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燕妃墓、李勣夫妇墓均为昭陵陪葬墓，两墓围绕棺床三壁皆绘有以女性为主的古装树下人物屏风壁画，其中燕妃墓十二屏，保存尚好〔图一〕，李勣夫妇墓仅存六屏，残毁较甚。两墓屏风壁画题材内容与人物造型、装束不同寻常，遂引起学者关注。陈志谦最早介绍了两墓中的屏风画，并进行了简要考释[1]。其后，李勣墓发掘简报就该墓屏风壁画也有简单描述，并附有线摹图[2]。再后，燕妃墓屏风壁画图片及简介刊发[3]。近年来，林圣智、李溪、巫鸿在相关论文或专著中，皆涉及两墓屏风壁画探讨[4]。本文基于考古材料并参考传世文献和画作，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拟讨论燕妃、李勣其人、屏风壁画的视觉性和屏风壁画的绘制意图三个问题。
图一 燕妃墓屏风壁画 十二扇围绕棺床南、西、北三壁，每扇高164厘米，宽75厘米
一 燕妃、李勣其人
燕妃，《旧唐书》、《新唐书》均未立传，传世文献仅见零星记载，如《旧唐书·高宗纪》、《资治通鉴·唐纪》，记麟德三年（666）高宗泰山封禅，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5]。除此，传世文献再无信息。
燕妃碑清光绪末年出土，时人未甚重视，后又埋没，1964年重新出土。碑额篆题“大唐越国故太妃燕氏之碑铭”。碑文由国史弘文馆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许敬宗撰文[6]。燕妃墓志1990年出土，志盖篆书“大唐越国故太妃燕氏墓志铭”，志石正书题“大唐故越国太妃燕氏墓志铭并序”[7]。碑与墓志的出土，为了解燕妃的生平事迹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古碑文、墓志撰述流于格套，内容虚实相伴，德操多虚美，生平多实录，故生平载述可取信，德操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燕妃碑与墓志总体叙述一致，略有出入。可知燕氏[8]为太宗妃，越王贞母，涿郡昌平人，曾祖侃仕西魏，祖荣仕北周和隋，皆为勋僚，父宝寿不仕，母为隋宗室杨雄女，家族显赫。武德三年（620）召入秦王府为妃，贞观初（627）被太宗册封为贤妃，贞观十八年（644）册封德妃，永徽元年（650）被高宗册封为越国太妃。咸亨二年七月二十七日（671年9月5日）薨，享年六十三，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672年2月1日）奉迁灵榇，陪葬于昭陵之近茔。
碑铭、墓志述燕妃道德节操，溢美之辞流于言表。概括之，知燕氏六岁丧父，由母抚养，母杨氏出身名门，“德高孟母，学冠曹妻”。燕氏少时“性理明惠，艺文该博”，年甫十三召入后庭，后为帝妃，“夙陪巾栉，早侍宫闱”。她在后廷遵节礼让，恭俭缉睦，贞观年间先后被太宗册封为贤妃、德妃。永徽初，高宗以燕氏“操履贞正，婉顺腾芳；德范椒宫，声华桂殿”，册封为越国太妃。及居越王藩庭，无遗严诲，教子孙忠孝宽仁之道、兴废存亡之理。
李勣，《旧唐书》、《新唐书》均立传[9]，相关纪传亦有述及，《资治通鉴》等文献也见记载。此外，墓前尚存石碑一通，立于仪凤二年（677），碑圭篆书“大唐故司空上柱国赠太尉英贞武公碑”，碑文由高宗李治御制御书[10]，《全唐文》有录[11]。再有，1971年李勣夫妇墓出土李勣墓志一盒，志盖篆书“大唐故司空公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李公墓志之铭”，志石正书，署“朝散郎守司文郎崇贤馆直学士臣刘祎之奉敕撰”。李勣夫人志石不存，志盖断为数块，残缺不全，篆书“大唐英国夫人墓志铭”[12]。
传世文献、碑铭、墓志总体叙述一致，略有出入。概括可知，李勣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祖上高平著族，寓居济阴（曹州），后徙滑州卫南。曾祖事北魏，祖康事北齐，父盖为唐散骑常侍。勣少怀英略，隋末与翟让、单雄信起兵。高祖武德二年（619）归唐，授黎州总管，封曹国公，赐姓李。太宗朝，历并州都督、通漠道行军总管、光禄大夫、并州长史、兵部尚书、特进、太子詹事、左卫率、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太常卿等，封英国公。高宗朝，历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师等。
李勣为初唐重臣，官高位显，勋烈彪炳，历三朝未尝有过，全德俱美，善始令终。其人孝悌廉慎，文武兼备，“竭诚戴主，倾身奉国”，开疆拓土，理朝议政，为创大唐江山，固大唐基业，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太宗、高宗信任和器重。高宗赞其：“忠贞之操，振古莫俦，金石之心，唯公而已。”贞观十七年（643），太宗以勣勋庸特著，图其像于凌烟阁，并自为赞；永徽四年（653），高宗又命写其形，乃亲为之序。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669年12月31日）薨，享年七十六，赠太尉、扬州大都督等，谥曰贞武，总章三年二月六日（670年3月2日）陪葬昭陵。“所筑坟一准卫、霍故事，象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13]
二 屏风壁画的视觉性
陈志谦最早介绍了燕妃墓和李勣夫妇墓屏风壁画，他说，“唐太宗燕妃墓中，棺床北、西、南三面墓室壁上也绘12屏画，保存较好。各屏中均绘近石、远山、树木、雁阵、人物”〔图二〕，“李勣墓棺床北面和西面的墓室壁上残留六幅屏画，原来当为12屏画从三面围绕棺床。6幅屏画中均绘一仕女，鬓发极长，衣带宽松，长裙曳地⋯⋯她们或坐、或立、或行。人物之外又绘树木，树上有成群的飞鸟”[14]。其后，李勣墓发掘简报也言及该墓屏风壁画，称：“屏风画6幅。均高125、宽60厘米，皆绘树木飞鸟。墓室北壁西段3幅，树下各有一仕女，均穿红色交衽阔袖衫，系白色长裙，或静坐，或行走。⋯⋯墓室西壁北段3幅，因残缺严重仅可见北边第一幅树下有一仕女，发形、服饰同北壁。”[15]〔图三〕
图二 燕妃墓屏风壁画展开图
图三 李勣夫妇墓屏风壁画线摹展开图
原十二扇，残存六扇，此六扇围绕棺床西壁、北壁，每扇高125厘米，宽60厘米
图片、线图和文字描述显示，两墓壁画包含几个基本概念和视觉要素，即屏风、屏风画、屏风壁画、树下人物、古装女子。本文讨论的“树下古装女子屏风壁画”正是这些概念和视觉要素之套叠和综合体现。
关于屏风、屏风画、屏风壁画，近年学术界多有讨论，综合性专门讨论见杨泓、张建林、李力、陈霞、菅谷文则、李溪、韦正、杨爱国、板仓圣哲、巫鸿等的论文或专著[16]。学者们分别就屏风、屏风画、屏风壁画的渊源与发展、内容与形式以及空间与媒材等进行了多维梳理和探讨。关于树下古装人物的专门讨论集中围绕“树下古装老人屏风壁画”展开，见赵超文[17]。上述讨论皆与本议题有关，兹不赘述。
燕妃墓、李勣墓“树下古装女子屏风壁画”，未见个案专题研究成果发表，相关论述见于早年刊发的陈志谦文、李勣墓发掘简报，以及近年林圣智、李溪、巫鸿在相关论文、著作中的探讨。
