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这些年一直写作的原因是：有些事需要被说出来，如果我不说出来，那么它们就有不被说出来的危险。”
——约翰﹒伯格
约翰﹒伯格（John Berger）是尖锐的艺术评论家。1972年，他以BBC播放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进入了大众视野。这部教人如何观看艺术作品的系列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观看艺术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
在BBC播出《观看之道》之前，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1969年撰写的《文明》已经被奉为经典。为了拍摄《文明》这部长达13个小时的巨作，BBC 团队曾经旅行8万里，访问过14个国家，探讨了西方世界2000年来的视觉文化。而伯格的《观看之道》在伦敦西部制作完成，全长2小时，只相当于一部好莱坞影片的长度。然而，伯格的平民化的叙述方式比克拉克贵族化的高雅论调更受大众欢迎。这个通俗的文艺节目出人意料地颠覆了一板正经的文化宣传片，使伯格成为一代文化英雄。
如果说克拉克的《文明》显示了达尔文式的艺术进步观，伯格的《观看之道》看重的则是艺术的社会角色。两者的分歧明显地体现在“如何看待裸体”这个有关审美的核心问题上。在《观看之道》第2集中， 伯格用他一贯举重若轻的语气点出：“肯尼斯﹒克拉克对裸露（naked）和裸体（nude）的区分是：裸露只是不穿衣服,而裸体则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我要换一种方式来说：裸露是对个人而言，而裸体是别人的看法，在裸体的表现中，自我得不到认可。裸体必须被当成一种观看的客体才能称之为裸体。”也就是说，裸体这个概念由历史和文化建构，代表的是欧洲上流社会的、文化精英的、白人男性的眼光，女性在艺术史中只是被观看者，她们被剥夺了主体意识，没有发言权。
伯格不仅观看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而且用平等的眼光看待现代摄影和日常生活中的通俗文化。他选取的画面让观众看到：从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绘画到当今广告中图像，女性的形象一直是被当作客观对象来看待的。在“文明”的演进中，视觉图像制约了人们对女性身份的理解，规范了女性的生活方式，把女性当成了附属品。
“如何看”是《观看之道》提出的关键问题，整个系列片始终贯穿着“我们看什么？怎样看？也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看？”这样的问题。跟随着伯格犀利的目光，我们不仅仅看到女性的被动地位、还有其它处于边缘政治地位的“他者”。图像的背后总是隐藏着阶层、种族和性别的各种不平等，在哪里看、在什么时间看、决定了我们看到了什么。
在电视片播出之后，伯格把《观看之道》编写成书。他混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感知和个性化的理解，写作风格感性而又细腻。在描绘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洛充满活力的画面时，伯格写道：因车祸导致脊柱裂开的痛苦，使卡洛对所有鲜活的事物—树木、水果、水、鸟，以及男人和女人都充满了兴致。伯格对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艺术大师卡拉瓦乔也有独特见解。一般艺术史都认定卡拉瓦乔属于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画法，而伯格却认为：卡拉瓦乔的画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为他的画与观众之间的没有古典写实主义所强调的距离感。卡拉瓦乔的这种主观性不仅仅体现在用光影制造的戏剧性效果上，也不仅仅体现在对追求精神世界的真实上，而且还代表为一种追求社会平等的思想观念。尽管卡拉瓦乔用写实手法为教会创作圣经故事宣传画，但是在骨子里，他并不为别人创作，他所描绘的其实是他自己眼中的世界。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伯格一直是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吸收了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拓宽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堪称视觉文化研究方法的鼻祖；而另一方面，他的艺术史评论被认为过于简单化，有时甚至因为过于强调政治立场而忽略了历史事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伯格与荷兰学者斯莱夫（Seymour Slive）对荷兰画家哈尔斯（Frans Hals）晚年绘画研究的分歧。《哈勒姆老年救济院的男女管理员群像》是哈尔斯创作的最后两幅肖像画。斯莱夫观察到：这两幅画在技术上表现得格外细腻，与晚年贫穷的哈尔斯自己也在这个老年救济院接受慈善补贴有关。而伯格看到：画中有个男管理员的醉酒未醒，他歪戴着帽子的脸肿胀着、眼光斜视画外。在伯格看来，通过这样的形象，哈尔斯画出了新兴资本主义出现的腐败颓废倾向。因此伯格认为斯莱夫的分析只停留于形式语言层面，并没有说出背后的实质：贫困艺术家和管理者们的阶级隔阂。然而，后来更多的学术研究认为，斯莱夫的分析尽管过于偏重绘画的美学价值，却更接近事实。哈尔斯确实在这两幅画上细致、公平地画出了这些老人们最佳状态。画中人醉酒的状态只是自然、真实的描绘，而外戴的帽子是当时的时尚。哈尔斯毫无修饰而又充满同情地画出了这些老年管理员们面对生命流逝的无可奈何。这种暮年忧郁不仅属于画面上的老人，也属于年老的哈尔斯自己，应该与阶级斗争无关。
伯格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上的艺术批评远比《观看之道》还要尖锐，当然也难免偏激。他曾经为这个杂志写过十余年的专栏，不断地以“这是谁？”这样的题目发掘新艺术家和新趋势，提出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主张。60年代，他把《新政治家》杂志上的艺术批评集合成书，原本想用“艺术家选择永恒之红”这样的题目，一语双关地突出其中的左翼色彩，而美国的出版社最终将题目改为《走向现实：观看的论文集》（Toward Reality: Essays in Seeing)。 在这本书中，伯格用“挣扎的艺术家”、“击败困难的艺术家”这类题目，相当激进地把当时如日中天的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加博（Naum Gabo）、克利（Paul Klee）和杜布菲（Jean Dubuffet）等抽象艺术大师的作品归为“装饰画”一类，而他所推崇的除亨利﹒摩尔（Henry Moore）之外，大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对抗西方主流观念的前卫艺术家。
伯格的激进左翼思想还体现于他1965年出版的艺术论著《毕加索的失败》（Failure of Picasso ）（1965)和《艺术与革命》（Art and Revolution: Ernst Neizvestny and the Role of the Artist in the USSR ）(1969)。这两本书中并没有得到艺术界的好评，因为伯格对毕加索后期的艺术批评有失公允，而对俄国年轻前卫艺术家的赞赏又有些言过其实。
尽管如此，伯格最大的优点也在于他批评的直率与思路的清晰。作为艺术评论家、电视解说者，他富有热情而又富有说服力，他大胆地提出在艺术形式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他在《观看之道》中的警告反响至今：绘画总是附属于经济和政治权力，古典绘画被富人拥有，展现的是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力。而现代的油画与摄影一样，都出现于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它们轻便易普及，恰好适用于商业和政治宣传。直到2017年1月2日以90岁的高龄去世前，伯格还在充满活力地反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公正。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使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约翰﹒伯格用批评的态度看待社会，但从来到没有失去对社会的信心；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事物的有力武器，但并不把它看成是治疗世界上一切问题的良方；他引导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观看，但并不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观看法则。他对这个世界不公正的持续批评，对美好事物的由衷赞美，让我们看到惊喜、看到新生的力量，看到生活中萌发着的、各种新的可能。在晚年的论文集《闲谈录》（Confabulation）中，伯格总结道: “促使我这些年一直写作的原因是：有些事需要被说出来，如果我不说出来，那么它们就有不被说出来的危险。” 这大概就是他的观看之道：把自己看到的说出来，使不可见的变得可见，让大家都看到。
此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