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作为国家形象的“故宫”——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的中国馆建筑

时间： 2020.11.9

【内容提要】故宫对于现代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负载着旧王朝皇权与新造之国合法性的复杂内涵。本文所选取的案例正是民国新创阶段，借用故宫形象在世界博览会这一国际舞台上的出场。意欲向世界推介现代中国形象的中华民国，在展品、展览布置以及行销手段方面都力图抛弃旧王朝印记、呈现自己现代转型的一面；然而在可作为国家“面容”的展馆建造上，却继续沿用旧的政治符号——太和殿，以此表明其对国家身份的一种掌控。同时，在与西方遭遇时，以此历史经典建筑强调国家形象也成为标示身份的重要方式。这样的出场带有具体的历史情境，然而却也奠定了中国对外形象展示的基本理路。

【关键词】故宫太和殿世博会国家形象

引言

因为故宫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其形象的出场也往往承载着特殊的意涵。台湾学者朱静华曾在文章中说到：“在大多数中国现代史文献中，故宫博物院比其他博物馆更突出地展示出它作为中国建国的象征。但是，故宫博物院作为过去帝王的残余这一身份却与现代国家目标相悖。由于这种对立，在现代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国家背景中，显然地，故宫博物院的价值和意义不断被改写。”[1]本文所试图呈现的是，故宫形象在民国初创阶段的一次世界博览会上的出场以及负载的政治文化意涵。

在国际性展会中，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社会效应最突出的展览便是世界博览会了。随着近年来我国会展业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中国与世博会的关系以及自身形象呈现的问题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如若对中国参加世博会历程中的展品选择、展馆建设、陈列方式、组织及影响力量等因素进行整体性梳理，便能揭示出中国透过这一窗口向世界呈现自身形象的时代变奏和文化要义。而在这一综合展示当中，展馆建设可谓是国家形象呈现最为直观的“面容”，那么，作为国家“面容”的中国馆又具有哪些典型特征呢？

综观中国漫长的参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馆建筑形式带有某种恒定性，总是离不开中国古典建筑样式和传统文化符号的影子。牌楼作为展馆门户的方式几乎贯穿始终，展馆建构则经历了从如官衙、公署，模拟北京城墙、长城、孔庙，仿故宫、皇家居室的照搬传统；到“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借用传统建筑构件和装饰；再到近些年来拼贴传统文化符号和化用传统建筑构件为整体构型的阶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向外界呈现自身形象时所存在的内在关联。

而具体说到故宫形象在世博会上的出现，晚清时期已经有过仿故宫房屋的例子。而与此相关的，圆明园、颐和园、皇家居室等均曾充当过中国展馆的摹本。然而，1915年，中华民国参加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展馆仿造故宫太和殿则颇耐人寻味，它正反映了所谓现代国家目标与帝王残余相悖却又并立而行的历史状貌。

一、推介一个现代中国

1915年2月20日至12月4日，正值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的时刻，美国旧金山市举办了一场参展国达31个、参展品20多万件、总参观人数超过1800万人，盛况空前的世界博览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此次博览会的举办是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竣工通航，扩大运河的影响，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增进国际贸易，促进社会进步、以及世界文化与产业的勃兴。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筹备机构，筹办展会的事务职员由具有办展经验和办展热心的工商界资本家、企业家、文学家、政治家等组成。博览会参展内容囊括科学、文化艺术、工农业、矿产及工艺美术等众多方面，主展厅按物品的种类分为美术馆、教育馆和社会经济馆、文艺馆、制造业和各类工业馆、机械馆、交通馆、农业食品加工馆、园艺馆以及矿产和冶金馆等11各主要展馆，除此之外不少国家还设有自己的展馆。

