“每分钟每秒钟在每一个角落不断的制造罪行，繁殖仇恨，同时也是向漫画工作者的笔底无穷无尽地供给题材，要我们去攻击去暴露。”但我们不愿意保持这个“我们的时代”，而是向往“再找不出一件要攻击的事物，找不到一点漫画题材”的人民的“王朝”。【19】

然而，真正当这个人民的“王朝”降临时，却不是找不出一件要攻击的事情，而是“人民”内部强调的是“舆论一律”，即按照《讲话》的要求，对于“人民”只有歌颂，而对于敌人只有讽刺。虽然在1956—1957年的时候，乘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美术界颇有过一番对于内部讽刺画的讨论，力图为内部讽刺画争得一些空间，同时也把握好讽刺的方向和分寸。【20】但是，紧接着，那些并未触及体制根本的内部讽刺画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罪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时讨论如何把握内部讽刺画的分寸是徒劳的，因为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非黑即白的表达，摒除任何的中间层次。为胡风初次平反的中发<1980>76号档表示，定位胡风及同人为“反革命集团”是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21】那么，是否可以说，漫画家们是错误地跟随党的意识形态，将内部讽刺变成了外部批判呢？其实不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根本就没有内部讽刺的合理空间，一旦受命批判，那已经是进入“敌我矛盾”了。在这当中，作为针砭时弊的批判艺术的漫画，变成了政治宣传话语的简单工具，个体的思想力和立场丧失殆尽，并且从内容到艺术语言都变得整齐划一。胡风“集团”批判漫画便最为突出地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

【1】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5期。
【2】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3】“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页。此后本文中所使用的出自三批材料的引语皆源于此书，故不再一一注明。
【4】初载《新文学史料》第4期，1986年12月，后经修订，转载于《胡风全集》第10卷，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5】《肃清反革命斗争中的美术活动》，《美术》1955年第9期。
【6】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创作室：《一定要把反革命的恶狗打死为止》，《美术》1955年第7期。
【7】刊于《美术》1957年第7期上的特伟所作的《“东郭先生”故事新编》描绘了不为恶狼“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所迷惑的新东郭先生。
【8】在转载1955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文艺月报》1955年6月号中，刊登的本刊社论《提高警惕，扑灭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署名吴强的文章《是敌人，就必须清除出去》亦有类似比喻性表达。参加谢泳：《解读一份关于胡风事件的中央文件》，《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43-144页。
【9】“五把理论刀子”出自胡风1954年上交给中央的总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报告理论部分有言：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梅志：《胡风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1955年1月21日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 同年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主要批判胡风的“五把刀子”问题。（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41、147页。）
【10】关于三批材料涉及胡风及同人史实的分析可参看：张业松：《剪接、拼贴、注释与“事实”的再生产——胡风事件“三批材料”生产过程溯源》，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华君武：《美术家必须积极参加和反映阶级斗争》，《美术》1955年第8期。
【12】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48、191、196页。
【13】记者：《全国各地美术工作者积极参加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美术》1955年第7期。
【14】谢泳：《胡风事件的另类史料——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关于胡风事件的报导》，《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在其另一篇文章：《解读一份关于胡风事件的中央文件》，《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谢泳则谈到处于权力中心的和主流的知识分子对于胡风遭遇的麻木态度，而对胡风事件较早提出质疑的还是一些民间知识分子。
【15】廖冰兄：《悲愤画神——廖冰兄的漫画艺术》，北京：现代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又据《冰兄议政》（据廖陵儿整理的廖冰兄言论打印稿，未公开发表），廖冰兄晚年对于批判蒋介石、“美帝”也多有反思。
【16】钟灵：《愧对胡风先生》，《历史上的漫画》，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51、52页。
【17】转引自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18】顾铮：《意识形态如何俘虏流浪儿三毛——论三毛形象的转型》，《书城》2005年第9期。
【19】廖冰兄：《这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冰兄漫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20】简略搜寻就可发现不少相关文章：《文艺报》1956年第15期“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专栏；谷苇：《本市漫画工作者座谈漫画作品为什么这样少？宋日昌说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讽刺》，《解放日报》1957年5月1日；华君武：《漫谈内部讽刺画》，《美术》1957年第5期；沈同衡：《漫画的所谓片面性》，《文汇报》1957年4月30日；沈同衡：《对内讽刺的漫画可以夸张吗？》，《文汇报》1957年5月9日；沈同衡：《为漫画试鸣》，《工人日报》1957年5月21日；沈同衡：《漫画界的矛盾何在？》，《文汇报》1957年5月25日；钟灵：《道是无情却有情（对内讽刺画试论）》，《美术》1957年第11期。
【21】梅志，《胡风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