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传为宋人所作的一件《观画图》团扇为研究对象，对其图像、主题以及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发现画中图像来自于一幕以医药为主题的杂剧，而画家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这把团扇乃是一幅端午画扇。

关键词：

观画图  孙思邈  头骨  端午画扇  

就像现代中国人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经常出入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去欣赏绘画一样，观画在古代也是一种高雅乐事。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书、画、琴、棋”这“四艺”向来是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文化利器。观画以及掌握正确的观画方法，成为文人精英建构自身形象的重要方式。明代的男性精英文人们甚至还有过“看书画如对美人”的香艳比喻，[1]其中的视觉愉悦、文化诉求以及权力意识表露得淋漓尽致。不过，古代难道就不会有一些场合允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等普通民众观画吗？如果他们看画，他们会去观赏怎样的绘画？他们在观看这些绘画的过程中所想到的是不是还是精英文人们所标榜的那些理念？如果不是，对他们而言，画意味着什么？一幅被称作《观画图》的小团扇或许可以为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灵感。

观画

高宽均为24.3厘米的一柄团扇，是拿在手中纳凉的绝好工具，同时也是一幅可以随时随地观赏的画面。【图1】有趣的是，团扇的中心，也即我们称之为“画眼”的部分也是一幅画，五个人围拢在这幅画前后，仿佛在一起赏观。这幅团扇画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观画图》。团扇上没有画家的题款，只在画面下部一右一左钤盖了两方收藏印章，分别是晚清官僚收藏家吴大澄和当代美籍华人收藏家邓仕勋，后者也是这幅画目前的收藏者。团扇是绢本，一直被认为是一幅宋代绘画，但是从画面的描绘技巧上来看，可能要比宋代晚。由于一直是私人递藏，这幅画并不经常出版，也并未引起美术史家的重视，但谁曾想这幅小小的团扇却包含着引人入胜的美术史问题。

图1:《观画图》美国私人收藏

这幅画的内容与主题都不甚清楚，画中五人究竟是谁？他们聚拢在一起看的是什么画？他们为什么要看这幅画？

画面正中间有一道痕迹，这原是团扇扇骨的位置，它把团扇平分成左右两个部分。右边两人，左边三人。我们可以看到，这道痕迹恰好位于执扇的红衣人与执画的老人之间的狭小空间，穿过老人抓住画轴的手指、画中动物的尾巴、画中之画的轴头，最后还穿过老人的右脚趾，形成一个完美的平分线。匠心可见一斑。画家对于画中人的身姿安排也下了一番功夫，五个人中间的红衣人位于画面空间的最后边，是正面。除他之外，画面左右两边的四个人是以大略对称的姿态出现，一个右侧面，一个左侧面。一个头往右转，一个则往左传。形成交错的节奏感，强调了画面中心众人正在观看的那幅画的中心地位。画中这幅画是一幅立轴，尚未完全展开，我们只能看到画的上半部分。一位身穿圆领红袍、头戴幞头、流着三绺墨髯的男性，画中露出他的上半身，他旁边是一头猛兽的下半部，猛兽的尾巴竖起。旁边隐约还有一棵大树。加上画中立轴的这位男主角，画中可谓是有六个人，但没有一人有清楚的来历。可以肯定的是，画中人全都不是儒雅、闲适的风流文人。他们所观看的画，并非儒雅文士所欣赏把玩的隐居山水，而是一幅说不清道不明，类似于神鬼像的东西。

医生

作为“画眼”，团扇中那件展开半幅的画便成为关键。画中的红袍官人与身后那只猛兽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在画中展示出来。红袍人应该是站立在猛兽身前，也有可能是骑在猛兽背上。总之，猛兽不是他的座骑便是他的宠物。他的坐骑有长长的尾巴，上面还有深色的斑纹，显见得不是猫或者豹，而是一只虎。仙人骑虎的很多，最有名的是张天师和赵公明元帅。前者是捉鬼辟邪的道教神祇，后者一开始也是辟邪之神，但不知怎的逐渐变成财神爷。张天师和赵公明都是道教的神仙，在绘画图像中，他们都要头戴道冠，手中持有驱邪的武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如此形容赵公明：“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如黑炭，胡须四张。跨黑虎。” [2] 而张天师的形象，在民间年画中还常常可以见到，一贯是身披道袍，手拿宝剑，骑一头黄虎。稍加对比就可以看出，《观画图》中画眼部分的红袍驭虎者乃是一介文官的打扮，双手拢在胸前，腰间还有玉带，绝非张天师或赵公明。那么，他会是谁？

解开这个问题的线索应该就藏在团扇画面的某个地方。

在《观画图》中，至少有一个人物的身份是很好辨认的，他就是画面右前方的那位头戴方形高帽的老人。他的帽子上有一个圆形的装饰牌，上面画着一只眼睛。细看下去，在他的脖子上也挂着一圈装饰牌，每面圆牌上面都画着一只眼睛。圆牌眼睛图案，是医生的标志，证明这位头戴纱帽的老者是一位救死扶伤的郎中。大概从南宋开始，医生就普遍使用眼睛图案作为标志。图画中最早的例子见于南宋李嵩所画的数件《货郎图》，画中货郎脖子上就套着一圈眼睛。更为特别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幅斗方，画中描绘了一位头戴夸张高帽的人，帽子上和身上有许许多多的眼睛图案，斜挎的包袱上还装饰着一个硕大的眼睛。戏剧史家周贻白很早就指出所描绘的可能是杂剧《眼药酸》的场景，表现眼科郎中向人推销眼药的景象，这幅画也因此被命名为《眼药酸图》。[3] 以眼睛来作为医生的标志，有可能意味着最初的医生招牌是由眼科医生挂出来的，但更可能的是，眼睛与医生治病的方式有关。“望闻问切”是医生的四种经典诊病方式 ，其中“望”位于首位，是最重要的诊断手段，所用到的就是眼睛。所以，很可能是从这层意义上出发，眼睛图案才逐渐成为从眼科医生扩大成为医生的标志。

古代的医生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有固定诊所和店面的医生，另一种是游医，四处旅行，接诊病人。在身上装饰医生标志的，绝大多数都是游医，他们往往会旅行到少有医铺诊所的偏僻乡村，需要在街市上一眼就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随身装饰广告标志便十分关键。《观画图》中的医生正是一位在外的游医，其形象与山西右玉宝宁寺所藏明代前期水陆画中的游医形象颇有几分近似。水陆画左列第五十七幅所画的是“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也就是社会上的各行各业者。画面分上下两层，下层是一个戏班子，上层为首的两位老者分别是游方郎中和算命的术士，后面跟着木工、金工、磨刀匠、农夫等等。老郎中黑袍黑帽，帽子上贴着眼睛圆牌，身上挂着眼睛招牌，背着的包袱上也装饰着大眼睛。这是一位典型的游医，他和各种工匠一起四处游走，寻找主顾。【图2】颇为讽刺的是，他虽然是身披眼睛图案的医生，但自己却瞎了一只眼。能是一个好郎中吗？医生的旁边是一身白袍的算命术士，手持一柄方扇，上面写着广告词“万事不犹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他年纪不小，须发皆白，手拄竹杖蹒跚前行。《观画图》中的医生，手里也拄着一根竹杖，似乎是宝宁寺水陆画中术士与郎中的合体。他的存在将《观画图》的主题引向了医生与医院。

