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王其钧先是从艺，后又跃身进入艺术理论，尤其是建筑理论领域。这就让他在艺与理两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体察，相辅相成。作为学者王其钧勤奋过人，这方面有他的一系列著作为证；作为艺术家，王其钧依然体现了他在理论研究中的恒定、勤奋与善思。看他在理论研究之余的艺术创作，发现他已经不是把艺术作为闲来无事中的消遣。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这两者，你甚至无法分清哪一个是主业，哪一个是副业。也许，在王其钧那里，非要生硬的将其分为两部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他那里，两者早已抱成一团，纠结不清。所以我要说，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这方面筋骨相连，一脉相通的气血一同成就了王其钧他这个人，以及成就了他所从事的事业。

主持人：阿玛

王其钧

我研究工艺美术、建筑艺术和艺术理论，同时也痴迷绘画。这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

1970年我16岁，被分配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的利国铁矿工作。也正是如此，给我带来了机会。当时，矿上需要画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同去铁矿工作的同学给领导说我会画画，于是我便走上了从事宣传的工作的道路。

在矿上工作的四年间，我多次参加工人创作活动。并和画家贺成合作，出版了宣传画。1974年，我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1977年南艺毕业后，我先后在徐州市文化局、徐州市文联和徐州国画院工作十年。开始，我主要从事连环画创作。1982年以后，随着黑白电视机的普及，连环画的市场迅速萎缩。我也从此改画国画，以人物画创作为主。

1985年我从藏区写生回来路过宝鸡，偶遇在火车站新候车大厅画壁画的漆德琰教授。他鼓励我学习建筑壁画，并鼓励我去考他所在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其实我对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并不了解，但是我还是通过复习功课，于1987年考上了这所学校。当我接到录取通知时，我才知道自己的专业是建筑设计，研究方向是建筑壁画。

我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受益最大的事情之一，是有机会和外教接触。其实当时的重点院校都聘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教师。但是像清华等少数院校，教师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外教基本都是和老师交流，轮不到学生接触。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聘的外教较多，而能用口语直接和外教交流的老师并不多，因此，给了我一个“可乘之机”。外教中有一对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白格勒教授夫妇，他们老俩口除上课外，在中国的业余时间还是比较多的。由于我一直坚持外出写生或画速写，因此我自然就和他们接触多起来，我一方面学习英语口语，一方面了解西方现代文化。和白格勒的接触，最重要的收获是对后现代主义和西方艺术思潮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白了要继承和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由于我二年级的时候恰逢我的导师漆德琰教授应邀作为访问学者去加拿大讲学，于是我便开始了我的中国传统民居的研究，并且在我结束自己的硕士研究生课题之前，完成了《中国民居》一书，交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毕业后，我选择了到北京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工作。而后，我有机会密集地到中国各地考察民居，撰写书籍。1992年我有幸被选为建筑指导参与中央电视台12集电视系列片《中国民居趣谈》的拍摄，并于1993年作为节目主持人之一参与了该节目。在此期间，我的有关绘画的论文在《美术》和《美术研究》等刊物发表。有关艺术和建筑理论研究的一些书籍也已经出版，我的书籍获1993年度台湾图书最高奖——“金鼎奖”，并获1995年度的“国家图书奖——-特别奖项”。

1993年9月，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博士学位，导师是吴焕加教授。在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西方现代建筑的研究方面吴焕加先生是国内的领先学者。我进校初始，就作为访问学者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工作了一个学期。我在多伦多大学举办了一个“中国民居绘画展”，主要作品是民居白描和中国画。199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建筑环境设计学院工作，后去台湾的锦绣出版公司工作两次，主要任务是撰写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书籍并画插图。同时，我还作为插图画家为加拿大的英文出版公司工作。在加拿大的几年，我写生收集素材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几乎每年都回国内几次，从西藏最南端的泽当一直到黑龙江最北部的漠河，我跑遍了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郊区、台湾12个县、澎湖、金门，并开车旅行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东西部。

广泛的旅行，开拓了视野，我也将旅行心得写成书籍，譬如《乡土中国——金门》一书就在三联书店出版。同时，我大量地参观美术馆，尤其印象深刻的是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英国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我自己对于西方艺术的发展和西方艺术的市场有了自己的理解。我当时的最大感觉就是，国内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现代艺术作品形式在西方的现代艺术中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现代艺术与“怪异”、“变形”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号。表现丑可以给人印象，但是表现美在当代美术作品中同样可以感人。

于是我开始自己的油画创作。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我首先尝试的是用油画来表现中国的古代建筑。《天幕下的永恒》这幅画作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华丽的故宫建筑群被一只雄狮守护着，画面最大部分是一个日晷。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千万不要惊醒他！”在国外生活的我，深深感到中国近些年来的迅速崛起。

我是学艺术史的，兴奋地看到灾难深重的中国现在遇到了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于是我用日晷表示走过的历史和继续前行的未来、用故宫表示中华、用金色象征我们祖国的大好前程。我的祖国就像一只怒吼的雄狮，瞪圆双目，吼震天地。

艺术的审判标准最重要的就在于艺术家的个性。个性应该是唯一的，是强烈的。我认为，艺术家作品的个性还应该是人们可以接受、乐于接受的。创作的绘画作品假如不能让大多数人喜闻乐见，那就是失败的。因此，保持作品能让普通人喜欢，但是又不俗气，便成为我重点思考的问题。

我仔细分析了自己的所长，我清楚地认识到，不能进行一种简单地优势互补。于是我把自己驾轻就熟的国画构图模式在表现景观的油画作品中予以体现。我的油画中虽然也有一些表现大场景的作品，但更多的是表现局部景致的作品，譬如几块顽石、一湾活水。即使大构图的作品，取向布局也极为简洁概括。这种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手段源自中国画的构图章法。这种利用取景巧思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考与尝试的。

仅仅将国画的构图模式带进创作显然还是不够的。我还将自己书写的书法引进写实风格的油画，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作品中重要的构成元素，草书墨迹划也成了我个人油画作品中标志性的艺术符号。

我最大的创作能量表现在：将书法艺术先转变成一种具象写实境象中的某—特定标志性符号。我油画中的那些或隐或现、若即若离的书法，事实上已经由书法作品变为了一种符号形式。在观者的无觉察中进行了暗转和切换，使原初的此在世界变成了一个彼在世界，实象与虚象，现显与先验，如真似幻，似幻还真，留给观者一个凭心造象的空间。

文章写于此，想要感谢的很多，假如当年没有人推荐我去画毛主席像，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假如当初没有我的领导郝兴杰极力推荐我去上南艺，我也不会在工艺美术、建筑艺术和艺术理论研究之余，坚持我的绘画创作。假如后来不在徐州国画院工作多年，就没有时间安心读书，为自己奠定一定的文学基础。又假如不在国外生活多年，使自己英语流利，易于了解西方的艺术思潮，也不会有艺术创作的转型。闲时想来，自己常感到人生的奇妙，如果有一环不是按照过去的一切走来，今天的我不知在干什么。所以我应该时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中华儿女报刊社   ISSN 1005-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