陈志谦最早注意到两墓壁画的造型特征与表现主题，指出燕妃墓“画中人物的造型与顾恺之《列女传仁智图》中的人物极似，似乎是反映贞节与孝道的人物故事画”。他认为，李勣墓屏风壁画中的人物“与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女史形象很近似”[18]。其后，李勣墓发掘简报亦有类似表述[19]。或许是由于材料的局限，此议题很长时间无人接续讨论。随着燕妃墓壁画图片的发表，时隔数年，林圣智重温旧题。在述及壁画人物造型和表现主题时，林文基本沿袭陈志谦的认识，认为燕妃墓、李勣夫妇墓屏风人物衣袍宽厚，葆有南北朝遗风，具有古样的要素，主题均可能与《列女传》有关[20]。此议题的最新讨论，见于巫鸿的相关成果。巫鸿首先注意到了燕妃墓屏风壁画的四个特点，再把它与5世纪后期的司马金龙漆屏画和传为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详细比对，发现三者之间有相当接近的构图样式和服装画法，甚至人物与树木也以类似的方式搭配，进而认为其很可能是有意模仿一架古代的列女屏风[21]〔图四〕。
图四 燕妃墓壁画与东晋北朝绘画人物造型、 装束比较
1. 燕妃墓屏风壁画（局部）
2. 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画（局部） 3. 燕妃墓屏风壁画（局部）
4. 传东晋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局部） 宋摹本 故宫博物院藏
上述几位学者注意到燕妃墓、李勣墓屏风壁画与传为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以及北魏司马金龙墓列女古贤漆屏画的相似性，并认为其表现的是古代列女。上述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尚须细究的是，列女图屏风的传统及沿革如何？燕妃墓、李勣墓屏风壁画的古样、古意表现在哪里？它们模仿或参照了何朝何代的列女图范本？它们与古代列女屏风有没有不同之处？这些问题或许还有讨论的空间。
图绘列女事迹肇自西汉，刘向始开端绪。《汉书·刘向传》记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22]此外，《汉书·艺文志》录刘向著述篇目见《列女传颂图》[23]，可知该传正文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篇，另加颂一篇，同时还附图。另据《初学记·屏风》载录刘向《七略别录》曰：“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烈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24]可见，刘向《列女传》在西汉已被绘于屏风上。东汉亦见之，《后汉书·宋弘传》：“弘当䜩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25]此外，《历代名画记》载，东汉蔡邕也画过《小列女图》[26]。
刘向《列女传图》及列女图屏风未传存至今，状况、画风如何？不得而知。但从出土遗存可知，列女图在汉代非常流行，汉画像石和墓室壁画皆不乏之。山东嘉祥东汉武梁祠刻有8个列女，均有榜题，即梁高行、鲁秋胡妻、鲁义姑姊、楚昭贞姜、梁节姑姊、齐继母、京师节女、钟离春[27]。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东汉壁画墓中室更是绘有多达43个列女，皆附题记，可见秦穆姬、齐桓卫姬、鲁师春姜、魏芒慈母、齐田稷母、鲁之母师、邹孟轲母、楚子发母、鲁季敬姜、齐女传母、卫姑定姜、武王母大姒、齐王母大任、王季母大姜、契母简狄、后稷母姜原、代赵夫人、盖将之妻、楚昭越姬、鲁孝义保、梁节姑姊、楚昭贞姜、晋范氏母、晋阳叔姬、鲁臧孙母、孙叔敖母、曹僖氏妻、许穆夫人、周主忠妾、秋胡子妻、鲁漆室女等。据黑田彰研究，上述列女图像基本遵循刘向《列女传》的编排顺序[28]。
两晋南北朝时期，列女图创作如何？从画史中可窥见一斑。《历代名画记》载，从西晋至南齐有八位画家画过列女图，录有20多件作品，如西晋明帝司马绍《列女》、《史记列女图》，西晋荀勗《大列女图》、《小列女图》，西晋卫协《史记列女图》、《小列女图》，西晋王广《列女仁智图》，东晋至宋谢稚《列女母仪图》、《列女贞节图》、《列女贤明图》、《列女仁智图》、《列女传》、《列女辩通图》、《列女图》、《列女画》、《大列女图》，宋濮道兴《列女辩通图》，南齐王殿《列女传》、《母仪图》，南齐陈公恩《列女贞节图》、《列女仁智图》。同时还记载东晋顾恺之论画时也提及《小列女》、《大列女》[29]。此外，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记载隋宫廷收藏中尚见前代三位画家创作的4幅列女图，即卫协《列女图》、王广《列女传仁智图》、陈公恩《列女传仁智图》和《列女传贞节图》[30]。可见，这一时期列女题材绘画同样兴盛。传世《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以及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列女古贤漆屏画即可佐证。
《女史箴图》据西晋张华《女史箴》绘，为宫廷妇女道德箴鉴图，传为东晋顾恺之画。大英博物馆藏唐摹本[31]，原十二段，现存九段，每段之间附题记，绘冯媛当熊、班姬辞辇、修容饰性、同衾以疑、静恭自思、女史司箴等故事。《列女仁智图》内容取自西汉刘向《列女传·仁智》，传为东晋顾恺之画。故宫博物院藏宋摹本，共八段，每段以题记相隔，绘楚武王夫人邓曼、许穆夫人、曹僖负羁妻、孙叔敖母、晋伯宗妻、卫灵公夫人、鲁漆室女、晋羊叔姬。司马金龙墓列女古贤漆屏画，所绘列女有帝舜二妃、周室三母、鲁师春姜、班姬辞辇等，皆有榜题[32]。
志工、杨泓、巫鸿等学者认为这三件作品题材内容、人物衣冠、生活器用、局部构图都有相似之处，且存古意，说明它们可能源自同样底本。也就是说，两晋南北朝时，西汉刘向《列女传图》或列女传图屏风很可能有画稿或范本流传于世[33]。杨新重点讨论了《列女仁智图》，认为其虽为南宋摹本，但保存古意最浓，多处与考古发掘所见东汉图像吻合。如男女皆着汉服，男子所戴三梁无帻进贤冠为汉代典型。有些妇女的发式、服装、姿势、神态与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中女子形象如出一辙。进而认为《列女仁智图》祖本应出自东汉画工之手，甚至有可能是西汉末宫廷传本[34]。
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早期画稿或范本的存在，更没有理由怀疑上述三件作品与汉代列女图的传承关系。但它们是依据汉代流传下来的画稿或范本忠实摹绘的吗？与汉画完全一致吗？论者表示怀疑。三幅画中均不设背景，与汉画基本相同。男子或戴三梁无帻进贤冠，或戴莲花冠，皆符合汉代旧制，为汉代典型，可以图像印证〔图五〕。女子发式多堕马髻，亦皆汉代常见〔图六〕。但衣带后扬飘举的女子形象，汉画中则几乎不见，当为时尚造型〔图七〕。女子头饰步摇，汉代虽有，或并不流行。这些现象表明，当时画家所绘列女图虽然依据了流传下来的画稿或范本，但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或多或少融入了当代因素。