图2:宝宁寺水陆画之一

药王爷

医生的出现为我们解读画中其它图像提供了线索。在画面右边、医生的背后，有一个长方形的大桌案，上面摆放着花草以及各种器物，还撑起了伞盖，这是一个市场上常见的摊位。这个摊位属于画中哪一位？是不是这位游医的临时医摊？

在摊位桌案的侧面，我们看到了一幅图画，上面隐约可见画着一个红衣人骑在黑色的动物上。动物的头部被医生的腰所挡住了，但从它那长长翘起的尾巴来看，肯定不是马，倒有些像驴，也可能是犬。红衣人没有头发，肩扛一面小红旗，这是一个小孩的形象。他到底是谁，与画面正中驭虎的红袍文官有没有关系？《观画图》的作者为我们设置了如此的迷局，我们到哪里找寻答案？还是让我们从医生出发。

传为明代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中，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医铺。【图3】这个医铺位于闹市，建筑三开间，颇具规模。屋外竖立着屏风状的大幅招牌，上书“小儿内外方脉药室”，是一个“儿童医院”。屋里有两位医生在坐诊，均头戴方形纱帽。一位坐在桌后，似乎在开药方，一位在给小孩把脉。有意思的是，在医铺的屋檐下挂着四幅吊屏。最左边靠近招牌的吊屏画着一个圆形的眼睛，这是医院的标志。第二幅是抱着小孩的女性，这显然与这个医铺的儿童医院性质有关。第三幅是肩扛小旗、骑在一头尾巴高高翘起的黑色动物上的小孩。这个形象一下子就会让我们想起《观画图》中摊位侧面装饰着的那个小孩形象。最有意思的是第四幅吊屏，画着一位红袍官人，头戴黑色幞头，腰间围着深色的腰带，他身后是一头猛兽，尾巴高高卷起，是一头老虎。这应该就是《观画图》中画轴上的那位带着老虎的红袍文官。

图3: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像仇英所画《清明上河图》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肯定不止一个医院，果然，我们在画上还可以看到一个医铺，挂着“药室”与“专门内伤杂症”的招牌，这是内科医院。医铺中有一个医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画，所画的也是带着老虎的红袍官人，比例有些失调，但虎身上的斑纹清晰可见。【图4】由此我们可以作出推断，圆形眼睛和骑虎的红袍官人是医院的公共标识，无论内科还是儿科，都可以张挂。而“小儿内外方脉药室”中所挂的四扇吊屏中抱小孩的女子和骑着黑色动物的小孩，则是儿科的特殊标识。

图4: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画有驭虎红袍官人的立轴是人所共知的医院标识，恰好处于团扇的正中间，暗示出“医”是整幅画的主题。而装饰在医摊侧面的那个骑着黑色动物的小儿则暗示画中的医生还以儿科擅长。

有老虎作陪的红袍官人能够成为医院的共同标识，意味着他是各个科目的医生所共同崇拜的神仙。在古代，医生的祖师爷有好几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名列药王之一的孙思邈。孙思邈是初唐著名的医生，后世不断被神化，成为“药王”，同时身兼道教的神仙。明清以来，人们传说孙思邈曾降龙伏虎，因此后世的孙思邈画像常常与龙虎画在一起。陕西耀县是孙思邈的故里，人们建了一座药王庙，里面的清代壁画中就有孙思邈骑虎的形象。根据这种骑虎的形象，民间还衍生出孙思邈骑虎针龙的传说。[4] 作为医生的行业神，孙思邈画像在古代一定会常常出现在医铺中，就像仇英《清明上河图》中那样。可惜这类图画属于职业画家的“俗画”，并不入文人精英的法眼，因此很难进入鉴藏家的收藏，大部分这类图画都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现在遗留下来的孙思邈像主要是一些清代的彩色木雕，尺寸很小，可能是当时医铺或药店供奉之物。大都表现孙思邈骑着老虎，双手上举，握着龙头。与同样骑虎的张天师或赵公明不同，孙思邈穿着文士的衣袍，腰系玉带，而不是道教神仙的道冠和道袍。

好在古代文献中还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从中可以得见古代医铺中孙思邈像的大致面貌。

北宋初年的四川人黄休复是著名的画史著作《益州名画录》的作者，他还着有《茅亭客话》一书，记载了各种佚闻僻事。其中有一则《好画虎》的故事便与孙思邈画像有关。五代时，蜀国灵池县（今成都东郊）洛带村村民郝二的祖父以医卜为业，既当医生，又当占卜术士，周围村庄都来请他看病，非常忙碌，没有片刻闲暇。八十岁以后，他请人画了一幅孙真人画像，悬挂在县城里的卜肆中。所谓“孙真人”，便是孙思邈。由于他是采药从医的隐士，道教尊其为“真人”。画像里的孙思邈，“从以赤虎”，也就是说有一头红色的老虎随从左右。可见，早在公元10世纪，绘画中的孙思邈就有老虎作陪，以为座骑。[5] 宋末元初的江西人刘埙在《隐居通议》中记载了友人刘辰翁（1233-1297）所作的一首语词诙谐的《药王赞》，赞文为：“左畔龙树王望龙，右畔孙真人骑虎。惟有药王屹立于其中，不龙不虎，独与犬为伍。”[6] 赞文大概吟咏的是药王庙里的神像，这个药王不是孙思邈。左边是佛教中善于治病的龙树王菩萨，其标志物是龙。右边是孙思邈，标志物是骑虎。中间是药王，标志物是犬。

《观画图》中的药摊以及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儿童诊所都装饰着一幅骑着黑色动物、肩扛小旗的小孩图像，这个形象会出现在儿童诊所中成为小儿科的标识，恐怕与所骑的动物有关。这只黑色的动物尾巴高高翘起，像是一头驴，或者是一只黑犬。黑犬向来被认为是可以避邪的动物。刘辰翁《药王赞》中的药王便与犬为伍。除了孙思邈，古代还有另外一些被称作“药王”的名医，譬如唐代的韦善俊也被后世称作药王，明人所编的《列仙全传》中就说他出行的时候身旁总是跟随一只名为“乌龙”的黑犬。书中版画插图中的韦善俊正在乘着这只黑犬飞升。[7] 大概正是由于黑犬可以祛除邪病侵扰，才会把小孩和黑犬画在一起，成为小儿科的标识之一。