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巴拿马世博会的举办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则美国政府是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西方列强，参会有利于加深两国友谊；二则新兴的民国物力凋敝，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唤起国民“商战”的意识，发展国家经济。[2]推崇参会者无一不强调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对于中国挽回利权，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工商业的发展又与国家的形象以及中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舆论界参会热情高涨的情形下，中国政府在接到美国邀请约一年后，即1913年5月，决定由农商部负责筹备参展事宜，并专门成立了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对展会的经办人进行了审慎的选择。而陈琪由于才识广博，屡次游历欧美，之前又担任过南洋劝业会总办，经办了一场规模宏大、卓有成效的博览会，而成为首选人物，经工商部提请，被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赴美赛会监督兼充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上任伊始，陈琪便提出参加巴拿马世博会的十大目标，并领导事务局展开一系列工作。比如编订规则，对各地筹备工作予以指导，尤其注重对展品的调查和改良；其次是，为了学习日本的经验，了解日本筹备巴拿马博览会的情况，中国组团参加了1914年4月的大正博览会。第三是举办地方性展览会，以作为赴展的准备和预演。最终为参展征集到了19个省的10万多件展品。[3]

临近世博会举办之际，中国政府派出了以陈琪为首，多达4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与会。3月9日中国政府馆正式开幕。当天馆门前高悬中美两国国旗，飞机盘旋空中，陆军列队阶下，中华会馆合唱队，美国乐队特来演奏。除中方代表外，美国政府代表、加州州长代表、旧金山市市长、会场副总理以及当地华侨商人等约有几千人出席了开幕式和欢迎式。这一天被会场总理特别命名为“中华日”。

那么受到如此关注的这次中国参展，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参展的展品。此时参展，国人的“商战”意识已经较之以前浓郁，故特别强调展出的贸易性质，而中国藉以打开贸易销路的还是以传统优势物产为主。但是，这些传统物产的发展也不无危机。1914年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便鉴于印度、锡兰、日本的茶叶盛行欧美，而中国茶呈江河日下之势，亟需改良以迎合国外人士的爱好，扩大自己固有的利权，特开茶叶出品讨论会，研究调查方法及包装办法，找出了许多应注意的事项。同时为了让占参展品一大类的丝业出品能够竞争得胜，他们也开会研究改良方法。[4]

除了这些传统型的展品，中国世博会团队和一系列的企业家、艺术家和教育者还力图借助这次盛会来向世界展现一个现代的中国。在世博会的“环球大厅”内，中国所展示的内容广涉小商品、艺术品、学校展示、教育成果以及广袤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分布等各方面。农业食品加工馆里有来自民国食品加工包装厂的大堆的肉罐头和海鲜罐头；矿产和交通展陈列了中国资本家与中国工程师共同经营的矿业公司提供的展品，以及国内的设计师和工作室完成的铁路设施模型。交通馆里中国展品的选择可谓十分严谨，整个展览的布局一丝不苟，陈列有相片、数据表格、地图、电气设备和大量模型，如火车头、卧铺车、煤车、货车、卡车、火车站、桥梁、汽船，以及来自上海单车厂的黄包车模型。显示中国邮政状貌的展品——邮递员的制服，邮票和中国详细的铁路线路图等也在展览之列。展览还专辟一个区域宣传中国的旅游景点，以图吸引海外旅游者来中国观光旅游。这些展览都在向外面的世界表明中国在工业和商业领域潜力巨大。世博会专员还引入现代的传播模式——广告，编订手册介绍广告技巧，试图以一种更统一、更专业的手法来向外界推介“现代中国”。（图一） [5]

图1.png 图一巴拿马世博上食品馆、矿物馆、交通馆、农业馆的中国部分

教育展品的展示也是中华民国倾注了不少心力的一环。在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辟出一个较大的展览空间用于展览中国学校和代表团成员的手工训练作品及工艺品。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名目下，大量刺绣和绘画被展出。由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孤儿制作的艺术和工艺作品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展览区域。其中还有一个大的摊位是给清华学校（1928年才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的。（图二）清华学校的展出，强调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教育联系。这所学校是在美国返回的中国庚子赔偿款的支持下成立的，该校的毕业生每年被选送到美国接受教育。这些展示表现了当时中国教育现代转型的面貌。