图五 汉晋绘画人物造型、装束比较
1. 《列女仁智图》（局部） 2. 山东东平汉墓壁画（局部）
3. 《列女仁智图》（局部） 4. 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壁画（局部）
图六 汉晋北朝绘画人物造型、装束比较
1. 传东晋顾恺之《 女史箴图》（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2. 司马金龙墓漆屏画（局部）
3.《列女仁智图》（局部） 4. 荥阳苌村汉墓壁画（局部）
图七 汉晋南北朝绘画人物造型、装束比较
1.《女史箴图》（局部） 2.《列女仁智图》（局部） 3. 司马金龙墓漆屏画（局部）
4. 河南邓县南朝墓画像砖（局部） 5. 荥阳苌村汉墓壁画（局部）
回头再看唐燕妃、李勣墓屏风壁画。画中的古样、古意表现在哪呢？其所参照或依据的画稿或范本是什么时代的呢？论者以为壁画中古样、古意最显著处在于人物造型，包括某些服饰装束。男子或戴三梁无帻进贤冠，或戴莲花冠〔图八〕；女子梳堕马髻，衣带宽松，长裙下垂曳地，这些特征见于存世东晋南北朝画迹或摹本，并可上溯汉代墓葬美术图像。衣带后扬飘举的女子造型，为东晋南北朝流行样式，似不能上追汉代〔图九〕。汉代列女图鲜见背景，偶见建筑或帷幔，即便个别图中绘有树木等，也与故事情节有关，如秋胡戏妻图。以山石树木为背景的图式或取自东晋南北朝，如高士图、孝子图一样，当时或有列女图也采用类似表现手法。
图八 燕妃墓壁画与汉晋绘画人物造型、装束比较
1. 燕妃墓屏风壁画（局部） 2.《列女仁智图》（局部） 3. 东平汉墓壁画（局部）
4. 燕妃墓屏风壁画（局部） 5.《列女仁智图》（局部） 6. 荥阳苌村汉墓壁画（局部）
图九 燕妃墓壁画与汉晋北朝绘画人物造型、装束比较
1. 燕妃墓屏风壁画（局部） 2.《女史箴图》（局部） 3. 司马金龙墓漆屏画（局部）
4. 燕妃墓屏风壁画（局部） 5.《列女仁智图》（局部） 6. 荥阳苌村汉墓壁画（局部）
那么，燕妃、李勣墓列女屏风壁画与此前列女图有无不同之处呢？表现在哪儿？当然有，最明显处是每扇屏风上部表现远景的几座小山头和八字形雁阵。这种画法此前未见，似始于唐。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武周时期六号墓、太原开元十八年（730）温神智墓“树下老人”屏风壁画，都有同样表现[35]，吐鲁番阿斯塔那217号墓花鸟屏风壁画亦见之，类似画法还见于敦煌莫高窟初唐209窟南壁西侧上部山水人物以及217窟北壁东侧《十六观》壁画中。树木、山石画法也不同以往，两墓壁画中皆见枯树，类似画法出现在山西、宁夏、陕西初唐至盛唐墓葬“树下老人”屏风壁画中[36]。此外，一荣一枯两树也很特别，似不见于前代。燕妃墓壁画中山石的处理手法，更为精细，与神龙二年（706）懿德太子墓、景云元年（710）节愍太子墓壁画中的山石表现有类似之处。画中所见壸门坐榻是唐代流行坐榻，虽可上追西晋，但早不到汉，亦未见于前代列女图中〔图十〕。
图十 燕妃墓壁画与唐代壁画样式、画法比较
1. 燕妃墓屏风壁画（局部）
2. 燕妃墓屏风壁画（局部）
3. 山西太原金胜村初唐6号墓“树下老人”屏风壁画（局部） 4.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17号唐墓花鸟屏风壁画（局部） 5. 敦煌莫高窟初唐209窟壁画（局部）
6. 唐节愍太子墓壁画（局部）
通过上述分析，论者认为燕妃墓、李勣墓屏风壁画的绘制，很可能依据了创作于南北朝时期的带有汉代古样和遗风的列女图或列女图屏风画稿或范本。画工在绘制这两处壁画时，并非完全模仿某架古代列女屏风，而是参照和借鉴了古代列女图或列女屏风画中的基本样式，尤其是人物造型，同时融入了初唐绘画的某些表现形式。至此，可以肯定的回答，两墓屏风壁画为具有一定古样和古意的列女图屏风壁画[37]。非常遗憾的是，其具体表现了哪些列女事迹？实在无法考证，正如巫鸿所言，“有些图像似乎隐含某种叙事内容，但由于缺乏伴随的榜题而不得其详”[38]。榜题的缺位，淡化或消解了壁画的具体内容和故事情节，强化或突出了女德的整体象征意义。
三 屏风壁画的绘制意图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何这两座唐墓选择古列女题材壁画，其绘制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列女图出现在墓葬中，我们首先会考虑到与女性墓主有关；其次会考虑到与当时女教盛行的社会风气有关；再次还会考虑到墓主人的道德操守和道德理想。
就燕妃墓壁画而言，林圣智认为：“燕妃既为宫中的女性，在其墓室中描绘列女图屏风，无论就其身分或性别而言均颇为合宜。以列女图作为棺床的屏风画，除了表现燕妃所奉行的儒家女德规范之外，同时也具有嘉美燕妃传颂其德行的意义。”[39]
自西汉刘向撰《列女传》以来，后世历朝历代女教著作撰述不绝，蔚然风气，对古代女性，尤其是上层贵族妇女的日常生活和道德修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西汉刘向《列女传》开传记体女教端绪，班昭《女诫》开训诫体女教先声，南朝范晔《后汉书》开正史为女性列传之先河，此后，大多朝代正史都设《列女传》[40]。汉唐时期女教著述非常丰富，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自汉迄唐，共涌现出几十种女教著述[41]。
古代后妃、贵族妇女历来重视女德、女教，不仅诵读女教著作，还阅览列女图，并常置之于身侧，以为箴诫镜鉴。《汉书·孝成班婕妤传》录其《自悼赋》曰：“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42]《后汉书·顺烈梁皇后纪》称梁皇后，“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李贤等注：“刘向撰《列女传》八篇，图画其象。”[43]《北史·废帝皇后宇文氏传》记载，西魏宇文氏“幼有风神，好陈列女图，置之左右”[44]。《隋书·炀帝萧皇后传》录其《述志赋》：“综箴诫以训心，观女图而作轨。⋯⋯慕周姒之遗风，美虞妃之圣则。”[45]《新唐书·文德长孙皇后传》：“后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46]唐长乐公主墓志载述，公主“行归柔顺，因得伯姬之心；德备幽闲，有踰贞姜之节；发言垂范，动容应图”[47]。唐新城长公主墓志载述，公主“□行而合图史，置言而成表缀”[48]。
燕妃墓志记载，燕氏年少即泛观子史，击赏名教，褒尚贞良，陈研训诫。入宫则有“辞辇尊克让之风，当兽徇忘生之节”，操履贞正，母仪载阐，“德范椒宫，声华桂殿”。及至越王藩庭，无遗严诲，教子孙忠孝宽仁之道、兴废存亡之理。
作为皇室贵族妇女的越国太妃燕氏，生前饱览训诫，忠孝立身，贞正垂范，故死后于墓中绘制古列女屏风，完全合其道德操守，既突显其道德理想，亦表达子孙敬意，情理具在。