装饰着小儿骑黑犬形象的医摊上挂满了各种植物。这些植物显然不会是普通的装点，而很可能是新鲜的药草。医摊伞盖的右檐紧靠团扇的右缘，下面挂着一个葫芦。葫芦可以装酒，也可以装药。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中发现的辽代《采药图》中，采药女仙的藤杖顶上就挂着一个葫芦。药葫芦的传说很多，在后来，药铺就常常在门首悬挂一只葫芦以作招幌，暗喻“悬壶济世”之意。[8]《观画图》中药摊上悬挂的葫芦系着长长的红缨，也可能是这一类的招幌。在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一个药铺，门口挂着“地道药材”的牌子。柜台里头，三位伙计正在包装药物，忙得不可开交。药柜里和墙上挂满了各种草药，其中还点缀有鲜艳的花朵，可见卖的是新鲜草药，古代称之为“生药铺”，与之相对的是“熟药”。生药是指未经加工或少许加工的药材原料，而熟药是指经过炮制而成的药丸、饮片之类的成药。有趣的是，在屋檐下还悬挂着一个类似蜥蜴一样的四脚动物，大概已经被风干制成了药物，正待出售。在药铺最左边的墙上，紧靠着“地道药材”的牌子，挂着一串药草，药草的末端缀着两个葫芦，正是“悬壶”的招幌。

在《观画图》药摊上的草药丛中，还放着一个小人。【图5】小人盘腿坐着，全身几乎赤裸着，只在肩部有披肩，腰间系着一个短裙。披肩和短裙边缘呈锯齿状，腰间还绑着一根红腰带。锯齿状的衣饰是类似葫芦叶子一样的植物编制而成的，是道教仙人的装束，古人称之为“不老叶”。[9] 置身草药之中，画中小人应该也与草药有关系。他的脸画得很简略，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眼睛、眉毛、鼻子、嘴等五官。在眉毛上方、额头的位置，一左一右有两个尖状物，像是两个角。这个特征揭示出了他的身份。传说尝百草的神农是草药的始祖，根据汉晋时人皇甫谥《帝王世纪》的描述，神农的相貌是“人身牛首” [10]，因此后世画神农往往会在他头上画出两个角。明代北京的药王庙中，供奉的神农像依然是“弘身牛颐”，手拿药草。[11] 神农是医生行当中最著名的神，一部失传的最早的药书就名为《神农本草》。所以，画中草药摊上的这个小人，应该就是神农。他在这里是个类似泥塑一样的神像。

图5:《观画图》局部

神农端坐在药摊桌上，在他的上头还有一个小人。与裸着大部分身体的神农相反，另一个小人穿着飘逸的长袍。他挂在药摊顶棚檐下，位于一片药草之中。虽然小，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他最特别的两个特征。第一，他的头顶有高高的发髻；第二，他的圆领长袍长齐脚踝，两袖特别宽大，衣摆和袖口仿佛随风飘扬。这种形象往往都用来表现飞升的道教仙人，尤其是吕洞宾。作为道教，尤其是全真教的祖师，吕洞宾在金、元时代是最著名的道教神仙，位列“八仙”之一。金元时代绘画中的吕洞宾也屡见不鲜，倘若不是和其它仙人一起出现，单独出现的吕洞宾形象常常是在飞升或渡水，双臂垂下，宽大的道袍随风往一边飘扬。可称代表性的作品有佚名《吕洞宾渡洞庭湖图》团扇（波士顿美术馆藏）【图6】以及《吕洞宾岳阳楼飞升图》团扇（大都会美术馆藏），永乐宫纯阳殿的“八仙渡海图”壁画中的吕洞宾也是这种形象，明代《列仙全传》中的吕洞宾也是渡海的形象，长袖垂过膝盖，道袍向左边飘扬，与《观画图》中的这个小人极其近似。吕洞宾是一位到处渡人超脱尘世的道教神仙，同时也是一位神话了的医生。精通丹药，能治百病，救死扶伤。因此，《观画图》中药草摊上点缀着吕洞宾，也是最好的招牌。

图6:《吕洞宾渡洞庭湖图》

头骨的迷雾

《观画图》中的草药摊虽然不是很大，但药草却也挂得琳琅满目，尤其使人诧异的是，在医生肩膀后面的摊面上赫然摆着一个正面的头骨，在它旁边桌角处也有一个侧面的头骨，头骨眼窝部分的黑色阴影清晰可辨。此外，在伞盖下的药草丛中也挂着一些类似头骨和龟壳之类的物品。这些头骨属于动物，就像是仇英《清明上河图》中药铺屋檐下的“蜥蜴”，吸引着人们惊奇的目光，同时也是上好的药品。以骨入药是中国古代药物学的特点之一。北宋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著名药书中就记载了十数种入药的头骨，种类繁多，以哺乳动物为主，有虎头骨、豹头骨、猫头骨、狐头骨、狸头骨、狗头骨、兔头骨、马头骨、麂头骨、羊头骨、驴头骨、猴头骨、野猪头骨、土拨鼠头骨、鲫鱼头骨、蛇头骨，等等。这些动物头骨的疗效各异，可以作枕头芯，也可以烧灰服用。以骨入药的就更多了。更有甚者，人的头盖骨也可以入药，本草书中称之为“天灵盖”、“脑盖骨”、“仙人盖”、“头颅骨”，也有人称“髑髅骨”，指人的顶骨，用来辟邪，驱除鬼气附身。不过以人的头骨入药并不受到一些著名药物学家的提倡。李时珍就说这是“禁术之流，奇怪之论耳。近见医家用天灵盖治传尸病，未有一效。残忍伤神，殊非仁人之用心。” [12]《观画图》中的正面头骨有着尖利的牙齿，可能是猫科或犬科动物的头骨。草药摊伞盖下悬挂的草药丛中还有两个头骨状的物体，与人头骨近似。实际上，灵长类动物的头骨在绘画图像中也并不少见。头骨常挂在采药仙人的伞盖底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传为宋人的《松荫论道图》团扇，但画风近似明代作风。实际上表现的是儒、释、道三教在云腾泉涌的世外景色中拿着卷轴交流切磋。代表道教的是一位头挽阴阳双髻，身披不老叶的仙人。【图7】道教仙人几乎都是擅长采药的仙人。他小腿打着绑腿，身后有树杈支起一个伞盖。伞盖底下挂着葫芦、灵芝和各种药草，其中就有一个头骨，眼眶、颧骨、颞骨、脑顶骨一一可辨，只是没有下颌。这正是天灵盖的特征。【图8】只不过相比起画面人物的比例，这个头骨的尺寸似乎过于的小，比人的拳头大不了多少，使得我们会猜测这不是人的骨头，而是用于治疗癫痫和瘟疫的猴头骨。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前期的《女仙图》[13]，画中是三位采药的女仙，装束与《松荫论道图》中道教男仙几乎完全一样。【图9】最左边一位女仙背后的伞盖底下也挂着一个头骨，比《松荫论道图》中的头骨完整，可以看到特别宽大的下颌，是灵长类动物的头骨无疑，但尺寸同样很小，应该是猿猴类的头骨。[14] 从这些采药的道教仙人伞盖底下的头骨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南宋画家李嵩的数件《货郎图》。在李嵩款的四件货郎图中，除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团扇之外，北京故宫、大都会美术馆和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的三件都在货郎担上倒挂着一个头骨。顶骨、颧骨、眉骨、眼窝清晰可辨，只是没有下颌，符合“天灵盖”的特征。【图10】学者们一直对这里的骷髅头迷惑不解，更有学者直接将这里的头骨与李嵩的另一幅让人迷惑不解的图画《骷髅幻戏图》联系起来，认为就是《骷髅幻戏图》中那种木制悬丝小木偶的头部，木偶的身子隐藏在货郎担的货物中没有全部画出来。[15] 不过，如果和道教采药仙人所采集的头骨联系起来看的话《货郎图》中的头骨除了是倒挂起来的以外，外形、大小都相近。《货郎图》中的货郎实际上也兼有医生的身份，他的脖子上就挂着一圈象征医生的眼睛圆牌，货郎担上还有“专医牛马小儿”这样的广告。[16] 因此，货郎担中的小头骨和采药仙人伞盖下的头骨，以及《观画图》中的头骨，都应该是作为医家的药材。由于《观画图》、《女仙图》以及《松荫论道图》中的头骨都有比较明显的动物特征，不是人类头骨，因此《货郎图》和中的头骨，我们也可以猜测其实并非人的头骨。

