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生在和外人说话时，总是把“你们这些城里人”挂在嘴边，自己很享受这种与都市之间存有距离的生存状态。他在画中反复地表现和田地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图景，对他来说这种少数民族的绘画主题并不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而是对自己生活经历的一种经验式呈现。这是他与许多边疆题材画家的一个区别。

尽管生于新疆和田民丰县的一个汉族家庭，王永生却自幼被寄养在一个维吾尔人家长大。因此，他的骨子里是浸透着维吾尔人的血液的，维语说的比汉语还要流利，画里画外都散发着一股子无畏和热情。新疆和田地区不论是与世隔绝的小村落，还是黄沙掩埋的古墓，他都独自跑遍了。对他来说，“探险”甚至是比画画更重要的事业，这种对自然的执著热诚不是源于一种现代人的猎奇心理或是对都市生活的逃避，而是出于某种内在性格和本能。南疆这片土地上无边的荒原、寂寞的沙丘、刺眼的阳光，牵动了潜藏在他身体中的野性。这种胆大肆意的天性从生活一直延伸到他的艺术创作中，用色、笔触都回归一种原始、野性的自然状态，放弃了写生训练形成的那种和谐色调，大量使用高纯度的饱和色和大笔触涂抹。金黄色的背景与人物身上浓重的蓝、黑色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脸部绿色的使用又很有野兽派的味道。他在风景画中把现实简化为一种视觉关系，写实的色彩透视被消解，颜色的使用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通过色块的并置与对比以及色点的分布构建起一个缺乏深度的色彩空间，再用黑色将各个色块联结起来，平衡色彩组合所造成的凌乱，造成一种视觉上的稳定感。画面中各种饱和色的使用在呈现一种高调的和谐的同时，又整体构成一种图案化的装饰趣味。他表现出的这种极强的色彩造型能力和综合主义倾向，可能部分来自于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但更多地是来自于他本人敏锐的色彩感觉和掌控力，大笔触中裹挟的爆发力则是源于一种内在的心性。

这种心性不是一种绘画训练的结果，而是先天的性格在经过生活的历练后所形成的。和田既有壮阔悠远灿烂的自然生态，又有着人无法改变的落后贫困和无奈。但对王永生来说，和田意味着家乡，他想要将这种对家乡、对自然的迷恋灌注到作品中去。他对风景题材的选择已经说明了这种内心的需求，与人物画相比，风景能够更加真实地揭示出画家隐蔽的内心情感。而王永生的风景则图像化地呈现出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只有这样单纯饱和的色彩才能再现阳光照耀下的炙热，只有这种迅疾有力的笔触才能显出人与大地山川抗争时的激情。题材只是让主观表现得以显现的媒介，面对家乡高山大河、荒凉的石滩，凝结在心中的情感记忆自然而然地被唤起，在画布上尽情地宣泄流淌。这片土地是他的精神归宿，离开这里，在其他题材中他无法找回自我，因为那不是他的心灵寄寓。但你越是尝试用写实主义的造型体系去再现自然，就越是在艺术上失去了自我。越是接近规则，也就离自我的本性越远。因此，只有抛弃对造型的准确、构图的严谨、色调的和谐的刻意追求，任凭形式、色彩、笔触、空间从主题中自由生发，才真正画进了自然。主题的表达退到次要的位置，生命本能中某些原始的因素在形式的探索中突显出来。放弃外在的写实，反而接近了一种内在的真实，其根源在于对自我的回归。这个自我既是精神层面上的，也是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而在背后驱动的是画家个人独特的生命记忆和情感经验。

王永生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不是恪守学院的规范，也不是盲目地模仿前卫的样式，而是从个体经验中浮现出来的艺术形式。这种表达方式在他更为个人化的风景写生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也同样体现在他的人物画当中，通过一种个人生活记忆式的浮现，回归到更本质的自我。在当代艺术领域，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是画家们一再表现的主题，许多画家侧重于描绘风景的辽阔气势和居民的朴拙粗犷，成群的牛羊、遥远的地平线、孩童脸上灿烂的微笑都是常见的题材。但王永生在画面中极力捕捉的却是南疆这片土地上浓郁的田园牧歌气息以及安逸的生活之下透露出的淡淡失落与忧伤。鹅卵石河滩边弹琴的和田男子、树下缝衣服的年轻女人、鸡市上出神的少女、空无一人的沙漠公路、屋墙下玩滚圈的男孩……没有刻意为之的宏大场景，也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找寻一种记忆的恒久。他们身穿传统的维族服装，被绑缚在这片土地之上，终日与粗重的劳作相伴，用弹琴、唱歌打发闲暇的时光，颇有一种米勒式的宿命味道。仿佛他们注定了要在这片被视若神明的荒凉而又燃烧着的世界中生活，无法改变这片土地的落后，但却能够尽情地享用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尤其是画面中那些肤色黝黑的维族少女，表情纯真而孤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更画中的塔希提少女。高更从巴黎来到法国西南部的布列塔尼，是要寻求腐败的欧洲文明之外的净土，于是他一次比一次走的更远，最终走到了荒僻原始的塔希提。相对落后的和田，本已是繁华大都市之外的一片净土。但是也在一日日地变得喧嚣，难逃现代化进程的吞噬。于是，王永生也越走越远，和田深处尚未被文明所触碰的大河沿村成了他心灵最后的寄托。也正是在这种心理契机之下，王永生的画并没有单纯地再现这一地区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这里的土地和阳光是渗透到他骨髓里的，所以他要努力留住的是那些正在逝去的生命记忆。他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置身其中。画面中反复出现的那些少女、老汉、农舍、塔里木的河水都转而成为了某种生命的符号，打馕、叼羊、唱歌、皮尔舞等维族人世代延续的集体活动甚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仪式感。

在当代社会，绘画在记录和反映社会这部分的功能已经逐渐削弱，更多地通过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来表达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因此，画家在特定时期内选择的技法和题材，都由特定的环境和心态所决定。现在，王永生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和田群艺馆的稳定工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城里人”。来到北京之后，他的画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画面开始呈现明显的超现实味道，在梦魇一般的背景上物象如符号一般飘浮不定，颜色的使用和整体的视觉效果都流露出浓重的隐喻味道。这种改变显然与他变化不定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在绘画技法上，王永生已经远离了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对象的阶段，开始探索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他的艺术也随之走向了一种未知。但想必，那些在大漠无垠之中只身行走的生命记忆会持续为他的艺术投入一股荒芜博大的能量。

（摘自2012年《当代艺术》第11期）

易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美术》主编，著名美术史学者、艺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