列女屏风壁画之于燕妃墓可以理解，但绘于开国元勋、三朝重臣李勣墓就显得非同寻常了。林圣智就此早有观察，说：“综观李勣生平功勋彪炳，再来看墓室中所绘列女图屏风，则颇令人感到不解。”[49]其初步分析和推测认为：“就墓葬营造的状况来看有三个可能性，分别是显庆五年（660）高宗赐陪葬昭陵、李勣夫人殁时，或是总章三年（670）李勣初次埋葬之时。李勣夫人卒年不明，不过由麟德二年（665）李勣长子李震的墓志铭可知李震‘听随其母陪葬昭陵’，李勣夫人卒年当早于麟德二年。由于李勣夫人先亡，似乎不能完全排除列女图壁画是为李勣夫人而非李勣所绘的可能性。”[50]
《旧唐书·高宗纪》载，显庆五年赐英国公勣墓茔一所[51]。《旧唐书·李勣传》记载，勣长子震先勣卒[52]。李震墓志记载，震麟德二年薨，同年“听随其母陪葬昭陵”旧茔，即袝其母茔陪葬昭陵[53]，可知李勣夫人卒于显庆五年至麟德二年间。李勣墓志和碑铭记载，李勣总章三年陪葬昭陵[54]。那么壁画应该是绘于显庆五年至麟德二年间李勣夫人下葬时，或总章三年李勣下葬时。列女图壁画不论绘于夫人下葬时，还是李勣下葬时，其肯定是为夫人绘制的，意在表达夫人的道德理想、道德诉求以及家人的敬意。遗憾的是，李勣夫人不见任何文献记载，墓志毁于嗣圣元年剖坟斫棺，仅存残损志盖，篆书“大唐英国公夫人墓志铭”，生平事迹一概不知。
据画史记载，东汉至南朝列女图创作久盛不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提到九位画家绘过列女图，共录作品20多件，但所录北朝隋唐画家则不见画列女图者[55]。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也不见记载[56]。现有考古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已发掘的几十座唐代壁画墓中，唯燕妃墓、李勣墓绘有古列女题材壁画，甚不寻常。如果仅从上述墓主女德角度分析，似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那么，原因何在呢？
林圣智重点分析了李勣墓屏风壁画，同时兼及燕妃墓。他从当时的政治文化因素综合考量，首先提出两墓中出现列女图很可能与武则天当政有关。林文就燕妃墓认为：“燕妃熟读诗书并参与政事，颇符合武则天所宣扬的女性人物的模范。武则天积极借用各类象征性的手段来宣扬女德，彰显女性的地位，以伸张其政治权势。燕妃墓中采用列女图像，应该与武则天有关。”就李勣墓，林圣智认为：“李勣墓列女图屏风画的制作，不论出自李勣家族的选择或是遵循朝廷指示，显然符合当时武则天宣扬女德的政治目的。进一步而言，就显庆至总章年间武则天当政的政治情势来看，列女图可能又隐含了另一层李勣或其家族服从于武后女德的政治意涵，成为效忠武则天的政治隐喻。”[57]
林圣智的分析具洞见，有道理。陈弱水研究表明，武则天自永徽六年（655）立后至天授元年（690）称帝，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彰显女性形象、提高女性地位的行动，其多具个人政治目的[58]。提倡女教即为其一，武后曾主持组织编撰多部女教著作。《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录有《列女传》一百卷、《孝女传》二十卷、《古今内范》一百卷、《内范要略》十卷、《保傅乳母传》七卷、《凤楼新诫》二十卷[59]。
武后当政，提倡女教政治背景清楚，燕妃为皇亲国戚，李勣为勋僚重臣史实明确，但仅就此说明两人墓中绘列女图，并与武后有关，推论似过于简单。当时其他皇亲国戚、权臣勋僚墓中为何不见列女图？如乾封元年十二月（667）陪葬昭陵的韦贵妃墓，为何不绘列女图？贵妃韦珪最得太宗宠幸，“冠宠后庭，誉高同列”。为纪国太妃时，亦深得高宗、武后尊重和礼遇，武后常书信于贵妃，汇报讨教[60]。故，燕妃、李勣墓选择绘列女图一定有更特殊、更深层的原因，这或许可从燕妃、李勣与武则天非同一般的个人关系、家族亲情、政治利益以及当时某些具体历史情景中窥见。
先说燕妃，其与武后关系非同寻常，就此李溪有初步讨论[61]。燕妃墓志载述，其母杨氏为隋观王杨雄之女[62]。长安二年（702）武三思撰顺陵碑文、《新唐书·杨恭仁传》记载，武则天母杨氏为隋观王杨雄弟杨达之女[63]，就此陈寅恪有详细考述[64]。由是可知，燕妃母杨氏与武则天母杨氏皆弘农华阴隋杨宗亲，且两人为堂姐妹，燕妃与武后则是表姐妹。
麟德三年（666），燕妃随“二圣”泰山封禅，皇后为亚献，太妃燕氏为终献。此次盛典，越国太妃燕氏替补纪国太妃韦氏获殊荣担任重要角色[65]，或与武后提议有关。咸亨二年（671）皇后武则天母杨氏薨，太妃燕氏亲赴东都洛阳吊唁，途中患疾，不幸薨亡于郑州。燕妃薨亡，“圣上中宫，览表哀恸”。皇后武则天敬为造无量寿、释迦牟尼绣像两铺，广崇净业，并亲笔书铭，绣于座下。“在殡之辰，顿遣宫官，将□敕及皇后墨令就殡所宣读，祭讫焚之。”可见，燕妃丧事，高宗、武后高度重视，予以殊礼[66]。
此外，燕妃碑由许敬宗撰文也可一说。许敬宗两《唐书》均立传，为高宗朝宰相，国史弘文馆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在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后过程中，力排众议，极力支持高宗和武氏，为武氏立后立下汗马功劳[67]。此外，显庆四年（659）诏改《氏族志》为《姓录》，许敬宗刻意拔高、虚美武氏本望，亦功不可没[68]。武后当政，其唯马首是瞻，言听计从，深得武后赏识和信任，威宠当朝，是武后最重要的一位政治盟友[69]。许敬宗咸亨三年（672）卒，年八十一[70]，燕妃咸亨二年薨，撰燕妃碑时，敬宗已年逾八旬。燕妃碑由当朝老臣、武后亲信许敬宗撰文，不排除皇后授意。
就个人关系而言，越国太妃燕氏与皇后武则天两人互为表亲，情笃意深。就政治格局考量，武后以母族贵，其当政之时，弘农华阴杨氏宗亲以外戚荣宠，“一家之内，驸马三人，王妃五人，赠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余人，遂为盛族”[71]。由于母族之关系，燕妃与武后存在共同家族和政治利益，是为同一阵营。燕妃咸亨二年薨，正是武后临朝辅政[72]，大力倡导女教之际，因此，燕妃墓内绘制列女屏风壁画，除体现墓主人道德操守和理想外，很可能与武后的政治诉求有关。不论是燕妃遗愿，还是家属选择，抑或武后授意，其表达政治立场的动机和意图不言而喻。
再说李勣，为朝廷勋臣，三朝元老，深得太宗、高宗信任，君臣情义深厚。此外，他与武后关系也不一般。《新唐书·李勣传》记载，永徽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氏为后，朝臣反对，“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诏勣、志宁奉册立武氏。”[73]足见武氏立后，勣功不可没。正如陈寅恪言：“故武氏之得立，其主要原因实在世勣之赞助。⋯⋯然则武瞾之得立为皇后乃决定于世勣之一言。”[74]正因此，皇后武则天临朝当政之时，非常信任并重用李勣。