图7：《松荫论道图》局部

图7：《松荫论道图》局部1

图7：《松荫论道图》局部2

图8：《松荫论道图》中的头骨

图9：《女仙图》

图10：《货郎图》中的头骨

道教和草药有密切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头骨不但能配制成各种药方，而且也可以炼成丹药。仙人采药，目的也在制成仙丹。从隋唐开始，源于道教的炼丹术开始应用于医药。这一趋势比较早地出现在孙思邈的医学著作中。及至宋代，丹药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治病。包括人头骨在内的动物头骨也是某些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北宋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中就记载了好几种名为“黑虎丹”的丹药，其成分都有天灵盖，而且天灵盖用量越多的丹方，药效越大。“黑虎”是辟邪的极致，因此黑虎丹的功效也是在辟邪。古人相信人的天灵盖得天地精气，堪称辟邪的猛药。此外还有以虎头骨入药的“红英丹”。[17] 还有许多不以“丹药”为名，但实际上类似道教丹药的药方，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我们以《普济方》为例，这是明初由朱元璋之子周定王朱橚主持编定的大型医学方剂书，广泛搜集了前代的各种药方：

《普济方》中以动物头骨入药的药方

在这26种药方中，天灵盖出现19次，虎头骨出现12次，猴头骨[18]出现10次。这三种头骨是最常用的头骨药材，其它动物头骨除了狸头骨出现2次外，都只出现1次。不过，天灵盖和虎头骨都不是很好搞到的东西，猴头骨则要便利得多。这些含有头骨的药材，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治疗被称为“鬼疟”的病。根据古代医学的理论，人中气不足，便容易被尸气、鬼魂等邪毒入侵，导致寒热交替、发作无常、久治不愈的疟疾。此时，便需要起着驱邪作用的头骨，尤其是天灵盖、猴头骨和虎头骨。古人相信，这三种头骨是驱除鬼疟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头骨的医疗效果其实是建立在人们相信头骨辟邪的信念之上，类似符咒。实际上，古人就曾认为，虎头骨如果与符咒一起使用，驱邪的效果会更好。下面的表格是《本草纲目》中所列出的不同头骨的功效，从中可以见出头骨与驱邪的关系：

《本草纲目》中的头骨疗效

可以看到，所列的13种头骨中，有5种（猴、虎、驴、狗、羊）都以治疗儿童为主，而头盖骨、虎头骨、猴头骨这3种最主要的辟邪药材中，后2种都针对小儿，尤其是猴头骨，功效就是驱除小儿鬼疟。因为儿童阳气不足，比较脆弱，容易受到尸鬼邪气的侵扰。所以治疗小儿的鬼疟，主要的材料就是猴头骨，而且应该用野生的猕猴。《普济方》中有一个药方，“治小儿暴惊鬼魅、寒热”，实际上就是鬼疟，“用野猕猴头煎汤浴之，人家飬者不治病不可用。”[19]

所以，联系起李嵩《货郎图》中“专医牛马小儿”这样的广告语，画中货郎担上小小的头骨，并不是人的头盖骨，而应该是《普济方》中所谓的“猢狲脑盖”。

医的寓言

如此一来，《观画图》中一位集行医、卖药为一体的医生形象呼之欲出。不过也产生出新的问题：画中装饰着神农和吕洞宾、挂着各式动物头骨的草药摊，究竟是不是属于身披眼睛标示的医生？我们会注意到，《观画图》中拿着孙思邈画像的有两人，手拿画轴天杆的是一位道士打扮的老人。他最重要的标示是头上梳的两个发髻以及身上穿的黑色衣襟的道袍。这种发髻有多种叫法，可称双丫髻，也可叫做阴阳双髻，是道士的打扮。小道童通常头挽双髻，而在成年的道士中，往往是行径乖僻的道教仙人才这么打扮。《松荫论道图》中采药的道教仙人便是这个打扮。画中手拿孙思邈像的老道士，不仅在位置上离草药摊最近，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孙思邈的画像还是草药摊，都与道教关系密切。孙思邈是道教真人，采药是道教仙人的日常工作，药摊上的吕洞宾是道教八仙，神农塑像身披不老叶，其装扮也是一位道教仙人，药摊上的动物头骨并不是习见的草药，而是驱邪的丹药。这一切都说明，《观画图》中手拿孙思邈画轴的道士，才是草药摊的主人，也是画面的真正中心。

画中于是便有两位拥有医术的人。一位是身披眼睛标志的游方郎中。另一位便是草药摊的主人，是一位作为医生的道士。画中以这两类医生为中心，想要表达怎样的意思？

《观画图》中的红衣人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人物。他头戴扁扁的帽子，手拿一柄团扇，团扇中央有一片白色区域，像是一个大窟窿。他姿态扭捏，两撇胡子朝天翘起，形象滑稽。他的身上还有不少花纹，仿佛穿着一身紧身斑纹服。【图11】他身上的花纹其实是纹身。唐宋以来，纹身就在世俗百姓中盛行，称作“点青”或“札青”，美称为“锦体绣文”。在身上刺青的主要有几种人：军人、罪犯、不务正业的市井百姓、表演者。军人与罪犯都是在身体上刺字而不刺花纹。《观画图》中的红衣人物身上的纹身作规则的鳞片状，似乎纹的是一条龙。在身上遍纹龙纹的人，最著名的是《水浒》中的九纹龙史进，他就是一个成天耍棍棒、不务正业的人物。除此之外，纹身也是一种表演方式。《武林旧事》中记载南宋的杭州有专门的“锦体社”，即是在身上遍纹花绣进行表演。我们可以在宝宁寺水陆画“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中看到演员的纹身，画面下部有一位光着膀子的杂技演员，每只胳膊都纹着一条云龙。由于纹身所具有的视觉表演性，宋代的戏剧表演中也出现了纹身。往往用于杂剧中的滑稽人物。在被称作《眼药酸图》的那幅画中，与眼科郎中演对手戏的那位滑稽人物，胳膊上就露出点青。不过，演戏时不一定要真的在身上刺青，可以贴上或画上。《大宋宣和遗事》中曾记载了宋徽宗时的被称为“浪子宰相”的弄臣李邦彦，“一日侍宴，先将生绢画成龙纹贴体，将呈伎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20] 《观画图》中红衣人遍体龙纹，应该就是杂剧演出时的滑稽丑角，在剧中起着插科打诨的作用。在出土的宋金时代墓葬中，常可看到杂剧演出场面，丑角通常都穿戴滑稽，手拿团扇，身上有纹身，与《观画图》中的红衣人相似。譬如山西侯马金墓的砖雕杂剧人物，以及运城山西元代壁画墓的杂剧表演壁画，其中都有丑角。远城元墓的丑角身穿宽松的长跑，上面有条纹图案，脸上画着一道斜纹，滑稽的身形与《观画图》十分类似。[21]