图2.png 图二清华学校陈列所

此次中国展品参展的陈列范围扩至工艺馆、教育馆、食品馆、美术馆、文艺馆、交通馆和矿业馆。不仅展品丰富、展陈面积广，而且展品布置颇为精心，陈列、装饰都大为改观。当然，它依然面临一些老问题，比如仿古为多、更新较少，较传统的手工业、农业等领域比重甚大，技术性较高的近代工业方面的展品相对缺乏，制造馆更是不见中国展品的踪影；再就是样式较贫乏、规格尺寸不统一、计量单位混乱等不足也为不少人所诟病。[6]但是，这仍算是近代中国参加历届世博会中最成功的一届。除了获奖众多，一些国际舆论也可作为参照。当时中国最大的参展竞争对手日本的报章评介说：“从前美国所开之赛会，其最形不振者，则中国之出品也。即任何馆出品均杂然乱投，绝无头绪可言。而此次与赛则大异其趣，即各馆之出品，其制品自身虽未见大有进步，而其计画及陈列等颇形阔大，使由此以进殆未可轻视”。[7]可以说，中国正是希望利用世博会这样的大规模国际交流场合，树立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形象，并取得了一定功效。

二、仿故宫建筑以造中国馆

既然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力图在国际上塑造自己作为新造之国的形象，而此届世博会也被认为是近代参展史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届。那么，备受瞩目的中国馆又是如何设计的呢？

亲身游历该届博览会的屠坤华在其著作中详细描述了中国馆构造：“馆式系参仿北京太和殿而稍稍缩小，左临加拿大馆，右邻阿真廷馆。前为广道，适与纽约市馆，暨伊利那省馆相对。后距暹罗馆约百步。再东折数十步为美术馆之西门也。大殿位于基之后身，循阶而上，入内殿焉。设有桌椅、绣屏、雕玩、字画。正面地毯为北京品，张设之物，精致优美，有文明古国之风。殿之左右，建有厢房各一，为办事员室。殿前左右为两偏殿，陈列细工家具，以及装饰物品。左殿楼上为监督办公室及会议室，右殿楼上为出品股之办公室。偏殿之外，东西有劝工房各六楹，陈列商家出售之品，闽漆赣瓷，宜陶青石，颇受欢迎。劝工房外右为六角亭，左为五层塔，尚嫌未能壮观。正门为牌楼式，门侧两旁隙地，商人集资建筑茶亭各一座，用意之良，似较诸国过之无不及也。馆周围以矮垣，为雉堞式，殿前为土门汀通路，中分方圆绿褥数处，稍有花树点缀。遥望门内，虽无崇闳之观，确不失为雅正。馆殿髹以鲜红大黄，此为全会场之所无，遥视之迨同禁地，有帝王家气象。”[8] （图三）

中华民国按照紫禁城太和殿来仿制了国家馆。我们知道，太和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南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与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天下观念紧密相关，是象征清政府统治的政治符号之一。这是不是和新国家的形象相违背呢？因为在其他方面，我们看到了此次中国参展对前清旧形象的坚决抵制。比如时人杨锦森在《为巴拿马博览会敬告国人》一文中谈到那些不适合赴展而又极易于放入展品中的物品时，首先就提到“龙”图案的商品。他说：“西人每谓龙为华人迷信之一端，然在前清，龙为国旗，故商品之图龙者，犹得免迷信之讥。今则民国新设，专制国之遗章，大应删除，断不可更任在赛品中占一位置。然吾国国货，绣货中最畅销于外洋者，为龙椅垫及龙旗，磁器亦有绘龙者，景泰蓝销行甚广，而其用龙者犹多广东银器，刻龙者亦多，如纸烟匣、手杖之类，刻龙者纷纷皆是也。即福建漆器，亦多图龙，其余各商品之以龙为商标者，更无论矣。凡此种种，均须排斥，一则以免人迷信之讥，一则以示人清室之亡。”那么在他看来，什么又是“可以增吾国之荣光”的物品呢？他提到了与之相对的绘有民国五色旗图案的物品：“如绣货、磁器、银器、景泰蓝、漆器、木刻物之类，均可以五色国旗为花。而如邮片图画亦可以绘吾国旗。更以此类推，则绸制五色小国旗，亦可多制。旧金山博览会开幕之日，适为吾中华民国成立之纪念日。当局者大可于是日在会场中举行民国成立第三年纪念大庆祝，遍赠购物之人以五色小国旗。此亦于吾中华民族之荣誉，至有关系者也，况又能为吾国赛品作一绝妙之广告乎！”[9]当然，杨锦森除了说明西方人对龙的不良印象之外，更多地是从树立民国新形象的政治与文化宣传角度来摒弃“图龙”物品的。