此外，陈寅恪亦言，废后立后之争，并不只是皇室家事，而是政治集团之间的较量。说：“高宗将立武瞾为皇后时，所与决策之四大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属于关陇集团，故为反对派，徐世勣一人则为山东地域之代表，故为赞成派。”“而世勣所以不附和关陇集团者，则以武氏与己身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也。”“然详察两派之主张，则知此事非仅宫闱后妃之争，实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之一大关键。”[75]由此推知，李勣与武后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两人当为政治同盟。
麟德三年，“二圣”东封泰山，勣为封禅大使，从驾前往。途中，皇后亲临勣旧闾，慰问勣姊[76]。勣总章二年薨，天子抚床沫泣，“中宫悼切宗臣，事均于吴汉”[77]。总章三年，李勣陪葬昭陵，高宗御撰御书碑铭，以光粹烈。光宅元年（684），诏勣配享高宗庙庭。由此可见，高宗、武后与李勣情义甚深，关系非同一般。
李勣墓志铭署“朝散郎守司文郎崇贤馆直学士臣刘祎之奉敕撰”[78]。刘祎之两《唐书》均有传，可知其人至孝奉忠，有文采，被高宗、武后赏识，曾被武后召入禁中，参与编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等书。后言辞冒犯武后，垂拱三年（687）被赐死，年五十七[79]。撰写志文时，刘祎之乃“二圣”亲近臣僚，故不排除武后指定。
综上可知，李勣与武后关系非同一般。前述李勣夫人先亡并陪葬昭陵，时间应在显庆五年至麟德二年之间。此时，武则天已临朝辅政，提倡女教，彰显女性形象。故英国公夫人墓中绘制古列女屏风壁画，同燕妃墓类似，无论是夫人遗愿，武后授意，还是李勣附和，在道德诉求之外，表达政治立场的态度和意图不言自明。
巫鸿就燕妃、李勣墓屏风壁画之间的联系提出一个初步判断，认为，“二人的墓葬都是昭陵的陪葬墓，由同一宫廷礼仪部门监修，甚至可能被同一批画家绘制”[80]。此说为进一步思考壁画与武后可能的关系提供了一条线索。据文献可知，高宗朝皇亲国戚、勋僚重臣丧事，皆由皇帝诏命高官担任监护，安排协调鸿胪寺（同文寺）等部门负责丧葬礼仪、赗襚赏赐、陵墓营建、棺椁葬具、墓志碑碣等。就此，或可追问，燕妃、李勣丧事诏命监护人是谁？身份背景如何？是否与武后有特殊关系？
燕妃墓志与碑铭载述，咸亨二年燕妃薨亡，丧事“仍令工部尚书杨昉监护，率更令张文收为副”[81]。《旧唐书·李勣传》记载，总章二年李勣薨，丧事“令司平太常伯杨昉摄同文正卿监护”[82]。《册府元龟·帝王部·褒功》亦言勣丧事为杨昉监护[83]。然而李勣墓志载述，丧事“仍令司礼大常伯驸马都尉杨思敬、司稼少卿李行诠监护”[84]。孰是孰非[85]？
论者发现一则文献，或有助于破解上述疑问。《册府元龟·宰辅部·褒宠》记载，李勣薨亡，高宗“仍令司平太常伯杨昉监护丧事，司礼太常伯杨思敬持节赍玺书吊祭”[86]。可见，两人均受高宗诏命，参与李勣丧事。高宗朝皇亲国戚丧事不乏诏命数位高官主持监护，韦贵妃丧事“诏司稼正卿杨思谦监护丧事，特赐东园秘器，赗襚吊祭，有优恒典。又遣司平大夫窦孝慈监护灵轝还京。及还日戒期，复令司稼正卿李孝义、司卫少卿杨思止监护丧事”[87]。燕妃丧事除工部尚书杨昉监护，率更令张文收为副外，“仍令京官四品一人摄鸿胪卿监护，五品一人为副”，亦为两批官员监护[88]。就此可以推知，李勣丧事，杨昉、杨思敬皆受命主持监护。相关文献显示，杨昉、杨思敬两人均与武后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
杨昉、杨思敬，两《唐书》均无传，零星信息散见于相关文献。综合可知，杨昉，本望为弘农华阴杨氏越公房脉，户部尚书、长平公杨纂从子，官至尚书右丞（肃机）、工部尚书，谥曰恪[89]。杨思敬，本望为弘农华阴杨氏观王房脉，特进、观国公杨恭仁弟子，隋观王雄孙，尚安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子左中护、礼部尚书[90]。可见，两人皆为朝廷正三品高官，本望都出自弘农华阴隋杨宗室，杨思敬与武氏亲缘更近，其伯父杨恭仁[91]为燕妃母长兄，武则天母堂兄。杨思敬与燕妃母为姑侄关系，与武后母为堂姑侄关系，其与燕妃和武后则为同辈表亲。如此看来，武后介入燕妃、李勣丧事，并作特别指示，不难理解。
总结之，燕妃为皇亲国戚，李勣为勋僚重臣，两人地位显赫。两人墓葬中所绘古列女屏风壁画，参照和借鉴了古代列女图或列女屏风画的基本样式，并融入了初唐绘画的某些表现形式。在唐代画家不再热衷列女绘画，列女图也不再流行于墓葬之际，两墓列女屏风壁画的出现甚不寻常。究其原因，非常复杂，或为死者遗愿，或为家属诉求，或为武后授命，其中包含个人操守、家族亲情、君臣关系、集团利益、政治倾向等多种因素。可能是墓主、家属、武后三方，或至少是家属与武后两方默契之结果。壁画以道德再现的形式，既展现了墓主人的道德情怀，也寄托了家属的敬意。其出现于武后当政之际，表达立场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谭浩源）
原文刊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2期，经授权转载
[1] 陈志谦：《昭陵唐墓壁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页117，三秦出版社，1994年。
[2]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页10－12。
[3] 昭陵博物馆：《昭陵唐墓壁画》页179－184、228－229，文物出版社，2006年；罗世平、李力主编：《中国墓室壁画全集·隋唐五代》页44－46，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
[4] 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空间与图像》，颜娟英主编《中国史新论·美术考古分册》页185－199，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李溪：《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页303－30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美］巫鸿：《中国墓葬和绘画中的“画中画”》，上海博物馆编《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页309－3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美］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页157－16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5]《旧唐书》卷五，页89，中华书局，1975年；《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页6459，中华书局，2011年。
[6] 张沛：《昭陵碑石》页183－185，三秦出版社，1993年。
[7] 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527－563，三秦出版社，2010年。