图11：《观画图》局部

滑稽演员的出现暗示着《观画图》的画面是一出戏剧表演。从宋代以来，绘画与戏剧之间就有紧密的联系。《眼药酸图》就是典型的例子。绘画所表现的杂剧大多是一些情节简单的滑稽剧。《观画图》大概也不例外。剧中只有五个人，道士医生和游方郎中是领衔主演，搞笑的红衣丑角是插科打诨者，另两个人是配角。用手展开孙思邈画像进行观看的人一幅滑稽的农民打扮，而画面最左边高脚小桌旁的人则是儒士打扮，他扭过身子，右手的指尖正好指向团扇中心的孙思邈画像。画面所表现的是一个以观看孙思邈画像为中心情节，以道医和世俗医生为中心人物的杂剧故事。

有关行医卖药的杂剧在宋元以来有不少，陶宗仪《辍耕录》中记载的“诸杂大小院本”中就有“医作媒”、“双斗医”、“医五方”、“风流药院”、“双药盘街”等剧目，应该都是以医药为主题的滑稽戏。《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南宋杭州的瓦肆演出中，有“乔卖药”一种，大概是扮演医生兜售药物的滑稽表演。《武林旧事》中也记载了杭州城中一类叫做“说药”的说唱演出，著名的艺人有杨郎中、徐郎中和乔七官人。在现在保留下来的元杂剧中，也常可见到对医生的调侃，嘲讽他们都是庸医。譬如《降桑椹蔡顺奉母》有两位医生，一叫“胡突虫”，一名“宋了人”，两人治病，“活的较少，死者较多”。[22] 在世俗百姓心目中，医生绝少有正面形象，一直到清代人编纂的《笑林广记》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讽刺庸医的笑话。图画中的医生也大多是庸医形象。宝宁寺“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水陆画中那位瞎了一只眼的游医就不见得医术高超。而在宝宁寺水陆画右列第五十六幅“误死针医横遭毒药严寒众”一幅中，就描绘了一幕庸医把病人治死的画面。【图12】严寒的冬季，裹着红色毯子的病人在屋里呕血不止，而院子外的庸医正待骑驴溜之大吉。愤怒的家人跑来，把庸医拦住，质问原因。画里的庸医是元、明时代北方医生的打扮。他挎着药箱，上面有圆形的眼睛标志，药箱上方还有一只小葫芦，可能是药葫芦。他正拼命想掰开愤怒的病人家属的双手，甚至还用脚死命踩踏，极力挣脱。

图12：宝宁寺水陆画中的庸医

《观画图》具体表演的是与医药有关的哪一出杂剧，或者仅仅是对戏剧表演的挪用，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从画面来看，由于有两位医生，或许接近于所谓的“双斗医”。画中的道医和游方郎中似乎在争抢顾客。道士医生向顾客出示一幅孙思邈画像，而游方郎中也有自己的本领。

这位郎中向左侧立，左臂上挽着一块红布，或是一件红衣，左手伸出，捏着一个片状的方块图形，上面有图案。【图13】这个图形应该是画在方形纸片上的一道符。古代的医生除了用望闻问切的医术为人治病，还有一种依靠咒语、神符驱邪去病的神秘方式，被称作“祝由书禁”。所谓“祝由”，是有病者对天告祝其由之意，“书禁”就是以符咒治病。符是道教的符箓，在纸或木板、布帛上写上含有神秘意义的文字或图案，将纸烧成灰吞服，或将木板、布帛悬挂、携带，据说便可产生治病的效果。唐宋以来的医学中就有“书禁”科。元代时，医学分为十三科，其中最末便是“祝由书禁”，在元明两代，祝由书禁科都获得政府的承认，成为正式医科之一，直到清代才从正式医科中删去。在明清时代大量流行的仿本《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到街市上有专门以符咒来治病的店面，写着“符咒科”或“祝由科”的市招。由此来看，《观画图》中的医生手拈的大概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一道符。而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手臂上搭着一件红衣，红色乃是用来驱除邪气的。他拿着符箓的手伸向正把着孙思邈画轴的顾客，似乎在显示自己的擅长。

图13：《观画图》局部

一张画、一道符，一个是神奇的图像，一个是神奇的符号，成为两位身份各异的医生进行自我宣传、招徕顾客的重要手段。这两样东西有两个最大的共同点：1，都不是医生治病救人所常用的药物；2，都是用眼睛来看的东西，通过视觉性的图像而产生驱除病邪的效果。实际上，画中的各种头骨也是一种辟邪的“禁”，与符咒作用相似。作为一幕杂剧表演的场景，《观画图》的喜剧效果也正在于此。画中的两位医生虽然看起来十分专业，但都不依靠望闻问切，而是靠神秘的符咒和图画。

治病祛邪的符咒，大多是道教的神符。这类符号是无法看懂的天书，所以才具有祛邪功能。绘画图像如果要具有祛邪的功能，则需要依靠画的内容。譬如，钟馗是辟邪的神祇。有一种治鬼疟的“阿魏丸”，其最重要的配方就是把画有钟馗的纸烧成灰。[23] 孙思邈驭虎画像之所以具有祛邪治病的功效，与人们相信药王孙思邈以及他的老虎所具有的神奇力量不可分。作为道教仙人和药王，骑着老虎、身穿红袍的孙思邈，与辟邪的钟馗作用相同，所起到的是镇慑和保佑作用。所以药店和医铺中会悬挂孙思邈骑虎像，而人们也可通过观看和膜拜孙思邈驭虎画像驱除邪气，达到治病的效果。