但在对待“故宫”的问题上，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者推翻了清政府，但在国际舞台上塑造自己的政治实体形象时，却又继续沿用被推翻者的政治符号，来发挥新的宗教和政治场所的功用，虽然这种功用与清朝早期的那种祭祀有着根本区别。这表明在中华民国参展者看来，“故宫”这一历史符号对于自身形象的塑造依旧不可或缺。[10]

在这里，还有必要补充与分析这个历史符号相关的另一细节。1915年袁世凯称帝，决定将太和殿的皇帝宝座撤除，其缘由是觉得太和殿的旧式宝座不够现代，下令另行打造中西合璧的一个新宝座。[11]袁世凯称帝既要显示其与清王朝皇帝截然不同的形象，即他要打造一个新宝座，但是却又要将宝座置于太和殿这一旧王朝皇帝加冕和举行国家重大仪式的特殊场所，来宣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权威。这个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回过头来理解在世博会上复制太和殿作为中国馆建筑的行为。而如果我们对照其他经历新旧更替的国家，比如法国，也能发现引发我们相关思考的有趣例子。在王权颠覆、法兰西共和国诞生一周年的纪念日——1793年8月10日，法国历代君王陵墓被下令摧毁与卢浮宫博物馆开放均选在此一天进行，摧毁旧的象征物，树立新的象征物对于新政权的确立至为重要，当然新的象征物同样需在传统基础上提供，以填补民众的情感空白。[12]

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中国馆复制太和殿的做法，当时就有人表示了肯定，说太和殿模型作为国家馆如若在前清政府会被视为亵渎而不可能付诸实施，这正说明中华民国已开启新途。[13]洪振强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从场馆命名和会场布置设施情形总结出晚清政府在国际博览会上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有两层涵义：“王朝国家”与“文化国家”，并非西方的以整体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形象。而1915年中华民国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则从馆名、馆式设计、会场布置、出品以及相关的维权斗争和国民外交看，所体现的不是晚清的“王朝中国”，而是具有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形象。对于巴博会馆式参照故宫太和殿设计，他认为不是为了宣扬传统文化，而是因为那是袁世凯的总统府驻地，并且是易于辨识的中国标志。[14]的确复制太和殿这座前清建筑作为中国馆，使得中国馆矗立在国家馆群体中显得格外突出，但突出的主旨是要发挥这一前清政治符号的威力，为新的礼仪与政治秩序服务，标示其政权的合法性。[15]从这种展示模式看，其政权观念里还没有完全割舍“王朝中国”的情结，同时它又和民族主义纠结在一起而获得了存在的十足理由。