[8] 燕妃墓志“太妃讳□□，字□□”。讳、字后皆空两格，燕妃碑亦未见其名讳。见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529。
[9]《旧唐书》卷六七，页2483－2493；《新唐书》卷九三，页3817－3824，中华书局，1975年。
[10] 前揭张沛《昭陵碑石》，页192－194。
[11]《全唐文》卷一五，页186－189，中华书局，1983年。
[12]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400－438。《新唐书·李勣传》附《徐敬业传》记载，嗣圣元年（684）勣孙敬业起兵反武，兵败被诛。是年，武则天“削其祖父官爵，毁冢藏”。神龙元年（705）“中宗反正，诏还勣官封属籍，葺完茔冢焉”。见《新唐书》卷九三，页3823、3824。故简报推测说：李勣“墓志盖大、志石小，不相匹配，且志石石质较差，远不如夫人墓志盖的石质（夫人志盖当是首葬放入的）。显然，李勣原志石可能毁于‘发冢斫棺‘时，现志石当是二次衣冠葬时补配的。”见前揭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页14。此说可信，勣子震墓状况类似，可以佐证。李震夫人墓志盖和志石均碎为数块，残损严重，可知该墓嗣圣元年（684）也遭剖坟斫棺，震墓志亦为中宗反正时补刻。见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355－359。
[13]《旧唐书·李勣传》、《册府元龟·帝王部·褒功》如是说，见《旧唐书》卷六七，页2488；《册府元龟》卷一三三，页1604，中华书局，1960年。李勣墓志言以旌平延陀、高丽之功，见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427。碑言以旌破北狄、东夷之功，见前揭张沛《昭陵碑石》，页193。《新唐书·李勣传》未及之，见《新唐书》卷九三，页3820。
[14] 前揭陈志谦《昭陵唐墓壁画》，页117。
[15] 前揭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页10。
[16] 杨泓：《“屏风周昉画纤腰”——漫话唐代六曲画屏》、《山东北朝墓人物屏风壁画的新启示》，氏著《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页39－45、页214－217，中华书局，2007年；张建林：《唐墓壁画中的屏风画》，《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页720－729，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李力：《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古代的屏风画》，《艺术史研究》第一辑，页277－294，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霞：《唐代的屏风——兼论吐鲁番出土的屏风画》，《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页86－93；［日］菅谷文则：《正仓院屏风和墓室壁画屏风》，《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页231－253，文物出版社，2002年；前揭李溪《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韦正：《北朝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7期，页59－68；杨爱国：《汉墓中的屏风》，《文物》2016年第3期，页51－60；［日］板仓圣哲：《复原唐代绘画之研究——以屏风壁画为焦点》，颜娟英、石守谦主编《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页239－2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前揭巫鸿《中国墓葬和绘画中的“画中画”》，页304－333。
[17] 赵超：《“树下老人”与唐代的屏风式墓中壁画》，《文物》2003年第2期，页69－81；赵超：《关于伯奇的古代孝子图画》，《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页68－72。
[18] 前揭陈志谦《昭陵唐墓壁画》，页117。
[19] 前揭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页10。
[20] 前揭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空间与图像》，页189、193－194。
[21] 前揭巫鸿《中国墓葬和绘画中的“画中画”》，页310－311。
[22]《汉书》卷三六，页1957－1958，中华书局，1962年。
[23]《汉书》卷三〇，页1727。
[24]《初学记》卷二五，页599，中华书局，2004年。
[25]《后汉书》卷二六，页904，中华书局，1965年。
[26]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四，页101－102，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27]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页87－88，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28] 陈永志、［日］黑田彰：《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孝子传图辑录》页10－13，文物出版社，2009年
[29] 前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卷七，页107－153。
[30]（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页23－43，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31] 此画时代存争议，巫鸿认为是5世纪下半叶的绘画原作。见［美］巫鸿：《重访〈女史箴图〉：图像、叙事、风格、时代》，氏著《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页301－32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杨新认为是北魏宫廷绘画原本，见杨新：《从山水画法探索〈女史箴图〉的创作时代》，氏著《杨新书画鉴考论集》页33－56，文物出版社，2010年；方闻认为是6世纪南朝宫廷画作，见［美］方闻：《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与中国古代艺术史》，《文物》2003年第2期，页82－96。