图画的力量

孙思邈骑虎画像究竟有多么神奇？我们可以从上文所提到的黄休复讲述的《好画虎》故事得到一点启示。郝二的祖父郝医生请人画了一幅孙真人骑赤虎画像后，把画悬挂在医摊和卜肆中。现在，我们知道他之所以需要这幅画，是因为他的主要职业是医生，从以赤虎的孙思邈是医生的保护神，也是辟邪去病的神物。郝二的祖父从此以后便迷上了这幅画像，尤其是迷上了画中的老虎，每天都坐在画前，观看画中的老虎，终日无倦。从此以后，看不见画虎则不乐，“人有召其医疗，至彼家见有画虎即为之精志，亲戚往还亦只以画虎图幛为饷遗之物。如是不数年间，村舍厅厨寝室悬挂画虎皆遍，乡党皆为画虎所惑。” [24] 有人问他问什么如此喜欢观看画中的老虎，他回答说，常常患心绪烦乱，只要见到画中老虎就会突然变好。后来，他听说府城里有一个药肆，养了一头活的老虎，于是每天都去看。慢慢地，他的生活习惯也发生变化，喜欢吃生肉。终于有一天夜晚，他打开庄门，化成老虎而去。在这个奇闻中，骑虎的孙思邈画像是故事的起点。郝医生正是看了这幅画之后，对画中的老虎产生了依赖。老虎图像就像镇静剂，让他心情平静，可以治疗她的心绪烦乱之症。最终，他对画虎的依赖和痴迷使他自己化身为虎。

幻与真，一直是中国古代的绘画理论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绘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一直处于摇摆之中。传说顾恺之曾经在墙上画邻家少女的画像，当心钉之，女孩果然心痛。张僧繇的“画龙点睛”更是妇孺皆知。画家像是个巫师，能够感神通灵。南朝的另一位画家顾宝光也有一个神奇故事。他的友人陆溉身患疟病，也即所谓的“鬼疟”，经年医疗皆不见成效。一日，顾宝光去看他，用墨笔画了一头狮子，命陆溉的家人挂在家门外，焚香拜之，要陆溉虔诚祈祷，明天便会见效。当天夜里，陆溉听见门外有窸窣之声，第二天，发现画中的狮子嘴里献血淋漓，而且还滴洒在家门外的地上。陆溉的病奇迹般痊愈。[25] 这个故事里，挂在宅门口的画狮起着镇宅驱邪的作用，是它把邪鬼吃掉，治好了陆溉的病。这与后代的祝由书禁驱邪治病，十分相像。这里的狮子，实际上就是一般所说的“辟邪”。既然名之为“辟邪”，自然就有驱邪治病的功效。黄休复在另一本着作《益州名画录》中也记载了绘画中的“辟邪”图像的神奇疗效。五代蜀国的宫廷画家蒲延昌画了一幅狮子图进献宫廷。王昭远公的一位宠姬此时正身患疟疾，当天晚上把蒲延昌的画挂在她的屋里，“其疾顿减”。王昭远公又惊又喜，召见蒲延昌问其中缘故，画家便把画狮子的渊源和其辟邪治病的灵异之事阐说一遍：

延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内画此二师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风恙，御医无减，吴兴太守张僧繇模此二师子，密悬寝堂之内，应夕而愈，故名曰‘辟邪’，有此神验久矣。”[26]

这几个故事都太过于神奇，记载者也是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不过，通过观看绘画图像来治病，却在后世成为一个颇为有趣的实践。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夏天，秦观在汝南郡为官，突然得了肠炎，卧病在床。一位友人带来一幅王维的《辋川图》借给秦观赏观，宣称观看这幅画病便可痊愈。果然，数日后，秦观康复如初。而借画的友人似乎也知道秦观肠炎康复，来把《辋川图》取走，去治疗另一位得病的朋友。秦观十分感慨，在友人把画拿走之前，于画后题写了如下长跋：

元佑丁卯，余为汝南郡学官，夏得肠癖之疾，卧直舍中。所善髙符仲携摩诘《辋川图》视余，曰：“阅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图喜甚，即使二儿从旁引之，阅于枕上，怳然若与摩诘入辋川，度华子冈……忘其身之匏系于汝南也。数日，疾良愈，而符仲亦为夏侯太冲来取图，遂题其末而归诸髙氏。[27]

秦观的亲身经历自然可信，不过他的肠炎究竟是不是被王维《辋川图》治愈的倒很难说。比较可能的情形是，秦观在看画的时候忘记了肠炎的疼痛，几天之后肠炎自行好转，让人觉得似乎是画治好了肠炎，实际上画只是分散了疼痛的注意力而已。不过，秦观这位典型的男性精英文人却并没有对观画治病嗤之以鼻，反而郑重地记叙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似乎说明，观画治病已然成为一种新的观看绘画和使用绘画的方式，不是陶冶性情的“卧游”，也不是怡然自得的“自娱”，而是目的明确的“治病”。

有时候，对于怀孕的女性而言，看画还起着优生的功效。元代宫廷御医忽思慧撰写的医学著作《饮膳正要》里就谈到了怀孕期间应该观看绘画：

圣人多感生，妊娠故忌见丧孝、破体、生理残障、贫穷之人；宜见贤良、喜庆、美丽之事。欲子多智，观看鲤鱼、孔雀；欲子美丽，观看珍珠、美玉；欲子雄壮，观看飞鹰、走犬。如此善恶犹感，况饮食不知避忌乎。[28]

在《饮膳正要》所配的版画插图中，所描绘的就是贵妇观看图画的场面。譬如《雄壮宜看飞鹰走犬》一幅插图中，怀孕的贵妇端坐在厅堂中，侍从在一旁挑起一幅立轴供她观看。“飞鹰走犬”常用来形容打猎，因此她所观看的“飞鹰走犬”绘画也是表现狩猎景象。骑马的人肩头停着猎鹰，旁边的猎狗正追赶猎物。人们相信，观看这样的狩猎图画，所生的儿子也会像画中人这样身强体健。画是给肚子里的胎儿“观看”的。“观看”图画，可谓从娃娃抓起。

端午画扇

出现在《观画图》中的孙思邈驭虎像立轴，正在被两人打开，所表现的正是“看”的动作。这幅画中之画处于画面“画眼”位置，暗示着观看药王画像是画面所要表达的中心含义。

《观画图》所表现的是一幕与医药有关的杂剧。从这一点来看，画的年代应该不会晚过明代前期，因为在明代中期以后，杂剧的盛行程度便大不如前。在卷轴绘画中表现杂剧演出的场景，目前存世的还有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杂剧眼药酸图》和《杂剧打花鼓图》，二者均为斗方。杂剧场景在宋金以来的墓葬中屡屡有发现，有砖雕、壁画等多种形式，成为一个颇为流行的主题。这些考古发现被称之为“戏曲文物”，是戏剧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戏剧史家视之为“中国戏曲兴盛发展的实物记录”[29]，用来探讨宋元以来杂剧搬演的情况。而对于美术史家而言，这些戏剧表演图像很多都是墓葬空间的一部分，与墓葬所营造的死后世界有关，体现出古人关于死亡与永生的观念。[30] 卷轴绘画的流通方式、其所拥有的观看者，与深埋地下的墓葬截然不同。卷轴绘画中的杂剧表演，是否与墓葬中的杂剧表演意义相同？《杂剧眼药酸图》和《杂剧打花鼓图》的原初形制不太好确定，而《观画图》的形制明确，是一个团扇，团扇是一种实用的器具。这柄团扇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杂剧题材卷轴画的功能与意义提供了新的线索。