图3.png 图三 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中国馆开幕全景照片

从国家馆出现始直至今天，世博会中一直都存在用历史经典建筑形式强调国家形象的国家馆，当然形式和内涵几经变化。[16]作为新起的中华民国，刚开始还没来得及全方位树立吻合自身诉求的新的建筑样式。按照人们的理想出现的“融合东西方建筑学之特长”的建筑范式——“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在1930年前后，才成为了中国官方建筑的标准式样。这种样式最初是由使用钢筋混泥土材料建造新的清代官式风格建筑的外国教会兴起的，而后成为中国官方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形式。采用“中国固有式”的真正原因，乃是要“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对民族性的要求使得建筑的精神作用和对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被突出强调。[17]1926年费城博览会和1933-1934年芝加哥博览会上，中国馆便采用了带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

图4.png 图四 1926年费城世博会中国展馆

图5.png 图五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中国馆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追求民族性与崇尚西化和科学性是两条并行的路径，并且都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所以舆论的导向总在这两种取向间摆动。实际上，从晚清起，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国家馆建造就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之中。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博览会中国馆式样“参酌中西”，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晚清政府试图改变传统形象的决心。但被人批评为“不中不西”“不知何取”，体现不出中国既有文明的程度。[18]（图六）当然也有人指出过于苛责这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展示是自尊心过重在作祟，没有考虑到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思量当时中国的窘迫局势和财力。当时的国外报纸《比京星报》也说：“房屋建筑，大小合中，样式极为特别，彩色鲜明，望之殊足悦目也。”[19]不过之后民国的几届参展建馆便都采用中国式房屋样式了。

图6.png 图六 1910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中国馆全景

评论家冯原分析说，中国展现“世界形象”的符号体系实际上在民国政府寻求由皇宫向民族建筑转化之际就已经奠定了。[20]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秦佑国也曾提出一个耐人寻思的问题：“1911年的政权更迭（满清王朝变更为中华民国），并没有引起建筑风格上的剧变……1949年的政权更迭(中华民国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终止30年代在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大屋顶’、‘民族形式’。两次政权更迭在政治上讲，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都未引起建筑风格的剧变。”[21]作为对外形象展示的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尤其突出地映证了这一点，而1915年故宫太和殿形象的出场已经奠定了中国输出形象的模式。

余论

朱静华根据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如何展现自我的进程，将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中华民国成立至1925年故宫博物院开放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外开放的只是紫禁城的外朝区域，逊帝溥仪和其小朝廷仍居于紫禁城内廷，皇宫既是私有的又是公有的。她认为这时的故宫博物院并不被认为是国家地位的象征，待到完全开放后，故宫才开始更明显地扮演象征国家身份地位的角色。获得独一无二的国家身份的第一步是掌控，而第一阶段的权力和掌控问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22]

如果这样的话，此时的政府正处于一个谋求掌控国家身份的阶段，以已经掌控的外朝区域的太和殿这一核心建筑作为摹本来建造中国馆，对于刚刚建国的中华民国的权力象征作用便显得尤为突出。而与此同时，它又需要与旧王朝划开界限、展现一个现代国家的形象。于是，体现现代化诉求的出品和推介手段与标示国家身份的皇家建筑便被并行输出，这种国家身份标示的欲望在以西方作为参照的世界舞台上显得更加强烈，以致于贯穿在现代中国对外展示的整个脉络中。

注释：

[1] 朱静华：《故宫之为文化的再现：中国艺术展览与典律的形成》，徐婉玲译，《美术馆》2008年B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上海经世文社辑：《民国经世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575-4579页。

[3] 谢辉：《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杭州：浙江大学，2005年。

[4] 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1916年，第31-34页。

[5] 苏珊（Susan R. Fernsebner）：《一个预置的紫禁城？——记1915年中华民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肖笛译，《美术馆》2008年B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

[6] 谢辉：《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杭州：浙江大学，2005年；王水卿：《民国时期中国与世博会关系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

[7] 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1916年，第286-270页。

[8] 屠坤华：《万国博览会游记》，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

[9] 上海经世文社辑：《民国经世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581、4583页。

[10] 苏珊（Susan R. Fernsebner）：《一个预置的紫禁城？——记1915年中华民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肖笛译，《美术馆》2008年B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98页。