[32]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页24－26。
[33] 志工：《略谈北魏的屏风漆画》，《文物》1972年第8期，页57；杨泓：《北朝文化源流探讨之一——司马金龙墓出土遗物的再研究》，《北朝研究》1989年第1期，页18；前揭巫鸿《重访〈女史箴图〉：图像、叙事、风格、时代》，页302－304。
[34] 杨新：《对〈列女仁智图〉的新认识》，前揭《杨新书画鉴考论集》，页1－32。
[35]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年第8期，页21－22；常一民、裴静蓉：《太原市晋源镇果树场唐温神智墓》，《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10－211，三秦出版社，2006年。
[3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页52－56；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第6期，页5－6；陕西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苏思勗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页36，图版五－1。
[37] 初唐“列女”为广义概念，燕妃、李勣墓屏风壁画仍属传统“列女图”范畴。关于“列女”概念及其演变，高世瑜有详尽讨论，认为刘向《列女传》七篇，“传中所设前六类皆出于褒扬之意，后一种则是作为反面典型以示贬斥批判。其‘列女’之意同于男性‘列传’，是中性称谓，并无褒奖之意”。“从《后汉书·列女传》始，摒弃了‘孽嬖’类反面人物，但采择标准与刘《传》类同，‘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所以仍是各类人物并存。”而后“《列女传》则都是树立正面楷模，表彰德行才识，不再将反面人物列入，‘列女’于是便蕴含了褒扬之义”。宋、金以后《列女传》中贞节、节烈人数逐渐增多，“《列女传》遂成了《烈女传》，‘列女’也就与‘烈女’几乎成了同义语”。见高世瑜：《〈列女传〉演变透视》，邓小南等主编《中国妇女史读本》页13、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就此刘静贞也有讨论，见刘静贞：《性别与文本——在宋人笔下寻找女性》，李贞德主编《中国史新论·性别史分册》页245－253，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38] 前揭巫鸿《中国墓葬和绘画中的“画中画”》，页310。
[39] 前揭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空间与图像》，页195。
[40] 前揭高世瑜《〈列女传〉演变透视》，页12；高世瑜：《中国妇女通史·隋唐五代卷》页268，杭州出版社，2010年。
[41]《隋书》卷三三，页978，中华书局，1973年；《旧唐书》卷四六、卷四七，页2002、2006、2026；《新唐书》卷五八，页1486－1487。
[42]《汉书》卷九七下，页3985。
[43]《后汉书》卷一〇下，页438。
[44]《北史》卷一三，页508，中华书局，1974年。
[45]《隋书》卷三六，页1112。
[46]《新唐书》卷七六，页3470。
[47]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下，页27，文物出版社，2000年。
[48]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293。
[49] 前揭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空间与图像》，页197。
[50] 前揭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空间与图像》，页198。
[51] 《旧唐书》卷四，页81。
[52] 《旧唐书》卷六七，页2490。
[53]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365。
[54]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427；前揭张沛《昭陵碑石》，页193。
[55] 前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四〜卷一〇，页80－205。
[56]（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前揭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页63－88。
[57] 前揭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空间与图像》，页195、199。
[58]陈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页661－676，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59] 《旧唐书》卷四六，页2006；《新唐书》卷五八，页1487。
[60]《大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韦氏墓志铭并序》：“及之藩之后，逾荷慈遇，每降神翰，或为启为咨，顾待之隆，莫之比也。”见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392。
[61] 前揭李溪 《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页307。
[62]《大唐故越国太妃燕氏墓志铭并序》：“太夫人即随太尉、观王杨雄之第三女也。”见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539。
[63]《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父，郑恭王，讳达。⋯⋯即司徒雍州牧、观德王之季弟也。”见《全唐文》卷二三九，页2418；《新唐书·杨恭仁传》：“武后母，即恭仁叔父达之女。”见《新唐书》卷一〇〇，页3928。
[64] 陈寅恪：《武瞾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页161－16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65]《大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韦氏墓志铭并序》：“皇驾将临日观，驻跸东周，太妃从至伊瀍，严装伫从。”及薨，帝“遣中史谓临川长公主、纪王慎曰：‘往者为妃造鞍辔衣服，拟相随东封，不意幽明顿隔，情甚伤感，今并赐妃，可致灵座。’”见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390、392。由此推知，麟德三年高宗泰山封禅，原本应是地位、声望更高的韦贵妃相随并担任重要祭奠，只是其突然病故，未能成行，故由燕妃代之。