团扇是古代人生活中常见的装饰物。团扇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上自皇帝，下至底层百姓。一年中，团扇在春季、夏季和秋季使用较多，不完全用于避暑纳凉，而近乎于成为有身份的人的象征。一年中，重要的节令场合往往都需要团扇，尤其是画扇，不同的绘画图像适用于不同的节令场合。从宋代开始，都城中都会有专门售卖画团扇的店铺。自然，夏季是团扇最好的日子。五月初五端午节，进入夏季，天气愈来愈热，团扇自然逐渐派上用场。更重要的是，随着天气变热，瘟疫容易流行，因此，五月被称为“恶月”，端午就成为一个辟邪禳灾的节令。[31] 人们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辟邪去灾，有很多习俗一直流传至今，譬如手臂上戴五色绒线、吃粽子、挂艾叶、龙舟竞渡。而端午画扇也是重要的端午习俗之一。画扇不仅带来凉风，驱走热气，更重要的是起着辟邪作用。因此端午的画扇也被称作“辟瘟扇”。[32] 这么多的人都需要扇子的话，市场自然也会发达起来。唐代的首都长安已经出现了端午扇市。晚唐李淖的《秦中岁时记》记载：“端午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于时特盛。”[33] 不只是首都，许多城市都在端午有扇市，譬如四川成都，每月都有一次大的集市，称为“十二月市”，其中五月的市场就是扇市。[34] 扇市中所卖的，主要是画有图案的画扇。宋代民间有一种叫法，称这种端午画扇为“花花巧画扇”。[35] 上面所画的有各种图案，可以是花，也可以是吉祥的动物。欧阳修有一首《渔家傲》，吟咏一年中每个月的节令，五月词为：“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五色丝线、粽子和绘有凤凰的绢扇是端午象征。

在古代，皇家贵胄通常都是引领风气的时尚达人，端午节俗是宫廷的大事。唐宋以来的宫廷中，逐渐形成了端午赐扇的惯例。皇宫中会制作大批的画扇，辅以艾草扎成的老虎，赏赐给宫廷内眷、宰执亲王等上层贵族，上面一般会画上端午时节的应景花卉植物，比如蜀葵、榴花等。[36] 现存的南宋团扇画中，有不少画有蜀葵，显然就是这类端午赐扇。到了明清时代，端午赐扇的种类就更多了。文征明曾有《端午赐扇诗》：“剡藤湘竹巧裁将，珍重琼花出尚方。”扇子可能是一柄折叠扇，上面画的是端午前后盛开的琼花。而到清代，扇子上画“五毒虫”是最常见的端午画扇。

作为一柄绢上的团扇，《观画图》是不是一柄端午画扇？

实际上，端午的避邪之物，画扇只是一种。到南宋时，画扇更多起着装点时尚的作用。真正要祛除夏日的热邪，还得靠草药。端午时最重要的植物是艾草、菖蒲、通草，统统都是草药。在宋代皇宫中，有一种特别华贵的端午彩饰，以镶有金线的红纱作底，上面放着用菖蒲或通草雕刻的张天师驭虎像，周围装饰一圈染以五色的菖蒲，菖蒲上面再铺一层雕刻而成的各种毒虫，其间再点缀上蜀葵、艾叶、花朵。民间没有这么大排场，但也会用艾叶与其它药草扎成张天师形象挂在门首。[37] 宫廷内的张天师驭虎像很类似于作为《观画图》画眼的“孙思邈驭虎像”，二者同为道教真神，一个是“天师”，一个是“药王”。民间用草药简单扎成的张天师，有可能类似《观画图》中草药摊伞盖下悬挂着的那位类似吕洞宾的仙人。《观画图》的主题是“医”，展开孙思邈像的道医和他身后挂满药草的草药摊，恰恰都是端午节的时尚。《梦粱录》中说，端午节老百姓于“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端午节很早就有“斗百草”的习俗。所谓“百草”，是“神农尝百草”之意，也即采草药。

宋代以来的宫廷文人，往往每年都会向宫廷献上“端午帖子诗”，许多诗都会提及医与药。苏轼有一首《端午帖子词》写道：“采秀撷群芳，争储百药良。太医初荐艾，庶草验蕃昌。”而他的弟弟苏辙的端午帖子中更是有多首诗提到医药，“灵药收农录，熏风拂舜琴”、“九门已散秦医药，百辟初颁凌室冰”、“六宫无事着嬉游，百药初成及早收”。在宋元以来的四川成都，政府在每年五月五日都会在大慈圣寺设立专门的区域，“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采缕、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38] 草药和符箓是驱邪去病的不同方式。由于人们纷纷买药，以致于在端午形成了和“扇市”一样“药市”。[39] 清代乾隆时代的宫廷画家徐扬画有一套《端午故事图册》，其中就有一开“采药草”，描绘药农带着童子进山采百草之景。

南宋陆游有一首《重五诗》，其中写到：“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储药”和“点丹”是两项旧俗。“点丹”就是用丹砂画符，实际上也与医药有关，只不过是用符箓来驱邪，而不是用药物。不光是普通百姓，宫廷也在端午大量使用符箓。《梦粱录》中记载，宫廷在端午节时用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经筒装佛道经文、符袋装符箓，这两种东西都是驱邪的常用工具，与道教关系密切。城里的道教宫观也在端午节准备大量的“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橘”，分送贵宦之家。[40] 即便是市井中以看相为生的“看经道流”，也会准备这些东西送给自己的老主顾。这些端午节物大致分为四种，粽子和橘子是食物，经筒是佛道经卷，符袋和灵符属于符箓，卷轴则是端午所赏的绘画。明末文震亨《长物志》中讲到适宜在端五悬挂的绘画有“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笔端阳景、龙舟、艾虎、五毒之类。”[41] 孙思邈被称为“孙真人”，《观画图》中的孙思邈驭虎画轴，正是文震亨所讲的“真人”之一。

《观画图》中，这四类端午节物除了粽子和橘子外，大多具备。身披眼睛圆牌的游方郎中手中拿着的是一道符，道医展开的是一幅供端午展阅的画有真人像的卷轴，而佛道经卷，则很有可能出现在画面左边。《观画图》中与画中药摊相对应的，是团扇左边的一张黑漆高脚桌，桌面不大，呈方形。上面摆着一面桌屏，紧靠桌屏是一个黑色的长方体盒子，再旁边摆着一个圆盘，圆盘上放着一瓶花，周围还有几个瓶子。这张桌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倘若对比一下宋元以来的绘画，我们会知道，这张高脚方桌，实际上是一张“供桌”，用来摆放香炉、花瓶或其它装饰物。传为宋徽宗的《听琴图》中，抚琴的皇帝身旁就放着一张类似的黑漆方形高脚桌，上面摆着香炉。【图14】《观画图》的这张供桌上面放着不少东西。那个长方体的黑盒，从大小和形状来看，很有可能是一个经箱，用来放经卷，以备念诵或供养。经箱可大可小，摆在书案上的小型经箱尚有一些年代较早的实物，苏州瑞光寺塔出土过一个10世纪的花鸟纹螺钿黑漆经箱，长35厘米，宽12厘米，高12．5厘米。日本还藏有一件十二世纪平安时代的莲草纹莳绘经箱，长31.8厘米，宽17.6厘米，高12.1厘米。这两个经箱都是长方形，大小相仿，这是为了存放经卷。装裱成手卷形式的经卷长度一般为30厘米左右。《观画图》中黑漆木盒的尺寸和形状，不可能是梳妆盒，也不是药箱，它摆在供桌上，大小与经箱相仿，其功能也应相同。除了供养经卷，这张供桌上还有圆盘托着的一瓶花，花的种类无法辨识。供养鲜花可能是与供养经卷有关，此外也是端午节习俗之一。端午时，家家户户无论贫富，统统要供养鲜花。《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 [42] 供养的鲜花多是端午的应景花卉，如蜀葵、栀子花等等。《观画图》供桌上的鲜花和经箱，恰恰都是端午的必备之物。

图14：《听琴图》局部

我们会发现《观画图》的图像与端午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柄团扇，应该就是一把精巧的端午画扇。如此一来，画中的所有场景似乎一下子都串联在了一起。我们现在知道，画家之所以要在团扇中绘制一个与医药有关的杂剧，其实是为了端午。他在选择医药杂剧的时候，并没有选择那些讽刺庸医的滑稽剧，而是描绘出两个良医形象，一个是以采药、卖药为主的道士医生，暗示出端午的采药习俗，以及端午与道教的关系。另一个是身披眼睛图案的游方郎中，他并没有通过望闻问切来治病，而是手拈一道符咒，暗示着端午节的灵符。为了强调端午辟邪，画家在草药摊上画上好几个常用来驱除鬼疟的动物头骨，其中那个正面朝向观者、满口獠牙的凶恶动物，似乎就是鬼邪所害怕的震慑力量。

我们现在还知道，画家之所以要在团扇上再画上两幅绘画图像，也与端午有关。团扇正中展开一半的孙思邈驭虎画轴之所以能够作为整幅画的“画眼”，是因为孙真人图像是端午的点题。而药摊上的小孩骑黑犬形象则是为了保佑儿童的健康。儿童是最容易受邪毒侵扰的人群，因此端午节也是为儿童辟邪禳灾的节日。

我们还可以知道，为什么《观画图》中出现了如此多的红色：孙思邈身着红袍、骑犬小儿身穿红衣肩扛红旗、游方郎中臂搭红布、遍体龙纹的滑稽丑角身披红衣、观看孙思邈画像的那位底层百姓头巾上也有一点红色，甚至草药摊上摆着的神农偶像，腰间扎着的也是一条红腰带。红色是辟邪的颜色，也因此成为端午的流行色。

《观画图》还引出一个问题：描绘杂剧图像的卷轴绘画，究竟意义何在？画家为何要在用于日常欣赏的卷轴绘画中描绘来自于杂剧表演的图像？《观画图》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角度。画中的杂剧图像，并非随意选择，而是与绘画的观看与使用场合密切相关。既能以诙谐的图像娱人眼球，又能够以医药主题契合端午，还可为团扇的使用者禳灾避邪，有谁不想拥有这么一件构思巧妙的端午节物？

至此，我们对《观画图》的解读将告一段落。这柄小小的团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体验古人的图像世界的机会。对于现代观者而言，一幅古代绘画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此。     

[1] 《长物志》“赏鉴”，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册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877页。

[2]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3“赵元帅”，叶德辉宣统刊本。

[3] 周贻白：《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文物精华》1959年第1期。

[4] 关于孙思邈的民间传说，可参见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5]  黄休复：《茅亭客话》卷8，《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務印书馆，2006年，册347，258页。

[6]  《隱居通議》卷1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册286，759页。

[7] 《列仙全传》卷5，32页。

[8] 曲研斌主编：《中国招幌辞典》，“药铺”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53页。

[9]  长松纯子：《<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不老叶”小考》，《戏剧》2007年第4期。

[10]  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10页。

[11]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3“药王庙”，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101页。

[12]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册4，卷52，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2961-2962页。

[13]  画上有干支年款，可能为1410年，参见Stephen Little ed.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p.334.

[14]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头骨，参见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p.334.

[15]  Wilt Idema伊维德, “Skulls and Skeletons in Art and Stage”, in Leonard Blussé and Harriet Zurndorfer ed.,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Erik Zürcher. E.J.Brill, 1993. p.212. Jeehee Hong洪知希, Theatricalizing Death in Performance Images of Mid-Imperial China. De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p.397.

[16]  黄小峰：《乐事还同万众心：货郎图解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

[17]  韩吉绍：《炼丹术与宋代医用丹方》，《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8]  药方中的猢狲、猴狲，都是指猕猴，《普济方》中有解释：“猕猴一名猢狲。”猕猴是最常见的猴类，也即我们平时动物园里最常见的猴。

[19] 《普济方》卷37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册252，48页。

[20]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全集》册3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357-358页。

[21] 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186页、213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第4期。杨富斗：《运城西里庄元墓戏剧壁画刍议》，《中华戏曲》1988年第1期。

[22]  陈高华：《元代的医疗习俗》，《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

[23]  《普济方》卷200，《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册250，104页。

[24]  （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8， 258页。

[25] 《太平广记》卷210“顾光宝”，《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册347，665页。

[26]  《益州名画录》卷中“蒲延昌”，于安澜编：《画史丛书》册4，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28页。

[27] （北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34，册中，《书辋川图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120-1121页。高符仲，疑即高无悔家中人，高永亨，字无悔，将军，当时驻守蔡州。 

[28]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1，“妊娠食忌”，景泰七年内府刻本。

[29]  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绪论”第1页。

[30]  Jeehee Hong, Theatricalizing Death in Performance Images of Mid-Imperial China.  

[31]  闻一多：《端午考》，收入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翁敏华：《端午节与端午戏》，《中华戏曲》第38辑。

[32]  （五代）冯贽：《云仙杂记》卷1，“洛阳岁节”：“洛阳人家……端午……赠遗辟瘟扇。”

[33]  《说郛》卷74，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册10。

[34]  （北宋）趙抃《成都古今記》：“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说郛》卷62下，《四库全书》本。

[35] （南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8，“端午”，203页。

[36]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3“五月”：“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匹段，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兼之。”

[37]  《梦粱录》卷3“五月”：“五日重午节……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艾叶、花朵簇拥。……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

[38]  （元）费著：《岁华纪丽谱》。

[39]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55：“五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

[40]  《梦粱录》卷3“五月”。

[41] （明）文震亨：《长物志》卷5〈悬画月令〉，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册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1881。

[42]  《西湖老人繁胜录》，《永乐大典》本，《续修四库全书》73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8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