[66]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544－548；前揭张沛《昭陵碑石》，页184。
[67]《旧唐书·许敬宗传》：“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敬宗特赞成其计。”见《旧唐书》卷八二，页2763；《新唐书·许敬宗传》：“帝将立武昭仪，大臣切谏，而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见《新唐书》卷二二三上，页6336；《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显庆二年“礼部尚书、高阳郡公许敬宗为侍中，以立武后之功也”。见《旧唐书》卷四，页77。
[68]《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页6429－6430；《唐会要》卷三六，页77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9]《新唐书·许敬宗传》：“敬宗于立后有助力，知后钳戾，能固主以久己权，乃阴连后谋逐韩瑗、来济、褚遂良，杀梁王、长孙无忌、上官仪，朝廷重足事之，威宠炽灼，当时莫与比。”见《新唐书》卷二二三上，页6336。
[70]《旧唐书》卷五、卷八二 ，页97、2764。
[71]《旧唐书》卷六二，页2384。
[72]《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见《旧唐书》卷六，页115。
[73]《新唐书》卷九三，页3820。
[74]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页27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75] 前揭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页276－277、278、273。
[76]《旧唐书》卷六七，页2487。
[77]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426。
[78]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405。
[79]《旧唐书》卷八七，页2846－2848；《新唐书》卷一一七，页4250－4252。
[80] 前揭巫鸿《中国墓葬和绘画中的“画中画”》，页311。
[81] 前揭胡远超《昭陵墓志通释》，页548；前揭张沛《昭陵碑石》，页184。
[82] 《旧唐书》卷六七，页2488。《资治通鉴·唐纪》记载，龙朔二年（662）诸司及百官更名，改工部尚书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670）复旧。李勣总章二年薨，时言司平太常伯；燕妃咸亨二年薨，时言工部尚书。见《资治通鉴》卷二〇〇、二〇一，页6440、6480。
[83] 《册府元龟》卷一三三，页1604。
[84] 前揭胡远超《昭陵墓志通释》，页426－427。
[85] 通常情况，在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间，多取信墓志载述，墓志虽有虚美浮华之辞，但于主人生平则多实录，故取信之。但李勣墓志不同，前述其非总章二年下葬时原墓志，而是神龙元年（705）补刻的，前后时隔35年。原墓志已毁，依据什么材料补刻，似为问题。补刻墓志虽仍署刘祎之撰，但内容与原墓志是否略有出入，存疑。
[86] 前揭《册府元龟》卷三一九，页3771。
[87]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390。
[88] 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548。
[89]《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下》杨氏越公房条：“昉，尚书右丞、工部尚书。”见《新唐书》卷七一下，页2369；《新唐书·杨弘礼传》附《杨纂传》：“纂从子昉，武后时为肃机。⋯⋯终工部尚书。”见《新唐书》卷一〇六，页4047；《新唐书·东夷传》：总章二年讨高丽，帝“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余”。见《新唐书》卷二二〇，页6197；《通典·凶礼》、《唐会要·谥法下》记载，工部尚书杨昉谥曰恪。见《通典》卷一〇四，页2718，中华书局，2016年；前揭《唐会要》卷八〇，页1740。《通典·职官》记载龙朔二年改左、右丞为肃机，言及右肃机杨昉。见《通典》卷二二，页598。
[90]《旧唐书·杨恭仁传》、《新唐书·诸帝公主》、《唐会要·公主》、《册府元龟·外戚部·选尚》皆记载，杨思敬尚高祖女安平公主。见《旧唐书》卷六二，页2382；《新唐书》卷八三，页3644；《唐会要》卷六，页73；《册府元龟》卷三〇〇，页3531。《册府元龟·帝王部·命使》记载乾封二年，帝遣朝廷官员外出考察、赈给，太子左中护杨思敬在列。见《册府元龟》卷一六一，页1948。《旧唐书·杨恭仁传》记载，恭仁弟师道兄子思玄，“玄弟思敬，礼部尚书”。见《旧唐书》卷六二，页2384；《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下》杨氏观王房条：“思敬，礼部尚书、驸马都尉。”见《新唐书》卷七一下，页2355；《册府元龟·帝王部·弭灾》记载，上元二年四月久旱，帝“仍令礼部尚书杨思敬往中岳以申祈祷”。见《册府元龟》卷一四四，页1749。《旧唐书·许敬宗传》、《资治通鉴·唐纪》、《唐会要·谥法上》记载，咸亨三年，就许敬宗谥号重议，礼部尚书杨思敬建议谥曰恭，诏从其议。见《旧唐书》卷八二，页2765；《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页6484；《唐会要》卷七九，页1732。
[91]《旧唐书·杨恭仁传》：“杨恭仁本名纶，弘农华阴人，隋司空、观王雄之长子也。”见《旧唐书》卷六二，页2381。《新唐书·杨恭仁传》：杨恭仁，隋观王雄子也。”见《新唐书》卷一〇〇，页3926。《大唐故特进观国公墓志》：“公姓杨氏，讳温，字恭仁，弘农华阴人也。⋯⋯显考，随雍州牧、司徒、观德王。”见前揭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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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贺西林《道德再现与政治表达——唐燕妃墓、李勣夫妇墓屏风壁画相关问题的讨论》全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